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百年︱为英国服役的十万中国劳工

　　原标题：一战结束百年︱为英国服役的十万中国劳工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虽然战场主要是在欧洲大陆，但之所以称之为“世界大战”，也是因为各个不同的地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横跨大洲参战的状况，死亡人数高达1600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息息相关。北洋政府加入一战，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被要求将原先属于德国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这便是“五四运动”的缘起。中国军队并没有集结到欧洲前线作战，但大约有14万中国劳工被英法两国招募，远赴重洋来到欧洲，为协约国提供与军事相关的后勤事务。其中，英国孤悬海外，成为了协约国的大后方，更是招募了近10万工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社会和历史转向带来的冲击可能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在许多小镇上和一些堂区教堂里，都能看到镌刻满名字的铜牌或纪念碑，这些名字都是从当地应征入伍而马革裹尸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忘记了那十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华人劳工。

　　在英国的华人团体中很多人就是这些劳工的后裔，他们不断地呼吁政府正视华人劳工的地位，对他们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表达应有的尊重。今年，英国伦敦子午社（Meridian Society）在国家彩票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的支持下，为缅怀一战华工组织了为期两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利物浦博物馆（Museum of Liverpool）和安菲尔德墓地也举行了缅怀活动。

　　2018年8月9日，利物浦安菲尔德墓地举行纪念劳工的缅怀活动，之所以选在8月9日，正是为了纪念100年前在安菲尔德医院最后一名离世的中国劳工。默西塞德郡总督马克·布伦德尔(Mark Blundell)代表伊丽莎白女王致词；利物浦市长克里斯汀·班克斯（Christine Banks）；还有英国陆军准将彼得·拉弗蒂（Peter Rafferty）。到场的还有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领事、利物浦各大中国华人社团会长以及社会民众。

　　缅怀仪式上，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刘威领事和师曙平领事在利物浦安菲尔德墓地的阵亡华工将士墓碑前献花行礼

　　招募中国壮丁

　　在法国和比利时爆发战争后，为了填补战争期间伤亡造成的人力短缺，协约国迫切需要从兵工厂和战略港口补充兵力。因为深知中国劳工性格坚韧、工作勤奋，英国便有了从中国招募劳工的想法。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被帝国瓜分的动荡时期，生活艰苦，远赴战场尽管危险，却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维持他们的家庭生活。

　　最初，北洋政府不允许中国公民私自出境参战的，所以最初在中国的招募只是在地方政府半官方半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对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宣战，因此劳工问题也开始受到官方的支持。

　　为了能够适应欧洲北部的气候和环境，英法两国多从中国北方地区挑选劳工，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天津等地，大约有14万年龄在20-35岁的中国男子被招募，仅英国就招募了约9.6万人。这些华工们签署了为期三年的非战斗合同，雇佣方负责这些华工的日常生活，并提供服装和医疗服务。这些劳工大多从事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初级的体力劳动，比如以人力运输、开挖战壕等，但也有少数人能从事一些技术性工作，比如铆接和发动机修理。

　　这些劳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基本没有休息日，每日工资比最低等级的士兵低，被视为廉价而且高效的劳动力，法国的新闻甚至说这些来自中国北方的劳工身强体壮，比越南的劳工更适应欧洲的环境。

　　据说，当时来到欧洲的劳工中很多人来自中国北方的偏远地区，还保留着清朝的发饰，留着长辫子。他们入伍之后，被要求将辫子全部剪掉，每个人先是发放了一个印有编码的手环作为劳工的凭证，后来则改为铜制的帽徽。这些人在英国被统一称为中国劳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简称CLC），这个编码也就成为了这群人特殊的番号。

　　利物浦的中国劳工

　　从清朝以来，利物浦就成了中英之间贸易的重要港口，这里甚至还有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华人街，那些来到利物浦的华工被编入了费尔法克斯（Bryan Clarke Fairfax）中校的利物浦军队（Liverpool Regiment）。

　　虽然这些华工并非开往前线的士兵，不属于中国军队，在他们的劳务派遣合同中也并没有参加战争的要求。但是，作为一只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补给、后勤和修筑军事工事等方面的劳工队伍，他们在正式启程前往欧洲之前，都要在中国的威海卫进行统一的军事训练。威海卫虽然在山东境内，理论上却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但英国长期以来占据威海卫地区，相当于在德国人的眼皮子底下输送中国劳工到欧洲。

　　英国军官和中国劳工在威海训练营

　　这些劳工在经过了军事训练，熟悉了严格的军纪之后，就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旅程。按照当时的航船路线，他们首先沿着中国的黄海、日本海边缘进入加拿大，之后再从加拿大东边乘船前往英国。整个行程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航船多数在英国的利物浦和朴茨茅斯靠岸，其中有些船只则从福克斯通继续开往法国。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远洋航行似乎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时尚，而在一百年前，如此长距离的航行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尤其是这些劳工在船上的待遇并不好，虽然英方提供饮食，却很难得到更好的照顾。第一批中国劳工在1917年4月抵达利物浦，其中有些人在刚刚登岸不久就因为疾病、水土不服等原因去世了，有十几人直到今天都被埋葬在利物浦和朴茨茅斯等地的公墓当中，大多数人的姓名和籍贯已经无从查考。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利物浦的中国劳工旅中还爆发了传染病，有十多人得了腮腺炎，最终导致一百五十余人被隔离在安菲尔德地区的贝蒙特路军事医院（Belmont Road Military Hospital）中。因为这些劳工中没有人真正会说英语，最多不过会说几句打招呼的话，因此当时的中文翻译不得不一直待在医院里帮忙。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人脱离了危险，但还是有五位华工在利物浦去世，他们的五块白色墓碑被安置在安菲尔德墓园东侧的一处狭长地区，紧邻着利物浦华人墓葬区。其中最后一位名叫吕凤祥，卒于1918年8月9日，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三个月了。

