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诬陷作诗毁谤神宗,苏辙作证澄清
但是,当他进去一看,又发现司马光的儿子竟不在灵柩旁边。一问,原来又是程颐的鬼主意,说什么那样不合古礼。苏轼十分气愤,便顺口讽刺了程颐一句:
“伊川先生(指程颐)可真是个粗俗的叔孙通呀!”大家一听,都觉得这句话正中程颐的要害,不由得心中暗暗叫好。程颐心中自是不满,于是两家便结下了仇隙。
伴随着大地主大贵族保守集团的专制统治,政治上的黑暗腐败现象一一暴露出来。有的边防将领,敌人入侵时闭门不出,反而受到朝廷奖赏;有的边防将领谎报军情,敌人杀掠万人,他向中央报告说没有死亡一人。广东有个岑探,举起反抗大旗,包围新州,政府派童政“救围”,童政竟杀死无辜人民数千人;还有些吏卒,屠杀妇女冒充男子首级,用以请赏,政府也不管不问。恢复差役法以后,老实农民身在官府支差,贪吏狡猾,多方侵吞,比从前痛苦十倍。
苏轼为人心直口快,对这些现象难以容忍不言。他敢于触犯权贵,抨击现状,揭露黑暗,因而得罪不少人,他的政敌就多起来。首先是以贪污著名的御史赵挺之,连接上表攻击他,诬陷他。
苏轼替太后起草的吕大防拜左相的诏命,其中有“民亦劳止”的句子,这句话出于《诗经》一首讽刺周厉王的诗。赵挺之抓住不放,指责苏轼毁谤神宗,把神宗比为暴君周厉王。
几年前苏轼在扬州竹西寺墙璧上题了三首诗,末一首是这样的:
此生已觉都无声,今岁仍逄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这首诗写他得到朝廷准许,将在常州居住,以后不再有政事累身,恰好今年又遇上一个丰收年,心情是很愉快的。这首诗是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写的,而神宗是在这年三月五日去世的。御史们可捞到一根大稻草,据此指责苏轼写诗庆祝神宗去世,大逆不道,完全失去了臣子的良心。
这个指责非同小可,调查时需要苏辙作证。
“家兄三月在南都,就听到神宗驾崩的噩耗,不可能是五十六天后在扬州才听到。”子由替哥哥想出了更好的辩解,“诗中的‘好语’,我相信是家兄下山时听到了哲宗陛下即位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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