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宋代文坛上的积极影响，他有什么代表诗？

　　王安石对文学的看法和欧阳修、梅尧臣的大致相同。他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至于形式之美他认为只能从属于这个目的。

　　他在《上人书》里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毫无保留地肯定的作家只有杜甫一人。不过，他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这是他在艺术观上的局限性。

　　“务为有补于世”，这确是王安石文学活动的根本精神，尤其是他的诗和文章表现得更明显。王安石的文章主要是一些有关，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即使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这样的游记和短文，作家也不放过大发议论的机会，所以给人造成一种艺术感染力较弱的感觉。

　　然而王安石在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史上的影响却是不容漠视的。他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在以文章为政治服务和巩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他的政论交在唐宋几大家中是突出的。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答司马谏议书》等作品都是为变法服务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表现了作家“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在表现形式方面，王安石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政论文，不管是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简洁，概括性很强，这正符合论说文的“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文心雕龙：论说》）的要求，所以历来都把它们当成政论文的典范来传诵。

　　王安石还有些脍炙人口的小品文，如《书刺客传后》和《读孟尝君传》，这些评论历史人物的作品，绝无苏洵等文章家的诡瓣气息，笔力雄健，富有感情，文风峭刻，读其文可以想见他那种刚毅果断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在诗歌上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文章，这是因为他的不少写实、咏史和写景的作品内容充实，艺术上也比较动人的原故。他的反映现实的作品面很广泛，提出了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像《感事》、《兼井》等篇就是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来描写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