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原标题：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缘起：本文是接受一个报社记者的通信采访，他为我列了近十个题目，而我挑选了其中四个作答。由于我没搞清记者的真实编辑用意，写了好几页发过去，没曾想记者是一组采访合在一起，只从我的稿子里面挑了几段话。由于不想浪费自己的成果，所以干脆对文章重新进行思考，增加了资料和出处，对有些段落进行的改写。

　　尽管唐五代江南史一些基础问题的探索取得不少成果，但学术界对江南历史的思考仍在继续，并不断推进。前不久，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了若干研究中他在思索的论题，希望我也能作些回应。这些内容，的确是以前我在研究中没有进行太多的思考，或者是研究中涉及到了，但没有系统地作为专题提出来，因而在考虑中显得比较薄弱。今天把这几点思考写成文字进行回答，力图想解决这几个江南史研究中的问题。当然，我的思考肯定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只是想提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

　　一、唐代的江南有多大

　　安史之乱后，诗人杜甫在他乡重逢旧友李龟年，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是开元年间宫里的着名乐工，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特承顾遇”，安史乱后流落湘潭。研究杜甫诗的学者认为杜甫此诗写于天宝之后，作于潭州。如此看来，杜甫说的的江南是指唐代中期今湖南一带。

　　稍后一点，诗人白居易有《忆江南词三首》，其中第二首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第三首说：“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前者指杭州，后者指苏州，白居易的江南显然是指长江下游地区。

　　其实唐代诗人以“江南”为题的诗歌还有很多，比如李群玉、罗隐有《江南》，于鹄、李益、储光羲有《江南曲》，张籍、杜牧有《江南春》，仔细地看一下他们的诗，发现诗人笔下的江南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诗人所指也有共同的地方，即谈论的地域都是在长江以南。实际上，就唐代而言，“江南”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个概念在不断变化，因而人们的所指并不完全一样，范围有大有小。

　　秦汉以后，一般“江南”指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主要指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而长江下游的今皖南、苏南一带，因为长江大体是呈南北走向，常以“江东”着称。如周振鹤认为这一时期“江南的概念大于江东”、“江南其实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南的含义”。李伯重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江南是个地理方位，“并非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区划”，长江以南都是江南。在开皇八年诏书中，隋文帝谈到：“巴峡之下，海澨已西，江北、江南，为鬼为蜮。”这里的“江南”应该是指长江中下游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六朝定都建康，北方人称南方政权为江南，长江下游自然是被作为江南的一部分。如卷四八《杨素传》谈到“江南人李棱等聚众为乱”，而作乱的江南人大多在京口、晋陵、苏州一带。长江下游的长江以南部分除称为江南外，也称为江东、江左、江表。如《隋书》卷二《高祖纪下》隋炀帝开皇八年，文帝的诏书谈到“有陈窃据江表”，卷四八《杨素传》谈到“上方图江表”。

　　“江南”这个地理方位概念，到唐代成为一个具体的地区概念，被指称为固定的地域。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将天下分为十道，长江以南岭南以北的广大地区为江南道。周振鹤认为这时的“江南”应该是最名符其实，长江以南地区全部称为江南，包括原先所称的江东地区。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江南道分成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黔中道。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时人将其简称为江东，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时人将其简称为江西。中唐以后，江南西道一分为三，自西至东依为湖南道、江南西道、宣州道。宣州道相当于今皖南地区，后改称宣歙道。江南东道也屡有分合，最后一分为三，分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和福建道。杜甫诗歌所指的时期，就是唐代从盛转衰的天宝之后，因而他所用的概念，实际上是唐代前期的，江南当然是包括湖南地区。即使是开元后期江南道一分为二，湖南道仍然是在江南西道中，因而称其为江南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然而，正是在唐代中后期，“江南”这个地理方位概念与行政区划的渐渐结合，“江南”概念的内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人们所指的江南常有宽狭多种称法。宽者，沿用传统称法，如杜甫一样，用唐前期的江南道概念，即使在政府的一些文书中称江南，仍然包括今江西、湖南地区。唐文宗（827-840）在《令御史巡定诸道米价敕》中谈到派御史“于江南道巡察”，但这个江南道却是包括了“江西、湖南、荆襄”。即使到了五代后期，在金陵建立的南唐，常被北方的国家称为“江南”，而南唐实际控制的地盘主要是今江西、皖南和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唐代末年，庄布访皮日休，因故没有见到，遂“以书疏其短失”，结果大家都想争着看这篇骂人的文章。皮日休的儿子皮光邺，“尝为吴越王使江南，辄问：‘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没想到有人说最流行的是庄布赠皮日休的一篇文章，“光邺大惭”。南唐被称为江南、江表，实际上没有使用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沿用了传统，长江以南皆称为江南。

