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议罪银”背后的君臣交易

　　可以说，议罪银制度让乾隆后期的官场彻底溃烂。

　　雍正时期开始实施的“养廉银”制度为学者周知，但乾隆时期的“议罪银”制度却知之者甚少。

　　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自议罚银”“认缴银”“上交银”等等。在《高宗实录》《清史列传》等清代官书和后人着述中，又通常成为“罚银”“罚款”“罚项”“罚缓”等等。由此可见，清代官书对“议罪银”的命名是造成学者将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混淆的重要原因。

　　关于议罪银制度的产生，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与权臣和珅的得宠秉政有关，而直至嘉庆四年正月乾隆死后，有关议罪银制度执行情况的记载才消失。那么，议罪银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成为后代定制，而是成为了乾隆后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和中国旧有的罚俸制度又有什么区别呢？学者林新奇在《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一文中，从二者的产生时期、办理机构、惩罚对象、原因、数量、缴纳方式、缴纳期限、性质、作用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

　　理清了议罪银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才有助于我们深入地剖析议罪银背后所隐藏的君臣之间的“交易”模式：一方面弘历通过“小过重罚”，让官员、商人认缴巨额银两，从而达到扩充自己内库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商人通过这种“捐输”“罚款报效”的形式贿买平安，向弘历表忠心。

　　与罚俸制度针对于所有各级官吏不同的是，一般而言，议罪银制度主要针对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员，包括布政史、盐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个别富裕商人，如盐商、参商等，议罪银所针对的对象要么坐拥厚廉，要么家财万贯，于是，这很难不让人对议罪银制度的出发点提出疑问。

　　《密记档》是专门记载议罪银制度执行情况的珍贵资料，《密记档》的资料并未发现完全，其最早议罪银的记录是从乾隆四十五年开始的。其实，在这之前早有关于议罪银制度执行的例子。

　　乾隆三十三年，在两淮盐引案中，高晋因其弟高恒的缘故自请交部严加治罪，这似乎是第一个奉旨罚议罪银的督抚。奉朱批：“交部议罪，不过革职留任，汝自议来！”高晋遵旨覆奏：“惟阙廷伏地，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只以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查以前奴才承审段成功之案，办理舛谬，叨蒙皇恩，准奴才将赎罪银分四年完缴在案，今次赎罪银两并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照段成功赎罪之案，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

　　由此可见，在这起案件中，高晋是否真的有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晋已成惊弓之鸟，害怕受到牵连的高晋自请交部严加治罪。弘历正是抓住了高晋的这个心理，顺水推舟让高晋认缴巨额银两。

　　在这二万两议罪银的背后，隐藏的便是弘历与高晋之间的一次“交易”。高晋花二万两保身，由国库分发的二万两养廉银在高晋手上转了一手，最后落进了内务府的口袋——皇帝的私囊。

　　尽管弘历曾为自己辩白：“即或议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但是据《密记档》记载，在现存的六十八件议罪银案中，奉旨结交户部或地方工程备用的议罪银件数不及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余的都入缴内库。

　　而对比乾隆前、后期内务府财政的变化可以发现，由前期的入不敷出，还需“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到后期扭亏为盈，“每岁将内务府库银，命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不难看出，内务府财政的变化与议罪银充入内库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尽管弘历声称议罪罚银“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但实际上，议罪银制度不仅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有严格的值班、检查和定期汇奏、呈报规定，有特定的议罚对象，而且有一套完备的自行议罪罚银手续并持续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日常实践的反复重演，议罪银作为一项制度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尽管议罪罚银已成定例，但也不能说议罪银就是弘历盘剥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员，扩充内库收入的借口，其实弘历也有自己的考虑。议罪银针对的主体是官秩甚高的边疆大员，这一层次的人才的确难得其选，非真才实学者无法胜任，若是因为这些疆臣因一些过错而遭贬职弃用，那么很快便会达到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相反，给疆臣的惩罚以一定的伸缩性，通过认缴巨额银两从而达到让他们洗心涤虑，知过从新的目的。但事实上，目的和效果却是南辕北辙。

