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

　　原标题：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

　　11月1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2018年学术年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之“当代中国史学四十年名家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许宏、严耀中、杨国强、孙江、李剑鸣、沈坚六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回顾和反思了四十年来的史学研究。

　　其中，许宏教授从考古学界对“夏王朝”的考古学论证问题谈起，讲到了争论背后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严耀中、孙江两位教授则以图像史学、新社会史、概念史为切入点谈到了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学界的西方学术潮流以及相关的思考，杨国强教授则从个人体会谈了谈他对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反思。

　　许宏：夏王朝是否存在如何成了一个问题

　　本次论坛在名称上冠之以“当代中国史学”，或许令一些读者稍有疑惑：许宏教授不是做考古的吗？对于这一点，许教授在发言一开始就做了说明：我是一位坚持考古学本位的学者，但我绝不认为，考古学应该游离于史学之外。考古学和历史学不是兄弟学科，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才是兄弟学科，它们应该共同致力于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是方法和手段而已。

　　在这次论坛的演讲中，许教授回顾了考古学界对“夏王朝”的考古学论证问题的探索历程。他指出，论争的关键是“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之类的问题。这一问题历经数代学者而终未有定论，许教授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现任队长，在他之前的两任老队长，要么认为二里头遗址先夏后商或主体是夏，要么认为其主体是商，而他则不肯言夏。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争论不休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的是什么问题？

　　问：夏王朝是否存在？许教授说：在中国学术界的话语系统中，“夏王朝是否存在”根本不是个问题，相信夏王朝的实际存在是探索夏王朝的认知前提。“夏王朝肯定存在，它存在于东周和汉晋之间人们的口中和笔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当然存在，但作为政治实体是否存在，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人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些说是属于夏王朝的盆盆罐罐该怎么解释呢？许教授说，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中国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有浓厚的证经补史的传统，在文献中有夏；而在考古学中，进入到偏早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因为考古材料不充分，而又没有第一手的，尤其是有纪年的文献记述的支持，这时候把考古遗存和文献中的记载对照起来所做研究，只能是推论和假说。例如，在与夏商文明有关的都邑遗址的判断上，除了洹南殷墟因为有甲骨文的佐证被确认是武丁—帝辛的都城殷之外，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都有不止一个推断为具体哪座王都的选项。既然是推论和假说，自然也就无定论可言。

　　许教授说，夏王朝是国人一个拂不去的梦，我们一直在往前追。这在我们通常谈起早期历史的话语中也可见一斑。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这样的历史分期叙述基本就是我们最常识的认知，许教授在演讲中，特别就这一点做了剖析，他认为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是混淆了几个不同的话语系统，前后不是同类项。

　　对于早期历史，有这么几个不同的话语系统。所谓夏商周，即基于文献而言。而从考古学上来讲，一般以遗址所在的小地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然后再用当时典型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一个大的时代，比如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二里冈时代、殷墟时代。而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则是以器具工艺来划分的，其后是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所以，当我们在石器时代之后，就说到夏商周，这里面是不是就有衔接上的逻辑问题呢？许教授说，从学理上讲，谈早期历史一直存在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只是到了殷墟时代二者才得以合流。

　　夏鼐先生于1977年提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许教授认为这一界定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和结局——这个结局就是不可能有具体结果。因为这个界定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和具体的族属的概念，而这些都不是考古学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考古学擅长宜粗不宜细的，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时段观察。”许教授说，“什么是真实客观的夏文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疑问是，当一个议题久议不决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考虑其思路和方法上出了问题，而这是不是这个学科的真问题。”

　　最后，许教授说，中国考古学正在经历转型，从物质文化史为主的学术潮流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考古，对于这个转型我们是乐观的。中国考古学落后欧美三四十年，各种思潮正在涌进，但关键不是该不该吸收汲取的问题，而是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他再次呼吁，考古学应该超越王统的考古学的思维，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

