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是纪传体，“党锢之祸”被范晔记录在《后汉书》中

　　范晔要编写的这部史书，是写东汉(也叫后汉)，也就是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建康元年(公元220年)，将近二百年的历史。范晔为了区别前代史学家班固写的记叙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历史的《汉书》，就把自己写的这部史书定名为《后汉书》。

　　《后汉书》采用的是纪传体，这种体裁分为纪、传、志三大部分。范晔原计划写出十纪、十志、八十列传。纪和传由他亲自写，志的编写交给他的外甥谢综。但范晔只完成了十纪和八十列传的草稿，就被杀了。谢综由于同案也同时被杀，他写的手稿也随之丢失。后世的史学家刘昭在为这部史书作注释时，因为范哗生前对另一个史学家司马彪所写的汉志十分赞赏，于是他就把司马彪的《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晔的《后汉书》，使其成为一部完整的史书。但是，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二者仍是分开的。北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大臣孙爽( shi示)奏请把两书校勘合刻，从此《后汉书》的纪、传才和司马彪的志正式合为部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后汉书》。

　　在范晔编写《后汉书》之前，记叙这段历史的史书已有八种之多。这些书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范晔对现有的史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家之长，通过自己的进一步加工、润色和创新，使这部史书混然成为一体。

　　西汉自汉成帝起，外戚(皇后的亲属)开始掌握政权。从此以后，宗室(皇帝及其家族)和外戚就开始了争夺权利的斗争。到了东汉桓帝、灵帝时代，这种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了。延熹(xT西)二年(公元159年)，桓帝的权利日益受到外戚势力的侵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联合宫中的另一股势力一宦官， 镇压了操纵朝政、控制皇帝的梁冀外戚势力，从而结束了长期外戚专权的局面。

　　桓帝镇压了外戚势力后，吸取了教训，不再重用外戚而改为信任宦官。宦官由于受到皇帝的重用，朝廷内外的大小官职几乎全被他们所把持。他们和外戚一样，操纵皇帝，左右朝政，排挤异已，陷害忠良，大肆搜刮、压榨百姓，搞得天无宁日，人民到处起来造反，刘氏王朝又不稳定了。

　　这时候，地主阶级中头脑较为清醒的陈番、李膺等，眼看刘氏王朝摇摇欲坠，于是联合不满宣官的外威和太学生共同向宦官作斗争。要求朝廷罢免、革除宣官，改革朝政，稳定社会。宦官集团却反而污蔑他们“共造部党”，攻击、诽谤朝政。桓帝、灵帝信以为真，对天下的所谓“党人”，大肆逮捕，加以杀害，或禁锢起来，剥夺作官的权利。这就是东汉，也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范晔在《后汉书》里，开设《党锢列传》，记载了这一重大事件，用生动的笔法描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