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盛行，清朝皇帝大开杀戒？

　　乾隆四十二年（177年）有人许告江西王锡侯作《字贯》一书，置《康黑字典》为一家言，与各家平列，书中对康雍乾三帝之名，“临文不讳”，面兴大狱，王锡侯获死罪，不仅为本书题识的官员负获罪，查办此案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皆革职治罪。

　　尤其是江西巡抚海成，本来是查办禁书最出力的始作俑者，江西一省经其策象之书竟多至八干余部，他为此案，还遭革职交刑部治罪。“自《字贯》之狱兴　清一代无敢复言字书者”。大文字学家段玉裁，为许慎作《说文解字注》，就是逃避时忌。

　　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狱。浙江举人，所着《一柱楼诗》，多诋毁清朝语，如《咏正德杯》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谐“胡”音）儿搁半边”句，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被剖棺戮尸，子孙及校对诸人俱坐死。前礼部尚书曾为徐述夔作传，革职。

　　乾隆时期文网甚密，罗织极细，检摘字句，稍有失当，即指罪刑诛，因而挟私报复，邀功冀赏者，纷纷告讦。同时借搜求遗书为名，严加甄察，一面因书兴狱，一面广加禁毁。仅乾隆三十九年（ 1774）至四十七年（1782） ，兵部奏报销毁有碍书籍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此后乾隆继续命令地方官不断搜究。

　　乾隆五十三年（1788），湖南耒阳生员贺世盛作《笃国策抄》，书中论及清代的政事，以为当时的捐纳制度流弊极多，事发后即被锁拿处死，妻子充军。这说明了清统治者对汉族地主官绅的猜忌，也充分显示出专制君主的淫威。

　　大兴文字狱和严厉禁毁有碍书籍，说明清廷对汉族地主、官僚、知识分子的猜忌，显示专制君主的淫威，加强以民族统治为特点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数十年后，龚自珍还说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可见，文字狱造成的有如一潭死水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使一切有生机的思想都被凌畛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