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危机时期罗马军队对罗马社会和政局的影响

　　军队在古罗马历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三世纪危机时期，罗马军队更是左右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趋势，他们成为危机的主要制造者和参与者，对当时的罗马社会和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究竟三世纪危机时期，罗马军队对罗马社会和政局的影响有哪些呢？

　　3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帝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全面动荡，其时间之长，波及社会层面之广、危害之深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空前绝后。3世纪罗马社会爆发的全面危机都与军事危机有关联，尤其是政治上的混乱，几乎全都与军事变动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当时罗马军事领袖的活动入手，考察当时军队在国家政治管理方面起到的作用，军队与国家各种政治势力、权力机关之间力量的强弱对比，探究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

　　一、3世纪危机时军队对社会的影响

　　3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混乱时代，是充满“混乱与危机、萧条与无序、被侵入与暴力”的时代。经济衰落贫竭、内战频发连绵、外部威胁增强、统治者更替频繁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可以说，3世纪危机主要就是通过这四个层面集中表现出来的。而在这四个层面中，元首如走马灯般轮换、内战、内乱此起彼伏，外族诸部落入侵连连等都与军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兵变频发导致帝国统治者频繁更替

　　3世纪危机时政治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统治者更替频繁，元首轮番登基，造成了帝国政治上的动荡。在3世纪100年的历史中，共出现了26位国家元首，平均在位时间不足4年。特别是在公元235年—284年，元首更迭极为频繁，“……49年间，二十余名各色元首登上王位，许多反叛者都企图夺得王权”，仅238年一年就有6位元首，即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戈尔狄亚努斯一世(GordianI，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戈尔狄亚努斯二世(GordianⅡ，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普皮努斯(M.CloudiusPupienus)、巴尔比努斯(D.Caelius Calvius Balbinus)和戈尔狄亚努斯三世(GordianⅢ，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登基，其中5位被杀死；公元251年—268年的17年间，罗马帝国先后经历了伽鲁斯(Gaius Vibius Trebonianus Gallus，251—253年在位)、沃尔希亚努斯(Volsianus，253年，与伽鲁斯共治)、埃米里亚努斯(Aemilius Aemilianus Marcus，253年在位仅4个月)、瓦勒良(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253—260年在位)、伽里埃努斯(Gallianus，253—268年在位，其中包括与瓦勒良和埃米里亚努斯共治的7年时间)等5位元首的统治。他们平均在位时间仅为4年多，且无一人善终。影响元首权力更迭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兵变，“士兵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地废立元首”，军队左右了帝国统治者人选的确定，使登基后的元首听命，由此随意摆布国家政令；不顺其意的元首，统治时间断然不会长久，常常会被军队扶植的新代理人所取代。统治者更替频繁，必然会使政治动荡不安。

　　(二)军队动荡导致帝国内部战乱连连

　　3世纪时，政治权力并未能很好的控制军队，于是，这匹“脱缰的野马”抛弃了保卫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在自己的国家内摆开战场，展开了激烈的内部争夺战。同时，国家内部长期的军事混乱和残酷的剥削使得人民揭竿而起，被迫反抗。可以说，国家内战、内乱、起义连连，混乱不堪，军团、地方军队势力的兴起大大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国家政治生活动荡。

　　菲利普(Philipthe Arabian)当政期间，罗马多次和“蛮族”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了和平，罗马人常常赔款、让步，财政因此捉襟见肘。于是，菲利普在东方大肆增加税收，结果导致兵变。帝国内各军团趁机动乱，仅在245—249年间，不包括各种规模的人民起义，见诸于史端的大规模兵变就有5次。而在249年多瑙河地区的罗马军团反叛之时，本来派去镇压的图拉真·戴西乌斯(TrajanDecius)却被心怀不满的士兵立为元首，内战再次发生。

　　无独有偶，伽鲁斯(Gallus)当政时期，花钱买和平，金银换安宁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同哥特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被手下人推举为元首的埃米里亚努斯(Marcus Aemilus Aemilianus)不满于伽鲁斯的做法，与其展开激烈的内战。伽的军队在阵前立刻倒戈。

　　“30僭主”时期，罗马帝国“列国林立”，内战频发。东方帕尔米拉王国持续兴盛，直到奥来里安统治时，帝国才艰难地俘虏了其统治者“女大王”芝诺比娅；高卢帝国孤掌难鸣，最终遭到平定。除此之外，奥来里安还陆续镇压了各地的起义，平定了各地的割据政权，将分裂了十余年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自此国家内部纷乱不堪的状态告一段落。

