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承认多次篡改其回忆录史实，他为何这么做？

　　第五战区下辖军队，“二十九军在襄阳、南漳到处抢粮，殴打区乡保长，并夺取省府所征实物，人民除纷纷逃避外，自继及饿死者，襄阳一地已查明五十四人。六十七军亦到该处夺取实物，地方秩序紊乱，荆门已缴军粮五千五百余大包，蓄藏悉尽，人民以麦苗树皮充饥。三十八师仍日挨乡搜刮，均、郧两县应缴军粮，早已超过定额，驻军复催逼不已，民食一升一合，俱被夺取。”军纪败坏若此，以致何成浚称他们是“土匪式之军队”、“祸国殃民之军队”。

　　正因李宗仁的纵容，使湖北北部（湖北分属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战区）百姓的生活最为艰辛。战后主政湖北的万耀惶回忆，“鄂北第五战区，都是杂牌部队，最糟，当地粮食搜括净尽，要经由巴东、必山等县重山峻岭之区运川粮人境，全都调征民夫搬运，人力物力，损失不资，而人民无饭吃，有时还要买军粮。”

　　何成浚日记中说的二十九军、六十七军，皆为川军，正是万耀惶口中所谓的“杂牌部队”。李宗仁对第五战区的原川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可谓礼遇有加，自谓“推心置腹”。但其所图，则只是让杂牌军为自己所用，以对抗中央；至于这些部队祸害地方，李宗仁则坐视而已。

　　为推卸个人的战败责任，李宗仁几次三番篡改自己的离职时

　　间

　　在回忆录中，李宗仁一方面回避所属部队军纪恶劣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

　　其实同在湖北，陈诚所属第六战区治下的鄂西，情况就好很多。陈诚在鄂西各地设立“军民合作站”，“对过往军队直接负责，这样，军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对地方政府、当地民众胡作非为；军民合作站既代表军队向地方负责，又代表地方向军队保证。使军运畅通，安定了地方秩序，缓和了军民矛盾，达到了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目的。”陈诚同时身兼湖北省主席，在鄂西实行各项改革，颇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