　　乾隆年间功令森严，对于督抚等大员来说，往往是赔项、扣廉、罚廉、议罪银等“多管齐下”，使得官员们“无廉可养”。官员们认缴的巨额银两往往是通过层层盘剥而来，官员们以权力大肆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最终使得贪污、腐败、贿赂的风气更加严重。

　　而从几件议罪银案件可以看出，官员贪污受贿似乎是得到弘历默许的。

　　据《密记档》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粤海关监督李质颖上奏: “奴才于浙江巡抚任上，未行参奏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上，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审理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共银二十五万六千余两。荷蒙皇上天恩，准每年交纳二万两。 ”

　　在这起案件中，李质颖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被免除浙江巡抚之职，但同年二月，李质颖便被任命为粤海关监督。短短一个月，李质颖便从一个负有“徇庇”之罪的罪臣转变为占据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的地方高级官员，这其中，与他“情愿罚银”有很大的关系。

　　弘历将李质颖从浙江巡抚的职位上撤下，后又将其委任为粤海关监督，此举若不是为了让李质颖更便于搜刮钱财以抵交罚项，那便很难解释得清了。

　　两淮盐政全德的案子也是一例。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以“溺职”罪被内务府议处革任的全德通过缴银十万两换来弘历降旨从宽留任。次年八月，全德又自行议罪，奏请于两淮盐政任内收受商人“供应银”十九万二千两，情愿加一倍缴出，共交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分限五年完交。

　　全德的“情愿罚银”带来了可喜的回报，弘历非但没有治其贪污受贿之罪，反而让他继续留任，令其三年完缴全部银两。短短三年时间需要缴纳三十八万四千两，而一名地方高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最多不过三万两，面对如此巨大的款项，全德只有选择加紧贪污受贿，搜刮钱财，而这弘历不会不知道。

　　乾隆后期贪污亏空案件的大量发生，议罪银制度的存在成为了官员们贪污受贿而无所顾忌的借口。议罪银制度背后隐藏的君臣之间彼此心领神会的“交易”模式，让绝大多数的官员都缄口不言。但内阁学士尹壮图是个例外，他站出来戳穿这场君臣“交易”的虚伪面孔，而代价是——回家“归养”。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尹壮图上疏：“请停督抚等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弘历虽然表面上认为“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固属不为无见”，但他辩解此举是“爱惜人材起见”。二十一日，尹壮图覆奏请求派大臣随同“密往各省盘察亏空”，弘历没有答应尹壮图的请求，而是派侍郎庆成随尹壮图赴各地公开盘查，而所谓的公开盘查，地方官员其实事前就已经收到了消息，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其结果可想而知，地方督抚在尹壮图的面询下都一口咬定“罚项并非勒派属员”“实系养廉完缴”。面对无奈的现状和险恶的处境，尹壮图只能违心地承认“各省多有亏空原是揣度之语……”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心灰意冷的尹壮图“遵照”弘历的旨意——回家“归养”。

　　议罪银制度作为乾隆时期独出心裁的创造，其体恤官员、爱惜人才、宽大处理的初衷随着“盛世”的落幕而渐渐走偏。一个好大喜功的专制君主，在其统治的后期为了追求生活上的奢靡享受，不惜通过议罪银制度来达到聚敛钱财的目的，而深知天威的官员们则十分识相，通过认缴巨额银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换取平安，或是表示忠心，或是希冀调换“肥缺”，继续贪污受贿。

　　在议罪银制度的背后隐藏的就是君臣互惠的“交易”，而这些“交易”带来的结果就是“奢侈之风，与贪风竞长”，“州县剥削小民，不尽自肥己囊，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层层朘削……”吏治的败坏、社会民生的危机很好地解释了议罪银制度走向终结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张世明、王旭，《议罪银新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5页。

　　[2]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十一辑，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至三十三年九月，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印行，第281页。

　　[3]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十一辑，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至三十三年九月，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印行，第537页。

　　[4]《密记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编《文献丛编》

　　[5]《啸亭杂录》卷八，《内务府定制》

　　[6]《高宗实录》卷一一六O

　　[7]王先谦撰：《东华续录》，乾隆一百十二，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374，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8]张世明、王旭，《议罪银新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6页。

　　[9]林新奇，《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第43页。

　　[10]陈丽霞，《清朝养廉银立法问题研究》，第24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