　　也有人将“江南”专指江南西道。如天宝五年，唐玄宗在一个敕文中谈到，韦见素“巡山南东、江南、黔中、岭南等道”，而另一位官员“巡淮南及江南东道”，将江南和江南东道对应，显然江南是专指江南西道。陆羽《茶经》卷下《八之出》中并列谈到浙西、浙东、江南三个概念。其时宣歙划进了浙西，因而他的江南是指今江西及以西地区，内中包括了鄂州、袁州、吉州等，江南实际上指的是江南西道，而江南东道在中唐人的眼里是两浙。一些帝王的诏书中将江南和浙西、浙东、宣歙并列。如大历元年常衮为代宗写的《命诸道平籴敕》谈到各道要设多少防秋兵，“其岭南、江南、浙西、浙东等，亦合准例”，江南就是单指江南西道。唐穆宗长庆二年派卢贞“往浙东、浙西道”，李行修“往江南、宣歙等道安抚”，这里的江南与代宗敕文中所指范围完全一样。当然，人们更会将江南西道简称为江西。如懿宗咸通三年的《岭南用兵德音》中，谈到“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应该是当时最常见的用法。

　　不过中唐以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有很多人称的“江南”专指浙东、西和宣歙三道。如《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曾谈到唐宪宗元和三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东道旱”，江南和江西并列，就只能是指江南东道地区。皇甫湜谈到顾况“从韩晋公于江南为判官”，“入佐着作”，“为江南郡丞”。韩滉于建中二年五月任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直至贞元三年二月卒于任上。据《新唐书 方镇表五》，建中二年时，“合浙江东西二道观察置节度使，治润州，寻赐号镇海军使”，因此皇甫湜谈到的“江南”实际上是指浙东、浙西地区。宰相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为亡妓谢秋娘作曲，本名《谢秋娘》，后改名为《望江南》，亦称为《梦江南》，宋人指出：“盖德裕所谓江南多指京口”，“大率唐人多以润州为江南”。这儿的江南就是指两浙地区。

　　唐代后期，江南的概念实际上并没有固定下来，有大小之分，按目前史书中的记载，既有用传统的说法，又有指江南西道，但更有指称浙东、西和宣歙三道。其中指浙东、西和宣歙为江南的虽是后起，却渐渐被人们接受，而且使用上越来越多。北宋至道三年（997）全国被分为十五路，唐代的浙东、浙西划分为两浙路，宣歙道及唐代江南西道地区划分为江南路。江南路分为东路和西路，江南东路指江宁府、宣州、歙州、江州、池州、饶州、信州、太平州等地，简称为江东路，而江南西路大体与今江西相当，简称为江西路。两浙路的地域是指今镇江以东的苏南地区，加上浙江全境。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宋代人的“江南”概念仍然不定，有时称江南路，有时称两浙路，而一些人干脆直接称为“江浙”。当然，更多宋代人所指的“江南”，渐渐移向两浙，两浙路成为江南的核心区域。

　　总体看，“江南”这一概念所指地区有越来越小的趋势，但唐末五代至宋初，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不过将江南指向两浙地区，已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