　　严耀中：四十年来史学研究跨学科趋向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经历的变化，跨学科几乎是各个领域都会谈及的一个问题。在这次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教授谈的就是“史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的倾向”，严教授说，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跨学科不算是什么问题，凡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所以史学研究的对象包罗万象，于是也就有了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所谓的二级学科，在这些之下还可以继续分，比如经济史又有财政史、贸易史、土地制度史等等。但新的史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倾向，不是在于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和互相交叉，而是彼此交换观察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如现在经常被提起的“数字人文”学科，如果利用超大型计算机的运算来解析复杂的语言和历史现象，比如分析某一时段内所有文献里二个行政部门出现的概率和使用情况，就可以阐释当时行政系统的重心所在和政治背景。这至少是史学、计算机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结合。另外，严教授举了三个例子以说明。

　　一是借助工艺技术的分析复原古代贸易情形，比如玻璃制品。以前研究古代贸易，完全是利用文献记载来做，而现在可以将考古上发现的玻璃器皿进行工艺技术的分析，看其中石英或其他成分的不同组合，不同的地方玻璃制品的制作工艺不同，成分配比也不同，由此可以找到出土的玻璃制品的原产地，并由此描绘出古代贸易的交往路线。

　　二是前几年关于曹操墓的研究和讨论。当时遗址中保存有个头盖骨，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来看，其年龄和曹操差不多，但是不能确定是否是曹操。复旦大学韩昇教授和遗传学研究团队合作，一是用DNA测试的手段，二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现在的曹姓族群进行调查，试图由此确定墓葬中人是不是曹操。目前DNA检测的路子暂时是走不通了，因为时间太久，社会学的调查仍在进行，虽然尚无明确结论，但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典型的例子。

　　三是历史图像学的研究。严教授说，以往历史研究的重头都在文献上，但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文字，还有很多文字之外的东西。所谓历史图像学就是综合考古、艺术、民俗、宗教、史学、哲学等学科的观念与方法，主要对非文字的各种文化遗存进行考察整理和解释，使之尽可能地反应历史的真实状况。现在历史图像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原因之一是可以称为图像的历史遗物，要远远多于历史文献。而科学的发展又使图像释放出更多的信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美术、神话与祭祀》，还有巫鸿的《武梁祠》等。最后，严教授还以四方碑为例，详细讲解了站在不同学科视角下，四方碑所阐释出的历史信息。

　　孙江：谈社会史、概念史，究竟要谈什么

　　孙江教授曾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出版过《新社会史》辑刊，之后又在此基础上，与杨念群教授、黄兴涛教授等作为共同召集人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史学》辑刊。社会史、概念史都是改革开放后为应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冲击，中国学者所做的具有“全球本土化”特点的努力。孙教授作为践行者，在这次论坛上，他所谈的主要内容即由此展开。

　　孙教授首先谈及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旧史学的四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孙教授认为，一百年后的今天，如果将“朝廷”改为“地方”的话，中国史学存在相反的一面：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地方，知有群体而不知有个人，知有今务而不知有陈迹，知有理想而不知有事实。大而化之地讲，“国家”、“群体”、“今务”、“理想”等是现代史学所张扬的，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国族叙事的旨归；“地方”、“个人”、“陈迹”、“事实”等是在对现代史学反省的基础上出现的研究潮流，以前称作社会史，现在又发展出了新文化史。

