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放假与上朝趣事 两宋每年近1/3都是节假日

    来源: 北京晚报

      原标题:古代放假与上朝趣事 两宋每年近1/3都是节假日

      原标题:古代放假与上朝趣事

      元旦小长假,不管是出行游玩,还是在家休息,人们都不亦乐乎。不过,在古代,老百姓(603883)大多从事农事生产,假期几乎是官员的“特权”。封建统治者为了让官员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自己,不仅规定了假期,还发放一些补助,甚至在重要节假日还宴请大臣。当然,在假期结束之后,官员们还是要面对严厉的考核,这一张一弛间,也演绎出种种逸闻趣事。

      唐代放假还发补贴

      古代假期最早叫“休沐”,西汉时期就确立了休假制度,据《汉律》记载,“吏员五日一休沐”,就相当于官员每五日可以休息一天。这个休假制度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唐朝永徽三年(652),唐高宗李治将“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休沐”,也称为“旬休”,那时官员每十日休假1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

      唐朝除了常规假期,也有“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七天,中秋、夏至分别休三天假,元宵节、中元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休假一天。在一些重要的节假日,除了放假休息,唐代的皇帝还会宴请群臣。唐德宗时期,已经将上巳节等节日赏宴形成了制度化,不仅颁布诏令放假,时间上给予保证,而且规定还予以金钱赏赐,让大臣们吃好玩好。唐朝时,诗歌繁盛,这些假期自然也常见于诗歌之中。元稹的《寒食日》中写到“今日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杜甫的《清明》中则有“着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的描述,可见当时假日旅行之盛。

      当然,有弛就有张,皇帝给官员放这么多假,还发补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工作。因此,一旦“上班”了,官员就得尽职尽责,勤勉为政。如果再有懈怠,就会有律法伺候。《唐律疏议·职制》中规定:“诸官应值不值,应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诸官人无故不上(班)及当番不到,若因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边要之官,加一等。”

      唐朝时,在工作时间,也有点名、抽查的规定:“内外官司应点检者,或数度频点,点即不到者,一点笞十”。如果一次也没有参加点名,则以全天无故旷工论处。对于迟到缺勤的,不仅“打屁股”,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处罚。仅扣工资一项,各位皇帝均有变化:唐玄宗时规定,“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又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

      所以,唐代官员在任上不敢有丝毫怠慢。做过京官和地方官的大诗人白居易深有感触,写了一首《晚归早出》的诗:“筋力年年减,风光日日新。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何处台无月,谁家池不春。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坐厌推囚案,行嫌引马尘。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

      两宋节假日有一百二十余天

      宋代沿袭了唐代的旬假制,那时十日一休,一般放在每旬之末,每月休三天。除此之外,宋代最重要的节日是岁节、寒食和冬至,在这三个节日,宋廷规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息五天,另外两天值班。

      另外,圣节、上元、中元各三天,休息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阳、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腊日,各放假三天。

      另外,在重要的祭祀日,也要放假,“诸大祀,皆假一日。”宋代的国忌,是指由朝廷特定的本朝先帝、先后逝世纪念日。因此,宋代的官员这是沾了皇帝祖宗的光,每年都要多放几天假,岂不乐乎!以上节假日,加上旬假(每月三日,全年三十六日),宋代公务人员全年多达一百二十余天。显然,宋代是假期最多的时代,这些官员们享有的休闲时光也是最充裕的。

      大量的假期给宋代文人带来了大量的闲暇时光,使得他们写出了诸多诗文。苏轼即是典型一例,他借着这些假期,遍游祖国大好河山,留下许多千古绝句。苏轼到杭州任通判,上任时恰逢冬至“黄金周”,西湖、钱塘等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当他来到人迹罕至的吉祥寺游览,写出了“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的名句。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初秋,正谪居在黄州的苏轼,恰逢七月十六既望,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鬼节”,苏轼与朋友驾一叶小舟,来到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泛舟赏月,探古访幽:“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就这样诞生了。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写下了《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的许多名篇大作正是在节假日的游玩中创作的。

      除了苏轼,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人写出了大量诗句,宋代能涌现出一大批灿若星辰的诗文大家,固然与宋代重文尚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不得不说,这也与宋代重视休闲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唐代一样,皇帝对官员的休假非常重视,同样,对于官员的考核,也非常严格。史学家宋祁在四川做太守时,还兼任编修《新唐书》,他经常都把稿件带在身边,而且经常加夜班。有一天,成都下了罕见的大雪,宋祁加夜班撰写唐朝人物的传记。写了很久,他停下笔,问身边的侍者:“你们以前都曾在其他人家呆过,可曾见过哪位主人有我如此刻苦用功的?”诸位都说没有,宋祁又问另一位:“你家的那位太尉遇此天气,是如何打发的?”她答道:“他只不过是烤火喝酒,叫人家唱歌跳舞,中间再穿插点杂剧,直到喝得大醉为止,哪里比得上尚书您这般有事业心。”宋祁就这样和欧阳修一起完成了《新唐书》的编撰。