　　3世纪初，一位被奴隶主称为“强盗”的人曾率领六百余人在意大利地区杀富济贫；公元238年，北非奴隶、隶农起义；273年，罗马造币工人起义，众多工人和奴隶响应支持；3世纪中叶，高卢地区爆发“巴高达”起义，农民、奴隶、隶农纷纷加入，还推举出了元首，自铸货币，沉重打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在此过程中，中央军队对内镇压起义暴动、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职能并未很好的发挥，职能的缺失最终影响了其作用的体现。

　　诸如以上的起义、内战在3世纪是不足为奇的。软弱的中央政府无力掌控政治局面，国家内部呈现出混乱、分散的状况。而军队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面对国内层出不穷的奴隶起义、暴动，军队积极充当其“帮凶”，不仅未能成为维持国家内部安定的“稳定剂”，反而趁机作乱，不断挑起内战，成为混乱局面的主要参与者和制造者。可以说，军队直接制造了帝国内部的纷乱，造成国家政治不稳定。

　　(三)军队内争削弱帝国边境防御

　　3世纪的罗马帝国除了内部的争斗，还面临边境上四面受敌的危险局面。长期以来，很多外族对罗马边境构成威胁，这让罗马人费尽了脑筋。吉本就曾说过：“在瓦勒良和伽利埃努斯统治时期，罗马的最危险的敌人是——1.法兰克人；2.阿勒曼尼人；3.哥特人；4.波斯人”，是帝国极为巨大的外部隐患。由于帝国的软弱无力，“二世纪里，在许多蛮族的部落那里(特别是直接与罗马边界为邻的)，发生了氏族关系迅速解体的过程”，分化出的显贵阶层热衷于夺取新的土地和财富，使得生活在国境外的蛮族部落活动程度大幅增加；以前慑于罗马军队被迫屈服的外族，现在则根本不把罗马帝国放在眼里，不断向帝国进犯。“敌人利用了罗马军队内争的机会，突破了罗马在莱茵河、多瑙河以及在东方的防御，横行于失去防范的行省……在北方，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入侵者增加了对帝国的压力，来势迅猛地越过边界，袭击了帝国的心脏地区”，边境上战火不断，人心惶惶。

　　公元251年，多瑙河外的哥特人在击毙罗马元首狄西乌斯(公元249年—251年在位)之后，又横行越过巴尔干，袭击了拜占庭城，攻扰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区。在帝国的西北部，法兰克人于256年起就出现于莱茵河下游，此后又进入高卢的中部和东部，并且在西班牙的东北获得立足的据点。在东方，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也乘机向西扩张，进攻叙利亚。罗马元首瓦勒良(公元253年—259年在位)率兵反击，结果竟战败被俘，成了波斯王的奴隶，也成为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巨大耻辱。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逐渐达到了卡帕多西亚。之后，日耳曼人继续涌入罗马，帝国境内满是“蛮族人”的足迹，随后帝国的元首、将军，终日被入侵的蛮族人所困扰，边境战事连连。

　　此时的帝国军队忙于国内争斗，其对外防御、保家卫国的公共职能受此影响而削弱甚至缺失。军队非但没有起到稳定帝国、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能，反而使罗马帝国乱上加乱，不稳定的因素激增。军队的内争为外族入侵罗马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条件，削弱了边境的防御能力，使边境危机成为当时罗马政治动荡的重要表现之一。

　　纵观3世纪危机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军队在政治变化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既是3世纪危机的直接责任者，也是危机的参与者，各种祸端的制造者。他们从国家的保卫者逐渐变为了国家动乱的根源，使原本就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矛盾激发，社会不再稳定，政治动荡不堪。

　　二、3世纪危机时军队对政局的影响

　　3世纪的军队通过自身的军事控制力、影响力使国家内部硝烟弥漫，而其忙于内争势必牵制了军事实力，削弱了对外防御的能力。同时，军队与国家政治生活中其他的重要角色，如元首、元老院和地方军事势力集团之间存在微妙的制约关系，军队通过制约其政治军事行政决策力而控制国家政治。

　　(一)军队与帝国元首的关系

　　在罗马帝国成长的过程中，军队由于国家对外征伐、对内稳定的需要而不断壮大。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带给国家极大的利益，军队的实力持续增强，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进入相对和平的时代以后，军队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国内政治领域，积极参与到以争夺国家统治权为目标的种种争斗之中，军队逐渐凌驾于政府和元首之上，左右着朝政变化、元首废立。可以说，进入3世纪危机时期，“军人元首时代”(BarracksEmperors)拉开了帷幕，“军事无政府状态”(Military Anarchy)悄然而至。