　　二、江南社会风气是怎样转变的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社会风俗是以勇猛善战而着名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谈到吴地人“皆好斗，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此后人们一直认为“吴阻长江，旧俗轻悍”，“吴人轻锐，难安易动”，江南人“好剑客”，“好剑轻死”。南宋范成大编《吴郡志》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说：“华谊论云：‘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不过这种局面到唐代的史书里发生了转变，谈到江南人是“俗好儒术，罕尚武艺”，“人尚文”，“吴人多儒学”，说明从唐代以后，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着根本性的转变。

　　这种转变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应该和北方士人的迁入和江南学校教学的兴起有关。此外与宗教化民成俗的功能也有一定联系。

　　西晋以后，为躲避战乱，北方的衣冠大族纷纷南渡，将北方文化的精华和传统带到南方，江南是南迁北方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而且他们往往又是政权的把住者，因而在他们的影响下，江南的社会风气大有改观，风俗澄清，“道教隆洽”。如东晋余杭县令范宁“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己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那些在政治和经济上有较高地位的士人自然想让自己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江南学校制度的建立就有了社会条件。士大夫阶层以崇尚礼仪相标榜，他们使社会走向“慕文儒，勤农务”的良好风气。当然，要使社会面貌改变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的，六朝时期的教育制度并不够完善，教育对社会风气的改变只是初步的。唐人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

　　唐代，北方衣冠大量来到江南，对南方的社会礼仪规范有重要影响。如苏州是北人南迁的重要聚集地，史云：“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就连唐末温州也有很多衣冠居住：“隋唐阐海隅之化，而江浙尽为衣冠。”南唐时，都城金陵士大夫更为集中。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南迁士族对社会风尚的形成作用十分明显。

　　唐代，江南各州县都建立起学校制度，尽管州县学的规模一般，政府并没有更多发展学校的具体措施，但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在学校教育制度、学校教育管理以及教育理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这些毕竟对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苏州州学，李栖筠为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时，“又增学庐”，扩大规模，并延聘名师执教，河南的褚冲和吴何员等大儒从北方前来任教，将不同的学术观点带到学校，使学术争鸣和探讨有了条件。苏州州学按规定只能有学生60人左右，结果“远迩趋慕”，学生有数百人，是中央政府规定人数的几倍。之前，李栖筠在常州就有大办教育的举措。代宗永泰年间他任常州刺史，在夫子庙西“大起学校”，估计也是扩大校舍，增招学生，因而我们看到唐代中期的常州是“文治煟如也”。再如唐代昆山县学经县令王纲重建后，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学习，而且还“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不接受学校教育就会被人瞧不起。

　　此外，民间私学发展较快，既有士大夫家里的家庭教学，又有个人私相传授的私学，同时在一些乡村地区有一定规模的乡学。这样的重视教育，到北宋更进一步，“时州将邑长，人人以教育为己职”，《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三认为“州郡不置学者鲜矣”。如欧阳修在《丁君墓表》中说：“庆历中，诏天下大兴学校，东南多学者，而湖、杭尤盛。”丁宝臣“为教授，以其素所学问而自修于乡里者，教其徒，久而学者多所成就”。大量兴办学校，使得江南人才辈出，文化素质提高，江南办学传统至宋代可以说完全建立。

　　重视教学的风气形成，直接导致文人士子文化素养较高，读书人在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中不断取得成功，如苏州、常州等地区，中进士和明经的人数特别多。苏州唐代进士及第有50多人，单状元就有7位，常州的进士、明经也有数十人。顾宏义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等材料统计出北宋时期，平江府出状元1人，常州府2人，湖州府1人，南宋时平江府出状元3人，常州府1人，共计8人。在全国共118位状元中，吴地占了6.8%左右。教育的成功，促进了民众的文化水准普遍提高，更多的人参加科举考试，并进入官僚队伍。重文重教育的风气，彻底改变江南的社会风气，到了北宋以后，江南士人几乎是人人崇尚教育，从而造成人才辈出。完备的教育体系，有效地发挥了学校教育在教化育民、化民成俗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时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官吏，有效地解决了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毫无疑问，学校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江南社会尚文风气形成的重要因素。

