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苏轼的后继者没有开辟新的道路，反而更狭窄了？

　　词这一文学样式，虽然在北宋中叶，经过苏轼的努力，扩大了它的内容——由主要描写儿女艳情的窄小范围扩大到吊古伤今、悼亡途别、说理咏史、感叹身世和描绘山川风物的各个方面，确实扩展了词的境界，活跃了词的生命，为它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但到了北宋后期，文坛上的词手们，又把它引回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内容狭窄的老路上去。就是苏门诸人中最被苏轼称赏而且在词的创作上有较高成就的秦观，也不能沿着苏轼所开拓出来的道路前进，有时也像柳永一样，还不免有“词语尘下”的缺点。

　　黄昇《花庵调遇》中说：“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日：‘喋虽无趣，亦不至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这个故事和秦观全部的词作，都说明他和苏轼是走着不同的道路。秦观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虽然都比柳永的词略高一筹，但内容的狭窄却是相同的。和秦观同时代的周邦彦，在内容上走回头路这一点比秦观还要走得更远。

　　为什么苏轼的后继者都不能走他所开拓出的比较广阔的道路，而偏偏要走那条许多人已经走得烂熟的途径呢?

       这虽和作者们个人的生活超历、才能、学识各方面有关，但主要的因素，却是当时腐朽的就治阶级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北宋到了它的末期，特别是宋徽宗（赵佶）当国的年代，之虽然赵宋王朝和外族的矛盾、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都日盆尖锐，政治腐败，国防力量薄弱，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不时发生农民武装起义，整个国家已潜伏着败亡的危机，但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却比北宋初期、中叶更加穷奢极欲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酣歌狂舞的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官僚的普通风尚，即是说统治阶级已超进入了它的溃烂时期。

       为这种腐败的现象必然会在作者们的笔下反映出来，像周邦彦这样御用的词人，他们的词笔自然只能以酒色和风花雪月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