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政治改革的内容和举措：韩国君主专制如何达到顶峰

　　光武改革虽然是一场近代化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可否认，这种局限性尤其体现在政治方面。光武改革的发动者是朝鲜王朝高宗李熙，李熙在对朝鲜政治进行改革的时候采取的措施基本都是在强化王权，这也使得韩国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究竟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有哪些内容和举措呢？

　　在政治上，高宗首先采取强化君权的政策。甲午更张时期，亲日政权实行责任内阁制，君权受到极大限制；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处于“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的青黄不接状态，高宗李熙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1896年7月，高宗下令祭祀“并用旧历”，8月又废二十三府，改为旧行政体制——“道”，并由八道变为十三道，这些措施都是为恢复旧制做铺垫。同年9月，高宗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制度，着手强化君权。然后，高宗又构建独立国家形象。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建元光武，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正式确立了与中日平起平坐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与高宗强化君权的目标相反，以开化派知识分子为主的独立协会伸张民权，主张将咨询机构中枢院改造为近代议会，实现君主立宪制，并为此发起了“万民共同会”等政治运动。于是在大韩帝国建国后的一年时间中，政局动荡，高宗朝廷与独立协会围绕政治改革展开反复博弈，其本质则是君权与民权争夺改革主导权的斗争。到1898年底，高宗取缔了独立协会，为君权的进一步强化扫清障碍，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也得以顺利推进。

　　独立协会运动被镇压后，君权不断膨胀。1899年8月，高宗以宪法形式颁布了《大韩国国制》，借助万国公法的理念明确规定大韩帝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至此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君权的膨胀直接影响了大韩帝国的行政体制，虽然甲午更张以来的新式各部官制及中枢院、宫内府等机构仍然保留，但代表宫中势力的宫内府权力大肆扩张，议政府及其下属各部的权力被削弱，一度计划改造为议会的中枢院完全有名无实。

　　　另一方面，高宗对适应帝国形式的独立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在不断进行中。首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于1900年4月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其次，高宗于光武六年（1902年）1月下令制国歌，这就是现代朝鲜和韩国《爱国歌》的雏形。高宗还于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颁布诏敕，宣布定平壤为陪都，称为“西京”。其依据有中国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值得注意是同时也引用了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国亦建两京”的事例，体现了高宗皇帝的国际化视野。同年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韩帝国举行了盛大的“大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仪式”，邀请了包括清朝在内的所有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参与这一国际性庆典。同时还在各国公使席前举行阅兵式、演奏刚创制的国歌。此举既是高宗强化自身皇权之举，也是树立和提升大韩帝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措施。总之，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以强化君权、构建独立国家形象为中心，虽然有借用西方制度的形式和理念（如万国公法、勋章绶带等），但总体上还是趋向复古与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