　　江南地区自南朝以来养成了喜淫祠、好佛道的风气，宗教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民众文化意识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到了唐代，江南民众更是利用神灵消灾怯病、赐福避祸，他们希望神灵提供一个风调雨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来保证他们生产丰收、生意兴隆。苏州东阊门之西有泰伯庙，“每春秋节，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也无虚日”。这种神灵信仰，一方面是民众文化意识的一种传承，百姓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寄托，向往美好生活，对众神敬仰发自内心，另一方面，众神信仰有着浓厚的现实意义，很多供奉的神灵都是以前的一些官员，他们在任期内政绩显着，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后人就纪念他们。佛教的教化功能南朝至唐代表现十分突出，江南百姓向往佛国乐土，如佛教中的净土宗在唐宋之际渐渐把发展重心移向江南。杜牧谈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宋人谈到佛教流入东南，“梁武帝事佛，吴中名山胜景，多立精舍。因于陈隋，浸盛于唐”。佛教提倡的很多教义，满足了普通老百姓对人生的追求和向往，对江南的民风民俗的改变有着一定的作用。可知，唐五代时期，宗教对民众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民众常常会以自己特有的态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方式来创造各种神灵，赋予它们不同的神性，来护佑自己的生活。这种特有的宗教气息，对各种信仰的依恋，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

　　江南百姓重教育、广信仰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好文轻武的性格特征其本形成，从而造成很多人做事讲究条理，遵守种种官私法规条例，安分守己，外表敦厚，内在坚强，向往美好生活，坚信通过自己的勤劳能获得幸福生活，很少想用暴力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安史之乱发生后，浙西地区出现了一些外来兵变形成的骚乱，而内部的民变很少，因为缺乏社会基础，江南的文化传统往往决定了人们不愿反叛政府，只愿靠自己的努力来创造美好生活。

　　不过，在江南唐宋以后形成的重文重教风俗的同时，还有一种重商崇奢风气也在渐渐出现。唐代以后，江南地区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城市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城市商业对周围的辐射力增强，城市内出现了特殊消费阶层。城市内聚集了很多士大夫、文人、富豪和官员，他们在城市中过起奢侈的生活。大城市中消费阶层的庞大，必然对城市经济有所要求，对社会风气产生较大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应该说，这是对江南出现城市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为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饮酒作乐、游玩山水。如杭州是文人士子游玩的一个好去处，杭州刺史李播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即使到五代时期，广陵王父子周围仍有一大批文人在苏州玩乐饮酒。宋凌万顷《淳佑玉峰志》卷下云：“洛阳衣冠所聚，故多名园；夜市菱藕、春船绮罗，则足以见吴中游适之盛。”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到来，他们将自己的爱好带到了江南，江南城内兴起了建筑园林的高潮。

　　江南地区的农业，也是商业化意识浓重。水稻等粮食作物大面积种植，培育出了许多优质品种，有的纯粹是为了商品生产而种植；江南粮食贩运至全国各地，不但远距离的粮食贩运贸易相当兴盛，而且在江南本地市场的销售亦十分繁盛，一些地区的粮食缺口往往是靠市场来补充。江南种植了大量的经济作物，呈现出了规模化的特征。随着江南人口的不断增多，各级市场的扩容，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增大。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趋势和【农产品(000061)、股吧】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对江南社会起着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地方市场的勃兴，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市场的广泛出现是一个重要信号，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标明了江南商品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集市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乡市场联系日益加强、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趋于活跃的产物。农村集市的大量涌现是江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晶，它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和交通便利处。这种自发产生的集市一般称为草市，也称野市、小市、村市、桥市等。还有一些在特殊商品出产地附近出现的市就直接以商品命名，如鱼市、桔市、茶市等。我们发现，唐代江南有明确名称的草市约20多个，主要分布在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基本上集中在江南北部，是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村市场的广泛出现，对唐代江南农村社会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使大量的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商品生产领域，卷入到商品生产之中。受市场商品的需求影响，为追求利润，一些农民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改变了农作物的品种。一些农民直接面对市场，他们按市场的要求来调整生产计划和品种结构，以实现农产品的商品化，获得更多净收益。至两宋时期，农村市镇大量出现，而且不少市镇带有区域色彩，商品都是江南特有的纺织品和鱼盐，使农村地区商业全面繁荣。

