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为什么称自己是文治武功第一人 统治时期都设立了哪些政策

　　弘历自诩为文治武功第一人。其实弘历的文治并无什么独创之处。只是遵循了传统的中国治国方法，并且参照了历史的发展。乾隆元年(1 7 3 6年)2月，他下了一道诏书，阐述了他的治国之道，后来还多次下诏阐述。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回顾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历史经验。康熙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宽纵之流弊，雍正纠正康熙朝之流弊，又有过份严刻之流弊。二是倡导执中之政策。认为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所以矫枉不可过正，治道贵得乎中。三是主张宽严并济。严并不代表刻薄，宽也并不代表放松。这种宽严互济的政策乃是满族入主中原以来的一贯政策，不过有时偏重宽，有时偏重严罢了。严和宽都是由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所谓宽严互济，就是恩威兼施，有刚有柔。也就是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弘历即位伊始，鉴于雍正之刻薄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济之以宽”。

　　体恤皇室。对列祖、列宗钦定的冤案，或予以平反昭雪，或给予宽待。如恢复被雍正残酷处治的两个叔父胤纽(被雍正改名为阿其那，即狗胤糖(改名为塞思黑，即猪)的原位，并将其名收入皇室谱谍内，二人子孙也同时收入。对被雍正拘禁的另外两位叔父胤襁、胤袱，下令释放，并随即封二人为辅国公。增加官员俸禄。在京官员加添双俸，外省大小官员也都发给一定的“养廉银”。蠲免租税。如免除江南漕项芦课及学租杂税等银，宽免芜湖杂办江夫河蓬钱粮，免除泰山进香税等。弘历在位6 0年，蠲免租税，史不绝书，因为“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急务也。”

　　革除开荒加赋之弊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是康熙以来的一贯政策，但各地官吏往往为了加赋，而谎报开垦荒地。弘历以开荒是为满足人民生计而不是为了增赋为由，令各省督抚，查明确实的开垦荒地数，据实上报。

　　此外，释放被雍正监禁的岳钟琪、陈泰等人，把因文字狱而发往边地为奴的罪人汪景祺、查嗣廷等的家属放回原籍等。都体现了弘历为政宽的一面。上述这些措施，颇得人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弘历初政的十余年间，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府库充实，兴隆超过汉唐，成为“康乾盛世”的顶峰。

　　弘历的政治也有严厉的一面。他自己说是“当宽而宽，当严而严。”他认为治贵得中，如果对于玩忽职守的违法之徒，也实行宽大，就是助长农田的害草，危害禾苗。因此必须快速治理，否则，将流弊无穷。他采取了不少严厉措施，以便收惩一儆百之效。严惩贪官污吏。乾隆三年(1 7 3 8年)，弘历在一道上谕中把贪官污吏比同恶棍奸民，一定要严惩，如果包容，便是好坏不分。乾隆四年(1 7 3 9年)，庄亲王胤禄等结党营私，弘历下令将胤禄、弘哲、弘舁、弘昌、弘皎等革职或收监，将弘哲的死党安泰处死。五年(1 7 4 0年)提督鄂善受贿银一万两，被赐死。山西学政喀尔钦接受考生的贿赂，纵仆营私，寻花问柳，被处死。弘历还下谕告诫各大臣以后各加儆省，毋蹈前辙。裁汰僧道。雍正帝迷信佛教，自比“和尚”“野僧”，晚年又热衷道教，迷恋修炼，一说他的死就是因服了道士进奉的丹药。乾隆初，僧道太多，品类混淆，真正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而大量市井无赖、游手聚食于其中，甚至有一些犯法逃亡者，也隐藏于寺庙道观，造成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当时僧人中有号为“应付”者，有房，有田宅，饮酒食肉，甚至娶妻生子。道士中的“火居”也是这样。所以弘历认为僧道是不劳而食者，多一僧道，就是多一分利者。于是，下令实行度牒制，裁汰僧道。情愿出家者，必须领取度牒，才能“披剃”受戒。“应付”僧人，不愿受戒者，勒令还俗。“火居道士”俱令还俗。妇女年过4 0岁，才准出家。领到度牒之僧人，只准收生徒一人，从而限制了僧道的泛滥。

　　严禁宦官弄权。弘历对宦官管理十分严厉，不许宦官干预政事。为了堵塞宦官干预政事的道路，他下令废掉教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认为宦官只要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宦官有文化就会干预政事，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弘历还下令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改姓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而无法相互勾结。对于违禁的宦官，弘历一律严惩，决不姑息。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太监，向弘历讲了几句外廷的事情，涉及到朝廷事务，弘历马上将这个宦官处死。乾隆二十二年(1 7 5 7年)跟随弘历到热河的一个太监，侵扰百姓，热河巡检张若瀛劝阻无效，反受这个太监欺凌，张若瀛愤而把他捆起来打了一顿。直隶总督方观成认为张捆打太监是目无皇上，犯了大罪，上疏弹劾。弘历看了方现成的奏折，斥责方不识大体。弘历说：“如果不是太监肆意违法，张若瀛怎敢这样做，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后来，弘历竟破格把张若瀛连提七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