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国国制颁布的背景和经过

　　甲午更张时期，朝鲜王朝出台了限制君权的《洪范十四条》。甲午更张流产之后，高宗李熙后来又开展了所谓的光武革命，巩固专制皇权的《大韩国国制》就是在这场革命中诞生的。那么，《大韩国国制》颁布的背景和经过是怎样的呢？

　　大韩国国制颁布背景

　　朝鲜王朝一直是一个封建国家，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本无宪法可言。近代以后，开化党等势力开始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1894年以后，朝鲜王朝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并于1895年1月7日颁布了《洪范十四条》。《洪范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限制君权的内容，已初步具有宪法的雏形。但《洪范十四条》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制定的，而整个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也是亲日派在主导，因此《洪范十四条》的影响不大。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亲日派倒台，甲午更张结束，朝鲜君主李熙（朝鲜高宗）也不断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高宗李熙加强君权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凝聚国家的力量，为在日本和俄国的夹缝中的朝鲜争取生存空间，避免因国家涣散或受制奸臣而使国家主权遭到损害。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高宗的权力逐渐达到顶峰。

　　然而，此时韩国也有相当多的人士仍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走议会政治的道路。“独立协会”就是议会政治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在首都汉城（今首尔）举行万民共同会，要求政治民主、伸张民权，韩国政府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独立协会的活动，如朴定阳、闵泳焕等。但高宗皇帝对于独立协会削弱君权的要求非常恐慌，一方面颁布诏敕五条，表面上同意独立协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指示御用组织“皇国协会”充当政府的打手，暴力破坏独立协会的集会，并在1898年12月底动员军队，用武力将独立协会镇压下去。独立协会被镇压以后，韩国国内无人敢问津君主立宪，君主专制逐渐成为韩国政治的主流。同时，高宗也决定以法律形式巩固专制皇权。在这种韩国政府对内压制民主、对外抵御外侮的背景下，制定了《大韩国国制》。

　　大韩国国制颁布经过

　　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高宗实行光武改革，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强化君权。从1896年到1899年，高宗先后通过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将高等裁判所改为平理院、最高裁判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亲总陆海军等一系列措施，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集于一身。另一方面，甲午更张时期出台的限制君权的《洪范十四条》已明显不适用了，故高宗急于通过新的立法来巩固他所获得的权力。1897年3月16日，刚出俄国公使馆没多久的高宗与群臣议事时切感立法的重要性，其中郑范朝强调：“近来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金炳始则主张颁布《朝鲜章程》，并提出了“旧本新参”的路线。于是高宗下诏“另设一所，折衷新旧典式、诸般法规，汇成一通，以为恪遵之地”。同年3月23日，“校典所”成立，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三名元老大臣为总裁大员，金永寿、朴定阳、尹容善、李完用为副总裁大员，顾问为李善得（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又作李仙得，美国人）、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英国人）、具礼（Clarence Ridgely Greathouse，美国人）、徐载弼（Philip Jaisohn，美籍朝鲜人）。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协会的领导人徐载弼参与校典所，虽然校典所是高宗与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等大臣议定后设置的，但他却最为活跃，成为校典所实际上的主导者，试图将独立协会实现君主立宪的主张引入校典所所制定的新法中。因此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金永寿等守旧大臣拒绝参加校典所会议，高宗亦对校典所不抱希望，校典所会议在1897年4月12日、15日、19日3次会议后便停止运作，光武改革期间第一次立法工作就这样流产了。

　　随后徐载弼离韩赴美、独立协会继续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而奋斗，最后在1898年12月底被高宗皇帝取缔，强化君权的障碍被扫除，韩国政局也趋于稳定。于是大韩帝国的立法工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高宗在1899年（大韩帝国光武三年）6月23日下诏设立校正所，7月2日改称“法规校正所”，以议政（总理）尹容善为总裁。8月1日，高宗命令法规校正所制定宪法，并添加3名洋员——议政府赞务李善得、铁道监督柏卓安、从二品具礼参与到法规校正所的事务中来。高宗在诏书中说：“法规校正所之权设，盖欲定法律一规模，使有改观之美也。在今万国通好之日，政宜广询博采。议政府赞务李善得、铁道监督柏卓安、从二品具礼，并议政官加差下，俾于论议典章之地，参酌新旧，务至妥善。”

　　1899年8月17日，高宗皇帝下诏曰：“有国者必颁示国制，以明政治及君权之如何，然后可使臣民式遵无违矣。本国尚无一定之制，颁示者未始不为欠典。其令法规校正所，商立国制，登闻取旨。”同日，高宗皇帝召见法规校正所总裁尹容善，议定官徐正淳、李钟健、李允用、权在衡、朴容大、李善得、柏卓安、成岐运、金永准、具礼和委员金益升、高羲敬、玄尚健，总裁尹容善进呈法规校正所拟定的《大韩国国制》文本，奏曰：“邦国之始立也，必先将政治之如何、君权之如何，着有一定之制，昭示天下，然后可使臣民式遵无违矣。昔我太祖大王诞膺天命，创业垂统，而尚无此等定制颁示者，盖有所未不遑也。我陛下以上圣之姿，建中兴之业，既已升进宝位，继又改定国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万亿年无疆之休，实基于是焉。则凡先王朝未遑之事，俱将有待于今日，此法规校正所之所以设也。而今伏奉诏敕，自臣所商立国制，登闻取旨者，乃敢摭取众议，援照公法，拟定国制一编，以明本国政治之为何样政治、君权之为何等君权。此诚法规之大头脑、大关键也。是制一颁，则千法万规自可迎刃而破竹，其于校正乎何有哉？兹已经臣所会议，谨将标题开录，请圣裁。” 高宗阅览完毕，说：“此奏本众议皆同，而外国人所议，亦可云乎？”尹容善说：“众议皆同，而外国人所议亦同矣。”高宗下旨道： “以此定制，颁示天下。”遂批准并颁布了《大韩国国制》，8月22日将其登载在《官报》上，正式昭告韩国官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