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理学人︱黄国璋：民国地理“学阀”

　　原标题：民国地理学人︱黄国璋：民国地理“学阀”

　　中国近代地理学通常以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为标志，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之后，两会一脉相承。其实，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并未融为一体，而是因为学术传统和地域分异有南北之别。1936年黄国璋主持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与胡焕庸主持的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南北呼应，形成民国地理学 “南胡北黄” 的格局，深刻影响中国地理学的构建和叙事。黄国璋则是北派的灵魂人物。

　　民国地理学留美先驱

　　黄国璋（1896-1966），字海平，湖南湘乡黄泥坪人，生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黄抚九，清末在上海滩谋事，得风气之先，深知洋务之重要，不惜重金聘请老师教授黄国璋英语，因此黄本人英语流利，长于辞令。

　　1915年黄国璋考入位于长沙的雅礼大学，1919年毕业之后在雅礼中学担任地理和英文教员。与雅礼大学一样，雅礼中学也是美国耶鲁大学校友建立的学校，许多耶鲁毕业生来此执教。例如1914年一位名叫罗伯特·普兰特（Robert S. Platt）的耶鲁毕业生前来雅礼中学任教一年，回美之后，他从芝加哥大学地理系获得博士学位并留系任教，成为美国地理名家。

　　1925年底，在雅礼中学服务六年的黄国璋按照规定，在雅礼大学的资助下申请前往美国留学。黄国璋与普兰特商定先在耶鲁大学地理系学习一年，再到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深造。1926至1927年，黄国璋在耶鲁大学师从地理名家亨廷顿攻读经济地理。次年，黄国璋转入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并于1928年获硕士学位。黄国璋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美专攻地理学的三人(余为黄玉蓉、王成组) 之一，以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见长。

　　1926年黄国璋与友人赴美留学照 （左二为黄）

　　美国留学这段经历让黄国璋在中国躲过一劫。原来，黄在担任雅礼中学校长期间，为了管理学生夜宵问题，曾将冷水泼入一个小贩的汤锅中，将其驱赶。1927年**在湖南发动工农革命，那位受了羞辱的小贩乘机在学校附近侦察黄国璋的行动，准备报复，所幸黄本人正在美国读书，没有冤家狭路相逢。否则据他后来讲，生命也许被清算了，这似乎预示着黄国璋本质上是难容于革命的。

　　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

　　1928年9月，学成归国的黄国璋被竺可桢聘为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开设人文地理、北美地理和地理考察三门课，讲授颇为学生称道，“美洲细讲成名课，经济人生地理香”。但在中央大学地理系，黄国璋无论在师承和地缘都有被边缘化的感觉。黄本人教课效果好，办事效率高，又善于领导，但他不得不屈居胡焕庸之下，因此，并非嫡系的他常有出走之想，而黄国璋最终离开中央大学也颇费心思。

　　1936年8月，黄国璋利用中国地理学会在北平举行第三次年会，联合北平地理学界，谋求中国地理学会的总干事一职，但被中央大学地理系主导的中国地理学会否决，而败北的黄国璋也难以在南京立足。同年9月，黄国璋转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并以中国地学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的身份，改组中国地学会，整合北平的地理学力量，与南京的中国地理学及胡焕庸领导的中央大学地理系对峙，形成民国地理学术 “南胡北黄”的格局。南北双方相互争锋，门户渐深，历经战争和革命而不悔，影响深远。

　　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

　　抗战爆发之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往陕西，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再无南北。但是黄国璋1940年即来重庆，出任由朱家骅扶持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黄国璋力压同城的南派成为所长，据说是因为朱家骅1930年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有教员联合反对，时任地理系教授的黄国璋借机转投其门下，朱家骅心存感念，黄借机转投朱的门下，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例如1937年朱家骅主持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资助黄国璋二万大洋充实北师大地理系，1939年中英庚款会拨款成立川康考察团，又以黄国璋为副团长。

