苏轼的经历，苏轼是守旧派吗？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出身在一个比较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和父亲弟弟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苏轼的一生是在政治斗争中度过的。“庆历新政”失败以来，士大夫阶层中仍然酝酿政治革新运动，一些局部的改良也渐次展开。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就考取进士，做了地方官，就迅速地卷进了这个浪潮。这时期的政治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二十大岁考“制科”时的试卷《进策》和稍后二年的《思治论》中。他在文章中分析了当时经济，政治各方而危机四伏的情势，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提出了革新弊政的要求。他对于具体的措施也作了一些探索，但大都只是治标的办法，像“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更表现了他最初的保守倾向。

　　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1069），苏轼刚从四川服完父亲丧礼回京，政治局面发生新的变化。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创置三司条例司。这次变法运动打击了享有封建特权的豪族地主阶层的某些利益，其雷厉风行的政治声势，更轰动了整个暮气沉沉的官僚机构。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首先从庆历嘉佑时代的高唱改革变成了反对改革的中坚人物。

　　后来，一批守旧的封建士大夫逐渐联合起来，这时苏轼的政治地位已有所提高，和那些故相旧臣又有密切的联系，也就跟在他们后面反对新法了。他或在《商鞅论》中借古喻今，或在《拟进士廷试策》中借题发挥而在《上神宗皇帝》中，则是公开的全面攻击了。企图动摇神宗对新法的支持。这种阶级偏见正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中的糟粕。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他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曾据外地的实际见闻，尖锐地指责过差役法所给予人民的严重危害；而在这时，却认为役人由乡户承当，是像“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那样的天经地义，说什么贵族官僚们失去特权，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负担力役，就会使他们“必怨无疑”，从而竭力诋毁王安石的免役法，他这一时期的立场无疑已经转到守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