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史︱18世纪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为何迥然不同？

　　原标题: 苏格兰史︱18世纪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为何迥然不同？

　　《双城记》中，查尔斯·狄更斯将伦敦和巴黎比作欧洲的双城。那么，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就是苏格兰的双子星座。这是两座性格迥异的城市。今天，当你徜徉站在卡尔顿上顶上俯瞰那碧波荡漾的北海，抑或站在皇家一英里大道上仰望道路尽头的爱丁堡城堡之时，你会发现爱丁堡是一座坐落在山海之间的领袖之地，而格拉斯哥则打上了颓败的工业城市，废弃的船坞、破败的工厂，以及醉鬼成群的街道。这是今日两地给人的印象。然而，如果我们回到18世纪，那时苏格兰的双城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

　　爱丁堡：灿烂与糜烂

　　在18世纪之前，爱丁堡一直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从1707年合并后，爱丁堡仅次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是英国第三大城市。到18世纪中叶，人口达5万多。此后，爱丁堡人口一路飙升，1775年已增至8万。

　　画家笔下18世纪中期的爱丁堡

　　作为“北方的雅典”，这一时期的爱丁堡贡献出一大批文学和艺术的天才，大卫·休谟就曾自豪地宣传：“我是在1711年4旧历4月26日在爱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论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系出名门。”在自传中，他将爱丁堡比作“一个文人的真正舞台”。这个舞台的高光时刻属于18世纪中期，如欧斯内特所说，“如果说18世纪中叶的爱丁堡正经历日益增长的物质阵痛，那么它的心智上在迅速地走向成熟。简而言之，它已开始收获几代人在大学讲堂里播撒下的金色果实。”18世纪中期的爱丁堡市内不仅拥有群贤会（Select Club）、扑克俱乐部（The Porker Club）等一流的社交团体，更拥有以大卫·休谟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巨匠。

　　但随着人口的急剧扩张，爱丁堡变得拥挤不堪。苏格兰各地的人群涌入逼仄狭小的旧城，让这座老城不堪其重，皇家一英里大道旁的建筑破败不堪，高达10层的建筑摇摇欲坠，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牲畜和交通工具，垃圾堆积如山。笛福在造访爱丁堡后对其的评价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爱丁堡那样，那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内。”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说过，“在所有的首府中，唯有爱丁堡远看风景如画，近观则臭气熏天。”1746年，随坎伯兰公爵的大部队途径爱丁堡的一位不具名的士兵曾栩栩如生地描述道：

　　爱丁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甚至可以夸口说有全欧洲最高的房舍，但是，爱丁堡也有其瑕疵，而其中最彰明昭着的便是它太肮脏了，城里到处都是粪便。在每家于早上7点左右清扫完毕之前，这些粪便散发出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我相信，在这一点上，爱丁堡绝对属于世所罕匹。每天晚上10点以后，走在爱丁堡的大街上，若没有装满粪便的便壶砸到你头上，那绝对是你的万幸。作为一位外地人，每当听到路人们此起彼伏、声振屋瓦（搞的房屋一般有六七层高）的高声叫道：请高抬贵手，请高抬贵手——意指等我过去了你再倒，那一定会让人忍俊不禁。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在新城建城前，爱丁堡的旧城内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下水道和卫生系统。猪、羊，偶尔还有奶牛在城市内的道路上大摇大摆地漫步，路上有人带着便携式马桶和一块小小的遮光帷幕，沿途向路人招徕，“要不要方便？”路人如果听到头顶窗口传来“Gardy Loo！”（源于法语：小心头上！）就要赶快跑开，那意味着楼上的人要向下面的街道或庭院倒脏水。

　　18世纪爱丁堡的街景

　　这只是这座苏格兰首府的外表，如果深入到街头巷尾，还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英国士兵就发现了爱丁堡市内修士门（Canongate）附近隐藏的秘密：

　　这条大街上有数不胜数的妓院，其常客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染上了修士门臀，即他们是否染上了花柳病？在当时，爱丁堡性病肆虐……这里的妇女常常用苏格兰花格子呢包住她们的头和肩膀，这些都是上好的遮掩物，以掩藏她们裸体的不洁。爱丁堡有大量的美女，她们有着一头金发，姣好的面容上布满雀斑，她们步履高贵地走在街上，仪态万方。

　　不仅是外来的英格兰士兵，即便本地的绅士也被这里的风花雪月所腐蚀。詹姆士·鲍斯威尔出身名门，却风流成性，在关于鲍斯威尔的记录中，爱丁堡的性病非常普遍。当鲍斯威尔的父亲抱怨儿子不断把淋病传染给苏格兰女郎蒙哥马利·康宁汉姆太太（Mrs.Montgomerie Cunningham）时，她却安慰鲍斯威尔，“告诉他性病现在是很普遍的事儿。”

　　格拉斯哥：商业与活力

　　格拉斯哥显示出更强的商业气息与活力。格拉斯哥的商业化始于18世纪初。1855年，斯特朗写道：“如果可以这个世界可以按不同年代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钢铁时代，那么至少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内，格拉斯哥只有一个时代——商业时代。”这座18世纪初期仅有12000人口的小镇，彼时已渐渐开始有了城市的模样。1755年，格拉斯哥的城市人口为23546人到了世纪末，其人口已接近80000人，比世纪之初翻了近7倍。

