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坎坷讽朝政

　　公元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考中进士，任主簿、签判一类地方官，从此卷进了政治浪潮。

　　苏轼青年时代也曾经提出一些革新的主张，他自称“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主张抑制大地主兼并势力。但在新法实行后，由于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改革的想法有异，因而他站到了反对变法的一边。“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旋涡中，他在汴京无法存身，先后被派往杭州、密林、湖州等地任地方官。

　　公元1086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被召回汴京，作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官。司马光把王安石的“熙宁新政”一律加以废除，以这种做法，苏轼也不赞成。他主张“ 去其弊而不变其法。”比如免役法，他认为有“万世之利”;他还承认“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苏轼从富国强兵出发，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但司马光对他的意见却置之不理，苏轼就气愤地痛骂司马光:“司马牛，司马牛!”有人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一向跟苏轼关系不错的司马光对苏轼的作法也十分气恼，因此，旧党对苏轼也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他只得又离开京城，先后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的知州。公元1094年，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又遭贬官，从惠州直到遥远偏僻的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第二年就死在常州。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偏于保守，但他有“救世”、“济时”的政治抱负，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不怕触犯当权者的忌讳。王安石掌权时，他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 马上可受到重用，而他认为新法中有很多不妥之处，便一再上疏反对，宁愿遭贬，几乎送命，后来旧党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苏轼如能一味顺从，则可一帆风顺，但他却又坚决反对司马光的极端守旧做法，认为应当参用新法的某些长处，结果又受到沉重的打击。他这种一心为国(当然要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敢于诤谏的耿介胸怀是十分可贵的。他的好友、以画竹而名噪-一时的国家 文同担心苏轼的命运，一再规劝他不要过问朝廷中的政治斗争，写诗作文要谨慎小心，还曾在送别时写诗赠苏轼，希望他“北客著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而苏轼关心国事民生之心并未很灭，对国事仍然不断发表议论，他的诗词也用来反映现实，讽喻朝政，因此一生 命运坎坷。

　　在《荔枝叹》中，他斥责了唐玄宗杨贵妃的豪奢生活，而且抨击了以人民的血汗“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在《异鹊》中，苏轼更把恶吏比作恶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