　　从历史的传承看，自唐至宋元明，社会重文、重商的风气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风气总体上并没有中断，而是一个逐渐的累积过程。唐代的重文风气改变了两汉前的重武风尚，而宋代的重文风气随着科举名额的扩大和学校大量的建立，其影响更为深刻和广泛。重商重奢的源头，应该是在唐代，但宋明时期随着城市和农村商业的发展，这一特点显得更为明显。这样的社会风气，在江南并没有中断，相反随着唐末宋代北方士大夫的不断南下，商品消费的扩大，重文和重商的风气更为加强和流行。

　　三、唐前期江南的经济水平有多高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户口大量增加，经济发展快速，社会财富大量积聚，富裕程度提高，再加上社会秩序平稳，唐朝处于发展的顶峰，人称“开天盛世”。杜甫《忆昔》对这种富足有详细的描绘，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样的一种社会殷实富足，并不是诗人的故意夸张，而是真实的社会状况。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同时期的江南也是这样的富足？抑或是另一种状况？以往，我们一直认为江南的开发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情，开天盛世主体是指北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那么，江南的情况如何呢？

　　唐初，经过了动乱之后的江南地区人口比较稀少。我们根据《旧唐书》卷四○《地理志》、《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的记载，可以看到江南道各州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依次为杭州（18.97）、润州（16.05）、常州（13.17）、湖州（11.86）、婺州（10.81），越州、睦州、苏州、括州、台州都不到10人，最低的台州只有2.92人。

　　当北方出现开天盛世时，北方的户口数达到了唐朝历史上的顶峰时期，而江南各州的户口数，我们发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幅度甚至超过北方。和贞观十三年相比较，至天宝元年，江南地区户增长率为381.2% ，口增长率为538.3%。同期全国户增长率为195%，口增长率为312.7%。如果按人口密度来看，江南一些地区的变化更是惊人。如常州每平方公里人口增长了68.3人，润州增长了67.7人，婺州增长了56.6人，杭州增长了53.3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达50人以上，农业基本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实际上已经足够。如果超过或接近100人，大体已经达到农业精耕细作的需要。实际上江南地区在开元天宝年间，不少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告别粗犷型的发展，开始向精耕细作的方式转变。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江南地区的农业必然是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认为天宝年间江南人口的猛增，“应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育种史上的技术革命以及交通的发达”等原因导致的。反之，人口的快速增加，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向前发展。

　　一般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不少地区出现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如果说这是整个唐代的大致情况，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具体到每个阶段，水利建设的局面却是各具特点。

　　浙西和浙东在唐代共有96项水利建设工程，其中唐前期有21项。唐前期有1项时间不详，其他的20项中，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则天时期7项，玄宗时期9项。如果我们与同时期北方主要农业地区进行对比，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的。如唐前期河南和河东地区有水利工程46项，其中高宗武则天时期为15项，玄宗时期为11项。当然，工程有大有小，并不能简单用数量来说明问题，但这些数字也可以告诉我们，高宗武则天时期，南方在渐渐兴起水利工程的建设。如果只拿开元、天宝这个时期进行比较，南方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我们可以推测，当北方水利工程建设全盛时期，南方也在快速建设。

　　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其重大。海塘的修筑，从此可以使塘内的土地免遭咸潮侵蚀，在淡水不断冲刷下，大量的农田可以种植庄稼，垦田面积越来越大。在农业较快发展下，人口导入明显，数量增加，从事农业和渔业者生活能够得到保障。海塘对中唐以后江南农业开发意义十分重大。特别是广德年间在太湖东南地区的嘉兴屯田，出现了“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局面，这与海塘修筑密切相关。可以确定，中唐安史之乱后江南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国家重要的财赋之地，与玄宗年间一系列重要水利工程的修建密切相关。农业基础打在开元年间，而成效显现在广德、大历年间。