　　1760年的格拉斯哥

　　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用颇具诗意的笔调描写了18世纪格拉斯哥的田园风光：不言而喻，18世纪中叶的格拉斯哥和今天的格拉斯哥是大不相同的。它的人口仅有23000多人，从大小或外表来说都只是小村落，布鲁米洛一带仍是金雀花的世界；河上只有几只平底船，无所事事的人在码头游荡，看着对岸的渔夫把渔网掷向河中，把一网一网的鲑鱼拖上绿色的河堤。城里的牧民每天早上吹着号角，把各家各户的牛从德伦盖茨和索特马基特赶往公共放牧场。在诺曼·尼可在《格拉斯哥和烟草大王》一书中，可以品读出在田园中蕴含的商业元素：“城内最醒目的建筑是格拉斯哥教堂的尖顶、格拉斯哥大学的塔楼（当时的格拉斯哥大学尚在城中心），以及哈奇森医院（Hutcheson’s Hospital），监狱（Tolbooth）和商业行会（Guildhall）是城内的地标性建筑，一座老桥横卧在克莱德河上，河上可见白帆片片，那是往来于格拉斯哥港（Port Glasgow）和城内的船只。但就在城外河边就是一派田园风光，河畔茵茵青草，不时有牛群横卧其间。那时，格拉斯哥城内少有商店和餐厅，城内平日宁静，少有车马喧嚣，最常听到的是奶牛哞哞低鸣。”

　　城内最重要的十字路口由两条主要街道交汇而成，一条是从克莱德河边拾级北上，通往教堂，从河边至教堂的区间被称作“索特马基特”（Saltmarket），另外一条道路从教堂门口穿过，拥有许多名称，有人称其为“高步街”（High Gait Street），亦有人唤其为“高柯克街”（High Kirk Street）、大街（the Great Street）、高街（High Street），甚至直接称其为“街”（the Street）。此外，格拉斯哥市内还有一条古老的街道，它街道是将德伦盖茨（Trongates）和嘎罗盖茨（Gallowgates）连在一起。从格拉斯哥成为市镇以来，嘎罗盖茨一直是行刑之地，违反城市法律之人，无论男女，均在此被处绞刑,观者云集。

　　18世纪格拉斯哥的街景

　　格拉斯哥展现出的活力很快得到了名流的欢心。蒙塔古夫人于1767年造访格拉斯哥后称其为英国最美丽的城市，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她对这座城市的喜爱超过了她所见过的其他商业城市，因为牟利并没有夺去人们全部的注意力，“对于科学、艺术和农业的爱好也各得其所”。笛福在造访后对格拉斯哥印象深刻，评价其为“如果将伦敦除外，它是英国最清洁、最壮丽、建设得最好的城市。”1764年，贝拉米夫人为修建剧场而来到这个城市时感慨，“那雄伟的建筑和美丽的河流……使她的心情非常舒畅。”

　　尽管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东海岸，但对格拉斯哥印象颇佳，他曾多次在宴会上盛赞格拉斯哥的景致迷人。”按照约翰·雷的记录，斯密对格拉斯哥的盛赞曾招致约翰逊博士的置喙，“可是，您去过布伦特福吗？”在当时，英格兰的布伦特福是阴暗和肮脏的代名词。对格拉斯哥并不为意的约翰逊后来曾造访格拉斯哥，“情不自禁地说了赞扬的话”，在前文提及的詹姆士·鲍斯威尔与约翰逊相交甚厚，此时忍不出提醒他道，“可你曾说它是布伦特福。”

　　为什么同一时期的双城会出现这样的区别？亚当·斯密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格拉斯哥的商业社会更加成熟。在18世纪的爱丁堡，不仅拥有传统的贵族和地主阶层，也产生了一个以银行家、律师、教士、大学教授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及依附于他们的体力劳动者和底层贫民，这一阶层被斯密称作“仰食于人”的群体。

　　斯密在《论警察》中对比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两座城市社会的区别时说，“在格拉斯哥，几乎没有一个人家使用一个以上的仆人，那里发生的应处死刑的案件，就比爱丁堡少。在格拉斯哥，几年才发生一起这种案件，而在爱丁堡，这种纷扰无年不有。由此可见，防止犯罪，关键不在于设置警察，而在于尽量减少仰食于人的人数。使人类限于堕落的，无过于依赖，反之，独立则会提高人的诚实品格。”他进而指出，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一般地说，从商业和制造业所赚的工资，比从任何其他方面赚得的工资来得高，结果人们就变得更诚实。人们如有可能从正当的、勤劳的途径赚到更好的衣食，谁愿意冒险干拦路贼的勾当呢？

　　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眼中，商业社会的是一个分工的社会，也是一个交换的社会，分工和交换带来的是商业文明与秩序。今天，我们回溯18世纪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时，不妨从启蒙思想家的商业社会理论中去探寻这两者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