　　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黄国璋主持下，西北联合大学地理系（原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师生占据中国地理所人文地理组的半壁江山，二十位职员之中有八位来自西北联大。而同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地理系，则很少有人厕身其间，中国地理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北派的大本营。同时，黄国璋与在重庆的顾颉刚来往甚密。黄与顾二人相识于北平，而顾颉刚与朱家骅也甚有渊源，两人为北大校友，1927年朱家骅主政中山大学曾聘请顾氏前往执教。1941年顾颉刚又应朱家骅之请来重庆，并兼任中央大学文史教授以及出版部主任，因此，顾颉刚常与黄国璋出席朱家骅的宴请，两人在学术上也有合作。

　　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合照 （前排长衫者为所长黄国璋）黄国璋执掌中国地理研究所期间，虽然一时风光无两，但最终与朱家骅分道扬镳。首先，黄国璋在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兼职，而且社会活动太多，疏怠了地理所的业务，引起所内外的不满。其次，黄国璋本人并非朱家骅嫡系，却在地理所扩张自己的人马，甚至拟将地理所战后搬到北平，这都为朱家骅所忌惮。早在1942年翁文灏谈起黄国璋，表示朱家骅已经对其不满。因此，黄国璋最终去职，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最终交给朱家骅的嫡系林超。

　　中国地理研究所之外，黄国璋又因私人关系在争夺葛德石中占据天然优势。民国时期，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因研究中国地理声名鹊起，长期担任美国雪城大学地质与地理系主任，后又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主席。黄国璋与葛德石都曾在耶鲁大学师从地理名家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学习一年，同时两人均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因此有同门和同校之谊。

　　抗战前后，黄国璋引导北师大地理系师生翻译葛氏成名作《中国的地理基础》。1943年葛德石作为美国国务院文化专员访华，黄国璋主持的中国地理研究所聘其为兼任研究员，葛氏为之提供学术建议，赠送地理学术资料。1944年葛德石返美，黄国璋请顾颉刚赋诗赠别，称其“曾写欧文禹贡书”。黄国璋领导下的北派通过私人情谊和学术交往，垄断对葛德石的解读，挟美国地理学范式抗衡南派。

　　中央设计局区域组组长

　　抗战末期，黄国璋与胡焕庸的南北两派之争从学术机构，学术范式，继而扩展至学术研究，即分省方案之争。中国由于省区过大，一省相当于欧洲一国，只能实行省道县三级制，叠床架屋，政令不畅，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省制问题设计委员会，邀请胡焕庸等主持研究战后分省问题，实行省县二级制，胡焕庸拟成《缩小省区方案》，但战事正紧，方案被搁置。1944年战争渐至尾声，中央设计局成立区域设计组，聘请黄国璋担任组长，主持省区划分方案。虽然同为分省设计的参与者，由于理念和方法不同，南北两派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

　　胡焕庸的南派是所谓的“析省派”，认为中国原有省界多与自然区域相合，即使不合之处，因为省制已实行七百年，历史事实已变成地理因素，因此主张保存原有省界，以现有的道为基础，将一省分为数省，全国大约分为六十省。黄国璋的北派则属于“调整派”，他们认为现有省制是基于元代省区，实为军事区域，目的是控制镇压百姓，而省界更是犬牙交错，不符自然，因此，他们主张打破原有省道府州界线，完全以自然区域为根据，将全国重新划分为五十七省。

　　抗战期间黄国璋的手书信函

　　胡焕庸的分省方案呈交中央设计局之后，被组长黄国璋改为甲方案，将全国分为四十二省，一个地方（即西藏），十一特别市及旅顺，威海卫，澎湖群岛等海军要塞区。胡氏读过之后，连叹与其研究的结果，实在出入甚大。黄国璋等人的《缩小省区计划草案》则为乙方案，分省方案之争最终因国民政府败北而封存。

　　九三学社总干事

　　1946年黄国璋回到北平，以中国地学会总干事和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身份，重新恢复被战争中止的中国地学会，并以中国地学会的名义参加全国12个科学团体在上海举行的年会，随后黄国璋在北平师范大学升任理学院院长。

　　自抗战以来，黄国璋即善于利用个人交谊和政治关系掌握资源，炉火纯青地将学术政治与私谊交织运作。黄国璋长袖善舞，热衷社会活动。早在1943年，黄国璋在重庆结识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劳君展（1900-1976），湖南长沙人，出身显赫之家，祖父曾任两广总督，父兄均为地方名流，而黄国璋与劳君展的哥哥劳启强是老朋友，1946年黄国璋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副理事兼总干事。