　　剩下的劳工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而且基本上没有休息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修建公路和码头，帮助船坞制造厂装配设备，有些被派往前线的劳工则负责挖掘战壕等。每年的中国农历新年，劳工们会得到批准休假一天进行庆祝，在当地华人团体和英国军方的协助下，甚至还会举行传统的舞龙和其他民间艺术，为这支疲惫的劳工军队提供了难得的休息与娱乐。

　　为修路卸载碎石

　　华工在修铁路

　　舞龙

　　福克斯通劳工营

　　除了利物浦之外，肯特郡东部的福克斯通也是重要的劳工和士兵中转站，新兵从这里奔赴法国战场，回国伤员也在这里中转。因此，在一战时期，这里共运送了士兵、劳工和后勤人员达到了1000万人次，其中就有94000名中国劳工。

　　中国劳工旅在去西部前线之前，要乘船或火车聚集到中国东南沿海，然后穿越【太平洋(601099)、股吧】和大西洋到达英国利物浦或普利茅斯，之后会被安排在福克斯通的劳工集中营里。

　　福克斯通的劳工军营是1917年4月在陆军中校霍普利（F. Hopley）的指挥下，于樱花大道（Cherry Garden Avenue）的城堡下建立的帐篷营地。这里受到严密的监控，未经许可不准以任何理由离开营地，华人劳工也不准同当地人接触，因此当地居民几乎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福克斯通的劳工营地只能容纳大约2000人，包括中国人和被称为“卡菲尔人”的南非黑人劳工。根据当时的记载，华人和黑人是分在两个独立区域居住的，在营地中还配备有医院和厨房，至少生活上还有相对的保障。从1917年年中到1918年初，随着一战临近结束，欧洲大陆对劳工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为了应对越来越多到来的劳工，中国劳工旅在1917年夏天搭建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临时营地。在中国营执勤的威廉·斯努克（William Snook）在日记中清楚地记录，劳工们分批到达，每次3000人左右，在集中营过夜，然后第二天离开前往法国。这里不过是他们前往法国的一个中转站。

　　1917年中国劳工登陆法国

　　除此之外，为了维持福克斯通的肖恩克利夫军营（Shorncliffe Army Camp）的运转，大约有2000名华工被留在这里从事体力劳动。一方面是在附近的军事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垃圾和帮助运送伤员，另一部分人则在码头装卸货物。在《西线战场上的中国》一书中，迈克尔·萨莫基尔（Michael Summerskill）还提到个别中国劳工甚至还负责修复故障船只的引擎，这种技术性的工作在华人劳工中极为罕见。

　　据当地一位照相馆经营者回忆说，那时候时常有华工拿着从珠宝店买来的座钟来到照相馆中拍照留念，而在座钟的两侧往往都又挂上了各种铃铛。他们很多人都委托老板将照片寄回中国，给家人们分享自己在欧洲的生活。然而，目前还没有类似照片重建天日，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发现更多的实物，以便更完整地重建当时中国劳工在英国和法国的生活。

　　劳工的日常

　　一战劳工的归宿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英国士兵们纷纷从欧洲大陆荣归故里，而在欧洲的华工则被留了下来以打扫战场，除了埋葬尸体之外，甚至还负责清除地雷等极具危险性的工作。相比较之下，进入法国的中国劳工生活相对轻松，他们大多数被安置到工厂中，可以接触到当地人，后来中法之间的勤工俭学项目也是在一战结束后，以中国劳工的既有模式延续下来的。有些华人甚至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在战争之后也留在了法国。大约到1920年，大部分的华工才动身返回中国。法国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允许被招募的华工留在巴黎，这也是今天巴黎华人社区的起源。

　　在战争中遇难的华工人数并没有准确的数据，每个国家的统计结果从2000人到上万人不等。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死在战争之中，而是死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甲型流感）。直到2002年，为了纪念那些因战火或疾病去世的中国劳工，法国北部滨海的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修建了中国墓园，有800多名华工安息于此。此外，如今在法国和比利时的40多座陵园中埋有中国劳工的墓地，约有2000座墓碑。在英国共有19座华工墓，5座在利物浦安菲尔德公墓，6座在肖克里夫军事公墓（Shorncliffe Military Cemetery），其余的在普利茅斯。墓碑上大多刻有中文墓志，如“流芳百世“、”至死忠诚“、”勇往直前“、”虽死犹生”等，这些在欧洲的华工墓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专门负责清扫和维护。

　　一战百年之后的今天，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但局部冲突仍然不断，战争的威胁似乎也越来越明显。那些曾经远赴万里之外的中国华工，背井离乡讨生活之际，也仍然为世界和平的早日实现做出了贡献。那些已经被历史淹没的名字也许无法被唤起，但是对于和平的珍视和对战争的残酷记忆，却应当时刻给予我们警醒。

　　感谢福克斯通地方历史学会（Folkestone &District Local History Society）、子午社项目主管彭文澜女士等提供的信息和帮助，感谢李腾博士对本文的细心修改，感谢为守护和平而努力的人。

　　史料图片来自the W J Hawkings Collection, 经由John de Lucy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