　　3世纪，军队选择元首代替了传统的收养、过继、血统继承等元首继承形式，元首的废立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意愿。对于罗马的元首和百姓来说，这时期的军队简直就是国家最大的威胁，是“定时炸弹”，需要处处提防，他们会在突然间拥立一位新的统治者，也会在某一刻杀掉元首，另谋代理人。“如果军队忽然对他们产生危险的好感，贸然声称他们有资格继承皇位，那他们便必会被定为消灭的对象。

　　公元238年，五个元首轮番登基：戈尔狄亚努斯一世(GordianI，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戈尔狄亚努斯二世(GordianⅡ，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普皮努斯(M.CloudiusPupienus)、巴尔比努斯(D.CaeliusCalviusBalbinus)和戈尔狄亚努斯三世(Gordian Ⅲ，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其中戈尔狄亚努斯一世的登基就是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的层层包围之下被迫进行的。当时的戈尔狄亚努斯一世年届八旬，他曾请求士兵念在他年事已高，给他自由，可面对士兵手中的利剑，除了遵从军队的意志，他别无选择。上台已是在军队的压力之下勉强进行，而这些元首最终竟也无以善终：戈尔狄亚努斯一世预见到自己不幸的未来，自杀身亡；其子戈尔狄亚努斯二世在内战中阵亡；积极地以“数量不菲的馈赠”笼络军队，希望“与其交好”的巴尔比努斯和普皮努斯也被近卫军拖出皇宫，百般凌辱后杀死。加上之前的马克西米努斯，238年一年中的5个元首之死，其中4个与军队的作用息息相关。

　　公元235年—284年50年的历史中，20多人轮番登上皇位，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惨遭“横死”——死于内战、死于近卫军之手、死于敌人的刀剑之下，极少数染病身亡者都可视为“自然死亡”。而平均两年左右一次的帝位更替，更是显示了当时政治的不稳定。“有的(元首)在位不足数月，几乎无人在位超过7年”，昆提里乌斯(Quintilius)在位仅仅17天。在这种毫无生命保障的情况下，元首只能惟军队马首是瞻、俯首听命，稍有不顺其意之举，就会被推翻，甚至被杀害。军队决定着元首的废立，而傀儡元首为维持统治也常常讨好军队。向前追溯，3世纪初的塞维鲁王朝元首就以金钱作为控制军队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卡拉卡拉只知道一味地讨好军队，放纵军队，这已为3世纪危机时元首遵从军队、讨好军队埋下了种子。公元235年，“军营元首第一人”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被上莱茵地区多瑙河部队推举为元首。他出生于色雷斯的农民家庭，是当时第一位士兵出生的元首。深谙军队作用的马克西米努斯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即是提高士兵的军饷，统治期间也极为纵容军队，对外战争中允许士兵任意抢掠，甚至为满足军队的各种欲求而提高国民税收，加紧掠夺富人、贵族；元首借各种藉口封赏军人，不断给予其金钱、军功，攻城略地之后大分战利品，这早已是惯常之举。

　　军队的飞扬跋扈造成了“军事无政府状态”，在中央政权疲软的状况下，一批批的“短命元首”轮番上演登基悲剧。正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评论：“曾经是国家仆人的军队，现在却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元首和军队之间原本应该是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但随着军队的腐化，两者关系变得复杂化。军队士兵的力量对于元首和军队长官来说，不可小觑，近卫军杀死元首并且公开拍卖帝国统治权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军队和元首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常常出现军队长官起来反对赋予其权力的元首，而受军队长官领导来保护元首的军队也往往起来反对长官和元首。军队由此控制元首，将帝国统治权集中于自己手中，从而达到操控国家政治的目的。

　　(二)军队与元老院的关系

　　随着帝国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力量的变化，军队、元老院有了互相牵制的意味。但十分明显的是，军队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上风。这主要表现在元首人选的决定问题上。它们都要考虑双方的利益与要求，甚至有时为了避免得罪对方，互相推诿责任，避免纠纷，但即便如此，军队仍是隐性的掌控者。