　　我们已经看到，唐代前期，江南农业生产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准。玄宗开元间，中原地区粮食缺口增大，江南粮食曾被大量运往北方。裴耀卿改革漕运后，三年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以后崔希逸为转运使，每年转运一百八十万石。中唐以后，江南农业当然有着大步向前发展的事实，但开元天宝年间早已有了快速发展的态势。

　　开元天宝年间，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也已经有较高的水平，在不少行业上颇具特色，与同时期的北方手工业相比较，已难分伯仲。

　　以丝织业为例。现有史料记载的唐前期江南丝织业资料，大都是反映开元天宝年间的状况。一是江南几乎每个州都有丝织品的生产，二是江南有8州生产特殊丝织品。汪籛先生认为唐代前期主要丝织品区有三个，其中吴越是三者之一，当然他也指出江左的丝织品工妙犹不足与河北、巴蜀地区相比。唐代后期，江南丝织业有更快的发展，但这种较快速发展的基础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奠定的。开天时期江南布纺织十分普及。《唐六典》卷二○“太府卿”对“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进行了分等，其中江南的调布等级如下：第一等：润州火麻；第二等：常州苎布；第三等：湖州苎布；第四等：苏州、越州、杭州苎布；第五等：衢州、婺州苎布；第七等：台州、括州、睦州、温州苎布。江南各州几乎都有布作为贡和赋。

　　《通典》卷六《食货典六·赋税下》云：“（开元二十五年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又云：“按天宝中天下计帐……课丁八百二十余万……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从开元二十五年开始，江南大部分州租折纳成布，转漕至北方。在天宝计帐中，江南的丁数，约占全国总丁数的23.17%，是全国纳布人数的42.2%，是全国输布总量的55.07%。从这个数据而言，开元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单就布这个手工业产品而言，在全国已经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全国一半的布是江南制造。

　　不难看出，正因为有了开元盛世时南方经济的快速崛起，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才能有力、快速地替代北方，大量粮食运向北方，成为“国用大半”的财赋的中心。所谓“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局面的形成，没有玄宗时期奠定的发展基础，中唐以后是不可能会轻易地出现这样的局面的。也就是说，开天盛世时期的南方，其实已经为国家财赋重心的转移准备好了基础条件，一旦北方陷入战乱，南方在短时间内就能挺身而出，支持政府的财政费用。因此，安史乱后的财赋重心南移，既是偶然的，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

　　开天盛世时期的江南，经济发展十分快速，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是我们在谈论开天盛世及江南经济中唐以后的发展时，不能勿略的一点。

　　四、苏、杭为什么是天堂

　　唐五代时期，苏州和杭州发展较快，在全国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越来越大。唐末韦庄有《菩萨蛮》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唐代人不断用诗词来描绘江南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优美，向往江南舒适的生活。至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引时人的一句谚语，更是令人大吃一惊：“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意思是指天上最美的是天堂，人间最美的是苏杭。南宋人的眼里，苏州和杭州是江南最美丽、繁荣与富庶的两个大城市。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有依据的。因为宋朝人另有一句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当然几个城市相比较，范成大认为“湖固不逮苏，杭为会府，谚犹先苏后杭”，苏州在杭州前，两个城市都远超其他城市。

　　苏州在唐五代江南城市中，是规模最大和商业经营最为活跃的城市，所谓“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面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被称为“雄郡”，“东吴繁剧，首冠江淮”。苏州城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市内商人云集，“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刘禹锡当刺史时，就说苏州的赋税，“首出诸郡”，综合经济实力为江南各州之首。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杜牧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意为苏州第一，杭州第二。苏州城内的人口达数十万，特别是唐后期在一般城市人口下降的情况下，苏州不降反升，大历年间进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因此范成大认为“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是江南区域内最主要的经济中心城市。

