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矛盾在山东问题上的体现

　　威尔逊理想主义表面上看是理想主义的，但其实它的实质上仍然是在维护美国的利益，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的。所以，威尔逊理想主义根本上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山东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威尔逊理想主义强调民族自决、集体安全、反对私密外交，按照理想主义本身，美国应该是极力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替弱小的国家伸张民族自决的权力，但事实上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处理，并不是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了美国理想主义的现实与利益之间的矛盾。

　　威尔逊在日本大肆侵华行动中，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不被日本排挤出中国，便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充当“调停者”。威尔逊把中国看作是其理想主义的一个试验场。中国是亚洲的巨大而贫穷的国家，把中国规划到其世界秩序的领导中，就表明其理想主义在亚洲的一个胜利开始。因此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在政治经济方面给中国方便，以便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文明、民主的国家，这无不体现其新秩序的思想。 　　然而，当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欧洲各国忙于战争，唯有美国能在远东与日本抗衡时，美国没有因中国的主权利益受损、理想主义被破坏，而冒险与日本对抗。而且威尔逊从一开始就否定直接卷入，扮演着“谨慎的朋友”。这位朋友一直遵守这条原则，从不过多的逼迫双方，仅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后，不得不有所转变，先后进行了幕后和公开的外交干预，提出了所谓的“不干预原则”。

　　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一战的结束是在美国理想主义的调停下结束的，并且提出了战后世界和平的构建。这为威尔逊在中国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把威尔逊视为“公理”与“正义”的化身，把巴黎和会上夺回山东权益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威尔逊身上。一大批国内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都对威尔逊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把希望寄托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寄托于威尔逊所倡导的国际联盟。并且还于1919年2月，由蔡元培、熊希龄等发起成立“国际联盟同志会”，以主张国际联盟及援助其实行，促进其发展为宗旨。时人普遍认为，一战的结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公理战胜强权”，一个正义的、和平的新世界(600628) 正向人们招手。

　　从实际情况来看，巴黎和会上的四巨头中，因英、法、意与日本早有密约，美国成为和会上唯一可能并且有力量支持中国的国家。美国支持中国，一方面是考虑到日本在东亚的势力已经挑战到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美国不可能放任日本在东亚独大，因此对于日本对中国的强烈欲望，不会熟视无睹坐等事态的发展。而且，当时威尔逊是想帮助中国的，尤其是在山东问题上。他认为山东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外国侵入中国心脏地带的桥头堡，要破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就应该破除日本在山东的非法侵占。另一方面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因素，理想主义为各国构建了一个和平时代的蓝图，美国应是这一新时代新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因此其要为理想主义现身说法，让各国相信理想主义所构建的世界新秩序，相信这一时代是美国的领导时代，展现美国的实力。

　　然而在中国各界都给予期望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初期的表现给予人们以振奋，但随着和会的进程，威尔逊考虑的各种因素和日本的威迫，威尔逊逐渐开始对日本妥协让步，放弃其鼓吹的理想主义。甚至为了安抚日本，完成其既定的国际联盟的组建和世界秩序的领导权，以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为代价来满足日本。这让时人大大失望，甚至由失望转化为愤怒，五四运动就是在人们不满和会处理中国山东问题而爆发的。

　　在和会初期，威尔逊还是支持和同情中国的。并且鉴于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与所有中德条约一律废止。因此由日本继承德国的条约权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日本提出对中国山东的无理要求时，威尔逊就毫不含糊的给予反对。而且在处理山东问题上，关于中国代表是否出席的问题，挫败了日本的阴谋，为中国代表团争取了一次辩护的机会。顾维钧回忆说：“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想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在威尔逊的支持下，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和会上进行了一场着名的辩论。

　　中国代表团辩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极为不安，开始采取各项措施。而恰在此时，随着和会的进程，美英法意日五国之间利益关系冲突加剧，在处理和会上的各种问题上出现分歧。其中意大利因为领土问题没有得到满足，以退出和会、不加入国际联盟的方式，来表达其不满。日本仿效意大利，也以此为方法以退为进逼迫美国，而日本所作正中威尔逊软肋。威尔逊理想主义以构建国际联盟为核心，建立国际联盟是美国实现全球霸权至关重要的一步，因此威尔逊在和会上的重要任务是把各国统一到以美国为领导的国际联盟里，以此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如果所谓五大国中的两个国家在国联问题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威尔逊成立国联的计划就难以实现，而这一计划是威尔逊参加和会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个人事业成败荣辱的关键。威尔逊面对日本的做法，不得不做已选择，是继续其理想主义，尊重弱小国家权力？还是选择国家的利益，构建美国的全球策略？毫无疑问地，威尔逊选择了国家的利益，以牺牲中国山东的利益来换取日本的让步。

　　威尔逊理想主义提出的复杂时代背景，就注定这个理想主义并非所公认的理想化，其实质仍是美国为其自身服务的。并且理想主义在实施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即理想主义自身与国家利益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山东问题上得到了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