　　1949年，齐思和先生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慨叹，与西方史学相比，“中国史学落伍了”。三十年后的1980年代，这种危机感获得了许多人的共鸣，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史学危机”。为摆脱历史书写单一化所造成的“史学危机”，社会史成为人们追捧的方向。其时，人们所理解的社会史，就研究领域而言，一是认为社会史研究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史，二是将社会史视为整体史。就研究方法来说，社会史强调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要用其它学科的方法来拯救历史学。这种理解和实践，有其时代意义，但存在问题。孙教授说，当时为了摆脱“史学危机”，我们所提倡的恰恰是西方史学正要抛弃的，比如我们说要建立整体的历史叙事，“年鉴学派”第三代要打破的正是整体的、结构的历史叙事；我们说要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人家要摒弃的恰恰是那种由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建构的历史叙事。这种信息不对称以及我们缺乏理论自觉，使我们对社会史的理解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这种状况令孙教授颇感沮丧，他坦言正是要告别这种社会史研究，才策划了《新社会史》辑刊，也才有了其后的《新史学》辑刊。

　　孙教授认为，社会史或新社会史研究应该回到生活的世界，这是社会史的初心所在。无论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还是德国的布鲁内尔的“社会史”，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对modern的怀疑，因此它从来就是反对僵化叙事的方法，在不断反省自身、超越自身。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把握社会史研究演变的内在脉络。对于国内学者所说的“社会文化史”，孙教授表示出疑惑。他说，社会史和文化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980年代中叶，伴随‘语言学的转向’出现的‘新文化史’与以往的文化史、社会史方法大相径庭，类似于我所说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重痕迹轻文字、重话语轻事实，重主观轻客观，重象征轻结构，‘社会文化史’到底属于哪个呢？如果鱼与熊掌都要，那么，要在社会和文化之间加一横——社会-文化史，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我还能接受。”

　　“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现于后十年，如果说社会史业已成为历史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话，概念史必将成为历史学的明日之星。”在社会史之外，孙教授还谈到了最近十年逐渐为学界关注的概念史。概念史与社会史具有天生的亲和性。社会史要回到生活的世界，要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人的思想与行为，就必须理解他们/她们的语言和概念，很自然地涉及概念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孙教授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概念史源于德国的学术传统，有其特殊的社会史、诠释学和政治学的底蕴。以“全球本土化”为旨趣的中国概念史研究，研究重点在梁启超《新史学》中所提倡的现代史学所关注的对象上，即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上。概念史方法认为，历史性基础概念既是构成历史结构的要素，也是观察历史进程的指标。孙教授提出研究中国化概念的四个标准——标准化、大众化、政治化和衍生化，认为可以通过“四化”的尺度，探究中国近代知识的轮廓，深化对近代的理解。

　　孙教授在演讲的最后回到梁启超《新史学》。在批判“四弊”之后，梁启超还指出旧史学的“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孙教授认为，现在很多研究恰恰相反，“能别裁而不能铺叙”、“能创作而不能因袭”。所谓“能别裁而不能铺叙”，就是“风马牛皆相及”，有话不好好讲，东拉西扯；所谓“能创作而不能因袭”，是指对人家的研究不尊重，把史学研究当成文学创作。为此，他建议：做研究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有话好好讲。现在是用电脑码字的时代，想要多少资料就有多少资料，想写多长就能写多长，因此磨砺汉文写作十分重要。汉文有它的特点，句子一长，不用看，肯定有错。第二是有理接着讲。不能别人讲过的，换个说法，添些新资料，照样讲，这是违反学术规范的。“我们的学术踯躅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断炒冷饭。现在流行‘青年论坛’，还有‘青年高端论坛’，想法很好，我告诫我的学生，你们不要和我研究一样的东西，否则你们永远不能成为你们自己。但是，以‘青年’为标题的论坛，除了出席者是‘青年’外，在问题意识、书写方式等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青年的痕迹。中国学术没有明显的世代更替，年轻人刚一跨进学术之门，借用尼采的话，就一夜之间满头灰发了。”孙教授说。

　　杨国强：八十年代以来的近代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的发言谈的是他所经历的八十年代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更着意于总体的概述和反思。