　　杭州位于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外，“当舟车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唐代杭州的商业相当发达，人称“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行商坐贾，热闹繁盛。中唐时期，杭州城内户数已超过一万，是个人口超过十万的大城市。杭州是沿海的一个重要港口，从福建、岭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鱼盐大贾所来交会”，是“通商旅之宝货”的重要贸易城市。司马光感叹杭州的经济发展较快，说钱鏐筑扞海石塘后，“钱塘富庶，盛于东南”。特别是杭州在唐末五代成为吴越国的都城后，“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成为东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宋朝王明清《玉照新志》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如果说杭州在唐后期城市发展尚不及越州，但在钱氏建都后，其繁荣绝对是超过越州，与苏州并起并坐。柳永《望海潮》说北宋初年的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而欧阳修的描绘更是把杭州说成是一个东南的商业大城市：“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从这些古人的诗文描述中可知，苏、杭两州到唐五代至宋初，是江南最发达的城市。他们的发达具体来说在这样四个方面比较明显：

　　一是城市的商业比较发达，四方物资会聚。苏州城内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前来经营的商客。刘禹锡有诗谈到：“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五代吴越国孙承佑请人吃饭，指着桌上的盘子对客人说：“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粟，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这并非是夸张用语，恰恰反映出杭州城的商业供应十分繁盛。

　　二是城市规模庞大，风景优美。苏州城周四十二里，而杭州在唐末五代多次修筑后，城垣凡七十里，是江南最大的城市。苏州城内六十坊，河道纵横，棋盘状分布，十分规整，所道“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苏州附郭县吴县和长洲县各管三十坊，今六十坊名称《吴地记》都保留了下来。苏、杭都是环境特别优美的城市，曾担任过两州刺史的白居易写下了很多赞美的诗。如谈到苏州：“吴中好风景，风景无朝暮。晚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谈到杭州山水，他认为江南无出其右：“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又说：“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羡若耶溪。”

　　三是城市人口众多。吴融有诗云：“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陆广微《吴地记》记载苏州唐后期有户十四万三千多户，扣除各县的户数，苏州城内总人口推测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而杭州人口在成为吴越国首都后也是猛增。后周显德五年（958）四月，杭州城内曾发生过一场大火灾，“城南火延于内城，官府庐舍几尽……被火毁者凡一万七千余家”。这场大火只是烧毁了杭州城的南部，我们推测其时杭州的实际住户最起码在三万户以上，或许会达到四万户左右，因而城市总人口约在二十至二十七万之间。

　　四是城市文化繁荣。由于大量园林修建，苏杭两州附近山水明秀，造就了城内人们游玩之风盛行。如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诗人李白、杜甫、顾况、杜牧等曾驻足苏州，流连歌咏。杭州西湖是士女优游娱乐之所，“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是游乐者的天堂。城市内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歌舞表演深受人们喜爱。张祜谈到杭州的柘枝：“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蛾暂起来。红罨画衫缠腕出，碧排方胯背腰来。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袎摧。看着遍头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这种西域传进的少数民族舞蹈，舞女跳时流波送盼，含情脉脉，是一种半脱衣舞。唐代城市正月十五日晚上一般都有放灯、观灯的习俗。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谈到杭州：“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而苏州的正月十五晚：“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妇女们自由出外观灯游玩，穿上漂亮的衣服，成群结队，信步游走于灯海人潮之中。

　　白居易曾说：“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杭州在中唐是以风景优美着称，苏州是以经济上的富足傲立江南。杭州远胜过浙东各州：“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苏、杭两城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南宋，平江府仍是江南运河上的重要城市，而杭州成了南宋的都城，城市发展更上一个层次。在这种情况下，时人谈到杭州时说：“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杭州被比喻成完美的地上天宫。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谈到苏州时说：“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这些都是共识，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五、江南文明是中原江南化吗

