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农民大致可以勉强自给;另一方面,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薄赋敛,省徭役”。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维持统治就容易了。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议,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前1 07),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前99)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在关中,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
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不屈不挠。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于死。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 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缢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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