　　杨教授首先指出，作为一个思想时代，八十年代的特点，一是对此前十年的历史反思，一是随追求现代化而来的进步主义成为一种思想主导。两者的影响，都使八十年代的学术重心常在传统和现代两极之间，非常简约和明了。但又因简约而忽略了历史过程的复杂，因明了而舍弃了历史内在的深刻。当日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曾引人注目，而就其论旨、论域、理路而言，其实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论战并没有什么区别，相隔六十年，历史好像重演了一遍。六十年之前犹有两面论争，但六十年之后更多的是一边倒，因此虽然热闹一时，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则除了农业文明、海洋文明、黄色文明、蓝色文明之类杜撰之词以外，这种文化讨论其实并没有生成多少新的历史认知和学理认知。

　　具体到中国近代史，当时好像有两个学术热点，一是洋务运动，一是辛亥革命。前者被看成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后者被看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其间的因果，显然是对现代化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崇成了近代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叙述实际上是价值评判更多，而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并不能算十分具足。这些都决定了八十年代出产的东西能够留到今天而仍然久耐咀嚼的并不很多。但自另一方面而言，八十年代的学界有共同的关注，因此有共同的问题。与今日之流派各异，你说的不在我的关注之内，我说的不在你的关注之内相比，显然是一个长处。

　　杨教授说，九十年代以来的近代史研究很难描述，原有的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的划分虽然还在，但已经被各式各样别立名目的历史归属所淹没。要谈近代史，只能笼统地讲。与八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的研究是对八十年代宏大叙事的否定开始的。否定宏大叙事，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空”，“普遍性淹没具体性，思想淹没史实，论断淹没论证”。所以，从九十年代开始，这三十年的史学越来越推崇史料，由此促成了各种档案、文集、日记、书信、年谱、碑传、学案等等的大量出版，同时是人在其中，用心用力于搜集国内的地方档案，国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所藏资料，更加前所未有的，还有数据库建立的史料的大数据。这些都使今人治史，已明显地不同于往日。在这种取向之外，九十年代学术研究的另一个时趋是西方史学理论源源不断地进入，三十年来我们已见到了法国的年鉴学派、施坚雅的城市理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费正清冲击-反应说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等的次第而起，以及由此派生的口述史、医疗史、社会史、妇女史、观念史等等，与之相关联的是，跨学科成为学界流行的现象，社会科学的方法纷纷被引入本来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中。这些变化是以前所没有过的，随之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史学问题越来越多——曾经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都成了问题；史学的问题越来越小；史学社团越来越多；研究成果的产出数量越来越多。这个过程大幅度造就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丰富性、细密性和具体性。但三十年来造就了这种场面恢宏的东西，其自身的单面伸张和过度伸张，又会在积久之衍生出偏失。就我有限的闻见所及而言之，一是搜寻史料的功夫与解读史料的功夫不相对称。其结果一方面是新史料与新史料的同质和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同质；一方面是因史料之外的知识缺乏而看不出史料的联系和内涵，以致论文有新史料而并不一定有新见识，常见外观的学术规范与内在的学术涵义不相匹配。

　　第二，比起八十年代比较空泛的思想阐述，九十年代以来的理论各成系统，也因之而各自分界，理论既多，各色学派也多。而理论之受崇奉，则在于理论能够变成方法，方法能够成为捷径。杨教授引钱锺书的话，说西学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境界是水中之盐味，而不是眼里之金屑，即理论之为用只能实现于理论的内化，因此，在崇奉理论的同时，最好也能够想想真实的历史和具体的历史中，常常还有现成的理论罩不住的地方。中国人说的“史无定法”，西方人说的“历史是反方法的”，两者都是在指没有内化的理论，其实不是法力无边的。

　　杨教授说：九十年代以来，这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推崇史料，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整体的中国历史，推崇理论，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只看到各式各样的理论，而看不到贯通的中国史。这种偏失，造成了九十年代以来由否定宏大叙事开始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碎片化。其实就整体研究总是要分解开来才能深入而言，碎片亦是应有之义，但分开之后总还要回归到整体，否则被分开的片断既无来路，又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