　　江南文明，是长江流域文明自身发展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南多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浪渚文化、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江南文化古遗址不断发现，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说明，长江流域的文化是一种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文化，与中原是属于两个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体。总体上，史前时代，长江流域的文化虽然也有很高的水准，但发展水平慢于中原地区。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化也与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发生了频繁和密切的交流，如浪渚文化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中原地区也发现有浪渚文化的遗物。

　　先秦时期，江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人们断发文身，信鬼占卜，相传泰伯、仲雍是从中原来到江南，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先后出现吴、越两国，楚国的文化也曾传入，比起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江南的发展是落后于北方的。秦汉时期，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江南地区虽然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发展与北方有一定的差距，其时国家的基本经济区都是在中原地区。六朝时期，随着北方士族及普通百姓的大量流入，江南文化以其自身的特点向前发展着。北方带到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农业管理思想，都融入到南方的文化中。不过南方的发展自有特点，在一些社会制度和具体的措施上，南方优于北方，常会被北方人接受。从这一点上说，唐以前江南文明并不是简单的中原江南化，而是江南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包括北方中原文化的结果。

　　隋朝统一南朝后，随着有意识的消灭南北差异，江南文化与北方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江南经济在唐前期发展很迅速，但总体实力不如北方。中原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努力将江南打造为国家的财赋中心，随着北人的南迁，北方精耕细作集约化式的农生生产方式传到了南方，同时大力开垦荒地，使江南在国家财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就隋唐时期而言，唐前期北方经济发展较快，江南虽也有不小发展，但速度尚及不上北方。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南方畅开胸怀接受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要求，而其时北方的发展几乎停止不前，从这一点说，接受了北方思想的江南文明，在中唐以后发展变快，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

　　五代吴越和吴、南唐时期，江南地区不但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同时接受外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乃至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国家，都与江南有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同时又不断输出他们的文化，在江南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契丹等，越过北方的中原政权，与江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北宋时期，江南在国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尤其北宋灭亡，大量的北人南逃，很多士大夫都紧跟着皇室来了杭州附近，在嘉兴、松江、苏州等地纷纷定居，他们将北方的生活方式带到南方，与南方传统相结合，将南北文化融合，创造出了新的江南文化。很多望族世代在江南地区居住，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比如松江府，大量的北人前来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南宋魏了翁说：“吴中族姓人物之盛，自东汉以来，有闻于时。逮魏晋而后，彬彬辈出。……而居华亭者为尤着。盖其地负海忱江，平畴沃野，生民之资用饶衍，得以毕力于所当事，故士奋于学，民兴于仁，代生人才，以给时须。”就是说，华亭地区历来就是士人大族居住的地方，由于这里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华亭士大夫最主要的特点是“奋于学，兴于仁”，刻苦学习，讲究仁义诚信，最后出了大量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来的士大夫大量修筑文化意境的园林，玩赏山水、烟光，把酒弄诗，悠闲自得。宋元时期来到江南地区的官宦士子数量增多，他们不但对周围产生了言传身教的影响，而且很多士大夫意识到教育对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尽力协助官方兴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大族世家一般都从小培养子弟读书，走科举登第的道路，从而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南宋末年至元初，仍有部分士人望族南迁，寻找生活的新机会。

　　从这些方面而言，江南文化是有独特的发展轨迹，与中原文化并不完全一致，但江南文化在前进的过程中与北方的中原文化是密切相关，江南文化深受中原的影响。江南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实际上就是南方传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结合体。

　　我认为唐五代人的“江南”概念在发生变化，有大、中、小几种称法，但总体上所指区域在越来越小，而指向两浙地区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江南人的社会风气在两汉时期是崇尚武艺的，但魏晋以后渐渐发生变化，至唐代以后，江南人崇尚儒术和教育，这其中变化的原因主要和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后重视教育、科举和信仰宗教有关；苏、杭两州经五代至宋初，被人称为天堂，其发展主要是在唐代中期以后，在城市商业、规模、人口、文化方面是当时最为繁华；江南文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但不是简单的中原江南化堆积。

　　（本文收入《近代江南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2月。经作者授权转载。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