      明初假期少上朝时间长

      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也是很完备的,出现了一些固定的休假日,如岁首、端午、中秋等。另外,对官员的病假、事假及探亲假均作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因为国家初创,他不敢懈怠,日以继夜地工作,大臣们也只好咬牙跟着。所以那时假期很少,每年只有十八天假期,元旦五天,冬至三天,元宵节十天。后来才增加了月假三天,加上原来的十八天,每年休假有五十天。

      当然,明朝的考勤也是十分严格的。对于迟到早退无故缺勤的,依然流行打屁股(即廷杖),《大明律·吏律·职制》中就规定:“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署事,及官吏给假限满,无故不还职役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并附过还职。”就是说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天处杖打一百大板。上述考勤制度实际上已成了司法条款,迟到、旷工成了违法行为。

      为了促进官员廉洁勤政,明朝还推行了“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以对六部尚书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三个账簿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由于考勤和考核制度比较严格,明朝的官员都很敬业勤勉,“早上班晚下班”已成为常态。如此辛劳,难免一些官员叫苦,还引出了一段佳话。有一位国子监助教叫钱宰,是元末会稽老儒。明初,太祖朱元璋仰慕其名,将他礼聘到京城修书,授予这个职位。每次进谏皇帝,都得到赐坐、侍食的优待。但是因为年迈体弱,多次请求致仕,均未获得批准。

      一次早朝后,他精疲力尽,愁绪万端,诗上心头,信手写了绝句一首: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

      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写罢,掷笔长叹,倒床便息。可是,他的诗才写好不久,就已经传到了朱元璋那里。第二天早朝,文华殿赐宴完毕后,朱元璋似笑非笑地叫住钱宰:“你夜里的诗写得很好,不过,朕什么时候嫌过你上朝太迟?为什么不把‘嫌’字改成‘忧’字呢?”

      钱宰一听,吓得一个字也对答不上来,只能不住地叩头请罪。朱元璋没有怪罪他,反而说道:“你也不必恐惧,朕现在就放你回去,好让你这老头天天早上放心睡大觉!”钱宰长吐一口气,收拾行李回家养老去了。

      清代官员值夜班误骂同僚

      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五天。据记载,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官员星期天才可以休息。

      清代不仅假期少,工作时间还比较长。据《天咫偶闻》记载,清顺治、康熙年间,早朝时间一般在卯初,也就是凌晨五点。嘉庆时,虽然改为六点,可是冬天仍然是黑咕隆咚的。为了上早朝,官员们每天三四点就要爬起来。住的比较远的,甚至要一两点就爬起来。官员们工资高、待遇好的,自己有轿子,有马,还有人提灯笼。那些工资低、待遇差的,只能步行,请不起佣人,只能蹭高级官员的灯笼。尤其是当时的小官章京,更是苦不堪言,他们职位低,无权无势,而且还承担着各种工作,有时要值夜班。因此,才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夜班事件。

      光绪年间,泰州王生是同治甲子举人,在军机处谋了个章京的差事,也就是协助主官处理文书等事的文职官员。一天,王生要入值夜班,走到半路,突然一摸脖子忘了挂朝珠。朝珠是清朝礼服的一种佩挂物,挂在颈项垂于胸前,共108颗珠子,根据官品大小和地位高低﹐用珠和绦色都有区别。那时规定上朝或者入值必须戴朝珠,否则可是大罪。

      这时王生已到了正阳门,无法再回家取,因为夜半开城,只许进不许出的。无奈之下,王生想起来附近住着同僚好友浙江人汪生,便到他那里暂借朝珠一用。汪生倒是很爽快,立即入内室取来朝珠,给王生挂上,说道:“我个子比你高许多,体形也比你肥大,我的朝珠恐怕你戴不合适,不如将我夫人的朝珠借给你暂用,或许可以蒙混过关。”

      王生很是感激,但是喜欢开玩笑的他,面对此情此景,想起了曾经流传的一个女辈为尚书干爹焐热朝珠的故事,于是一时兴起,吟道:“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谁知汪生闻听此言,脸色大变,转身入内持刀一定要砍王生。原来王生所吟诵的诗句正是讽刺汪生祖母的诗。

      清陈康祺的《郎潜纪闻》有载:乾隆朝,有一位姓汪的翰林,喜好逢迎权贵,借以谋私,妻子曹氏更是助纣为虐。当时,于敏中是朝中的重臣,军机大臣就干了近二十年,为了巴结他,汪翰林让妻子曹氏拜其母为干娘。后来,于敏中收受官员贿赂的事情败露,被撤职查办。为了继续求得官星高照,汪翰林又让妻子曹氏拜户部尚书梁国治为干爹。一天,正是隆冬严寒,梁国治要上早朝,曹氏事先把朝珠放在胸前给焐热,然后亲手帮干爹戴到脖子上。有人看到这种谄媚阿谀的丑态,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赫奕门庭新吏部,凄清池馆旧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

      而今的汪生正是这位汪翰林的孙子。王生无意中揭了汪生祖母的短,汪生不找王生寻仇才怪。第二天早上,还没等王生前去归还朝珠,汪生早就握刀来到王生住的地方等他了,吓得王生不敢出门,连续好几天上朝都耽误了。汪生天天来找王生报仇,结果王生无法安心在京工作,只得称病返乡。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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