　　军队势力的极度膨胀让元老院只能享受名义上尊重，军队干涉、甚至决定元首人选的行为让元老院几乎没有真正意义可言。“元老院确立元首的传统变为了乏味的儿戏。……因为，此时的元首几乎全部由某支军队拥立。当新元首被自己的军队拥上帝位之后，他通常只是给元老院写一封信，告之元老院他已经即位，要求元老们同意。高压胁迫之下，元老院也只得同意了”。但个别时候，军队也会有些许收敛，如在奥勒良死后，长达六个月的时间中，帝国都没有一位君主主持朝政。因为“总是匆忙推选元首的军队对现任者不满，致信元老院，要求元老院从他们的成员中挑选一个元首。然而，元老们深知他们选择的元首是不会被军方接受的，又将这事推给了他们，这样做了几次，六个月过去了”，而最终，“元老院最后一次行使它的职权，选举了克劳狄·塔西佗(Marcus Claudius Tacitus)。军队承认了他的领导”。但在整个3世纪以军事政变形式传递帝位的情况下，元老院突然可以行使其古老的职权，这是非常令人质疑的。笔者认为，在貌似“元老院批准”的外衣下，掩藏的实际是事先军队的“批准”。“如果元老院的选择不能取悦于近卫军，他们立刻就会把元老院的人选置于死地，就会因背离他们的意图将所有支持者治罪。几经商讨，元老院推举了曾礼貌拒绝的塔西佗登上王位”，而“面对军队，塔西佗从未想过恢复元老院的权威”。意外的是，元老们自以为推举元首的权力又回到了自己手中，每一位元老都致信给他的亲属，甚至不只亲属还有陌生人：“让所有的同盟者和所有的外邦都知道，现在的国家又恢复了其古代的传统，元老院推举统治者，不但如此，还是元老院独自推举，自此之后，法律由元老院制定，异族人的国民向元老院表达他们的请求，战争或和平皆由元老院授权”。

　　3世纪危机中，军队擅自拥立元首，使元老院地位和权限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军队牢牢控制了元老院的行政职能，即把帝国内原本属于元老院的行政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由此深刻影响了国家政治。

　　(三)军队与地方势力集团的关系

　　“在一个全面处于战争状态的时代，军事才能就是走向荣誉和伟大的通道。”3世纪的军队领袖不满于接受元首的统领，有些干脆以武力否认元首的统治，紫袍加于自身，形成地方势力集团。由于军队在军队领袖自立上台过程中作用巨大，于是就自然成为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与背景。在260年伽里安努斯登基之后，“几乎所有的边境线都危险重重，情况越来越坏，觊觎王位者像蘑菇一样四处涌现”，——史称“三十僭主”或“三十暴君”——属于割据性质、有兵变、起义首领或地方军事首领充当、未经过元老院认可的元首。虽然吉本认为“也许是出于某种异想天开的想法，要想拿罗马的三十位暴君和雅典的三十僭主作一对比，才使得奥古斯都王朝历史的作家选择了这个后来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数目”，事实上“30暴君”的数目有出入，真正在此范围内的仅为19人，但这些数字也确实说明当时中央政权的权威性被大大削弱了。

　　僭主政权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个：高卢地区和帕尔米拉地区。259年，波斯图姆斯(Potumus)建立了割据政权——高卢帝国，与萨波一世联合对罗马进行了多次进攻。在所有的割据政权中，波斯图姆斯坚持的时间最长，在十多年的时间中，他的政权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帝国军队，维持着高卢地区的“自治”。奥登纳图斯(Odaenathus)在帕尔米拉割据为王，与波斯军队交手多次，他死后，其妻芝诺比娅(Zenobia)以其非凡的领导天才“坚强有力的统治着帕尔米拉、叙利亚和东部约五六年之久”，“根本不把元老院和伽里埃努斯放在眼里”。其实，这“30暴君”并不在帝国正统元首之列，只是3世纪时的地方割据势力，但由于其手握重兵，盘踞于各个行省，已将整个帝国分割成了若干“国中之国”，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极大的破坏了帝国的统一和完整，加剧了帝国统治的危机，影响了政治的稳定。而军队是这些地方割据势力集团实际的幕后操纵者，其力量的强弱决定着所在势力集团的兴起与发展，稳定与动荡。

　　三、结语

　　军队是罗马帝国存在的保障，是罗马文明延续发展的基石。纵观3世纪的罗马帝国历史，尤其是军队参与、左右政治变革的历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军事力量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到3世纪危机时，军队通过两个层面对国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军队频频兵变，操控元首统治更迭，军队动荡导致帝国内部战乱连连，内争又使国家边境的防御能力每况愈下，使政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军队通过控制元首、元老院、地方势力集团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机关，突破了元首权力的限制以及元老院古老的传承体制，成为国家中央政治权力的主要控制者、地方势力集团的保护力量，在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实际操纵者的作用，终使罗马帝国的大厦岌岌可危。由此可见，在3世纪混乱的状态之下，军队势力军队以其独有的军事控制力左右着国家的政治发展趋势，制造危机、参与危机、操纵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