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再涨下去，有勇气生孩子的就只剩迅哥了

　　原标题：房租再涨下去，有勇气生孩子的就只剩迅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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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帝都北京搬到魔都上海，鲁迅伯伯发现自己低估了魔都的居住成本。在帝都，他租得起大院子，也买得起大豪宅；在魔都，就算是他这样社会地位的名流，挣的钱也不够买房，也只能暂时租住在景云里的石库门亭子间里。

　　不奇怪，不要看现在帝都魔都的房价差不多，退回去几十年，北京的房价不但比上海低得多，甚至连广州杭州南京这些都比不上。当北京的房屋有119万间时，北京的常住人口也才只有150万。房多人少，租房比买房更适合。

　　所以租房就成了当时北漂的第一选择。冰心他爸从国外回来，一家人租了一栋堪比王府那么大的宅子，后院宽敞得可以开游乐场。胡适1917年从美国回来到北大当教授，租的四合院月租也就20块大洋，而胡适的月收入是两百大洋起。就算不是胡适这样的海归精英，低收入人群像丁玲这样的文艺青年也能找到地方栖身，房子破旧但租金便宜，几块大洋而已。

　　但破房子住得实在不舒服。丁玲和胡也频这对小情侣收入低，好一点的房子都入不敷出。他们曾经跑遍整个北京城，见到招租广告就去看房子，看完之后就叹气，因为钱不够。

　　当然鲁迅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到北京后在绍兴会馆租住了好几年，直到将近四十了，才买了八道湾十一号这座大宅子，房子好几十间。

　　虽然跟周作人后来闹翻搬出来，但鲁迅跟着又买了一栋小院子，占地400平米只需要800块大洋，而当时鲁迅一个月的收入就是三四百大洋。

　　但鲁迅去了上海之后，才知道魔都的房价会吃人。在上海租一座小房子，每月房租加上“巡捕捐”，足足160块大洋。半年的租金，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座院子。即便经济宽裕如鲁迅，1927年刚到上海时也不能租好房子，只能先在虹口景云里的石库门亭子间里栖身。

　　鲁迅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茅盾和叶圣陶当时都是他的邻居。这些文坛大咖地位和收入都不低，但比起上海的天价房租，他们只能负担起这样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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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子间是这样的：马路两边一排排小里弄，里弄两边一座座石库门。进门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另一头是两层或三层的小楼，楼下客厅楼上卧室。上下的楼梯建在小楼背后，楼梯旁是小厨房，小厨房上面再搭建一个小卧室——这就是亭子间。厕所？不存在的，只有便桶。

　　早在鲁迅来当沪漂之前两年，郭沫若就从日本携妻带子回国来租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跟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水龙头。每天弄堂里人声鼎沸，叫卖声麻将声敲钟打锣声，基本没有一刻安宁。房间窄小，郭沫若往往刚一动笔写作，就被孩子的哭闹打断。

　　梁实秋则对来自楼下的一切都印象深刻，在《亭子间生涯》里他写道，“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要想体验人间的烟火气，亭子间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不要以为这样的房间条件差，能租亭子间的几乎都是白领或是中产阶层。上海的衣食住行，被“住”弄得焦头烂额的大有人在。在街上看到的西服笔挺、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要是跟踪他和她到栖身之地，住在亭子间甚至楼梯下小隔间的屡见不鲜。

　　就算是这样，也还有大批沪漂咬牙坚持，因为当时上海实在是当时中国发展机会最多的城市。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的稿费一个月六七块大洋，到了上海就猛增为一百多大洋——然而房租当然不会给他们攒钱的机会。为了省钱，他们跟单身好友沈从文在法租界善钟路合租一间房，房子里除了一桌一椅一木床之外，就只剩一块地板。于是沈从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频睡地板。

　　因为合租同居这事，丁玲后来总是被人指责生活作风有问题。后来他们还是搬走了，在永裕里找了个单间。没有厨房用，煤油、米袋、炉子和碗筷全放在床底下，要做饭吃就从床底下拿出来，不用了就要赶紧放回原位——不然就没有走动的地方了。

　　但亭子间终究条件太差。鲁迅忍了两年多之后，搬到了北四川路公寓里的公寓套房。后来的张爱玲，一成名就跟姑妈合租公寓。公寓的条件比亭子间好多了，但价格也贵不少，一个人负担实在是问题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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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都房价为什么会那么离谱？因为它是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来开埠最早、外资投入最多、发展最国际化的城市。沿着外滩一堆建筑，全是外国商人的产业——而且只租不售。

　　除了洋人，还有权贵的富二代也是大房产主。李鸿章的儿子、盛宣怀的女儿，都是在上海有大量房产的主，一条街都可能是他们名下的产业。每年就算什么也不干，光收租金也是日进斗金，完全不存在坐吃山空的问题。与之相比的是下层贫民，公务员的薪水只够租最便宜的房子，而一旦失业生计无着，除了离开就只有跳江了。

　　高房租虽然不会让每个人都去跳河，但至少会让许多人不会考虑生孩子——生下来就是为了再度降低人均住房面积的？1931年，在战争和瘟疫都还没爆发的第一季度，上海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死亡率0.6个百分点了，全市超过45%的育龄女性选择不生孩子，一定要生也只生一个。国民政府主计处的《统计月报》给出的解释是：大家不生孩子不是相应政府号召提倡节育，而是生活居住成本太高——何必让下一代也跟着受罪。

　　逆流而上的只有迅哥儿。1929年，鲁迅在亭子间里迎来了儿子周海婴的诞生。第二年5月，全家搬到了几百米之外的公寓里，条件好了不少。再过三年，搬到了大陆新村租住独门独户的洋房，一直到去世。

　　虽然上海买不起房的人千千万万，但像鲁迅这样虽然买不起但能逐步改善租房条件的，也还是少数。更多的人是随着房租的升高，熬到实在呆不下去的时候离开。

　　买不起房子，所以不敢生孩子；房租涨了，收入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生活七八十年以前，就已经是大都市的常态。连鲁迅这样的大V，也不是想住哪里就能住哪里的，又何况万千不为人知的蝼蚁小民。时代来来去去变了又变，生活的艰难却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从来都不变。

　　参考：李开周《民国房地产战争》；黄强《趣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