　　更重要的是，黄国璋与毛泽东是同学。黄国璋来自湖南湘乡，与毛的家乡湖南湘潭比邻而居，两人都就读于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后又同时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因此，1945年黄国璋与各界人士到机场欢迎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同学毛泽东。1949年1月，黄国璋与北平文化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5月，毛泽东前往北师大看望并宴请黄国璋等湖南师友，并听黄汇报九三学社的历史。与此同时，黄国璋积极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理事兼秘书长。

　　1950年，黄国璋召集全国地理学界会议，合并北平的中国地学会和南京的中国地理学会，一统地理学，并担任理事长，地理宗派被政治强行合并，但并未消除南北门户之见。同年年底，在黄国璋主持下，中国地理学会北京市学会决定配合抗美援朝开展工作，批判过去那种个人的，本位的，门户之见的作风，并明确地理工作者走向集体工作的方向，最后上书主席毛泽东表决心。

　　地理界的“学阀”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之后，留美学者黄国璋在“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大会”上自我反省，指出他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深知教会学校是用殖民思想麻醉奴役中国学生。而黄国璋的政治命运早有征兆，黄国璋作为九三学社的元老，本有出席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资格，但因国民政府时期曾赴集中营演讲，被着名记者萨空了告发，黄因此被摒除资格。

　　1952年3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黄国璋因过去的政治社会关系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检讨，勉强过关。不过在九三学社却发生问题，黄国璋因太太和女婿均为国民党复兴社社员，被撤除秘书长和理事职务。黄国璋失去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同时也失去了政治庇护。

　　1952年4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出版总署的地理小组分别致函中国地理学会，指出理事长黄国璋解放前是地理学界的学阀，制造派系，宣传反动的美国地理学术。解放后伪装进步，窝藏反革命分子，窃据地理学会理事长职位，是人民中国地理学界的极大耻辱，转请即日撤销其会籍以及理事长等一切职务。

　　1952年5月，红色地理学家孙敬之主持召开中国地理学会北京分会第四次大会，指出黄国璋一贯以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在中国地理学界制造宗派，霸占一方。黄国璋随后自我检讨自己是湖南大地主出身，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贩卖美国资产阶级地理学，与美国文化特务葛德石互相标榜，抬高自己，同时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往上爬，在中国地理学界制造北派，对抗中国地理学会。

　　黄国璋声泪俱下检讨之后，众人纷纷登台批判，黄的帽子被扣越来越大，从反动学术到反动思想，再上升到反动分子，最后当场举手表决撤销黄国璋的理事长和会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当众表示反对，但难挽狂澜。黄国璋被撤销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和理事，甚至连会员都未保住，而九三学社好歹还保留了他的社员身份，所以，竺可桢感叹地理学会的办法未免过左。

　　1952年9月，失势的黄国璋被发配到陕西师范大学筹建地理系，从此避居西北。1966年“文革”前夕，古稀之年的黄国璋去农村开展社教，改造思想，申请入党。回校之后，“文革”爆发，黄国璋因与朱家骅等人的关系，和曾是国民党复社社员的妻子范雪茵一起被红卫兵轮番批斗，夫妇二人终不堪羞辱，双双在家上吊自杀。旧友顾颉刚得知之后，连连感叹夫妇同时自杀，未识何以致此。

　　民国地理学界，黄国璋虽与胡焕庸并称，但是黄国璋的社会活动较多，勤奋程度及学术成果都不如胡焕庸。同时，出身寒素的胡焕庸只在民国教育界任职，履历相对简单，在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涉险过关。而士绅出身的黄国璋社会关系则复杂的多，教育界之外，涉入政治，终为所累，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即被流放，“文革”更是在劫难逃。

　　参考资料：

　　Platt, Robert S.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chive.

　　Ellsworth Huntington Papers (MS 1), Manuscripts and Archive, Yale University Archive.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

　　《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年-2007年。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

　　《地理知识》，1950-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