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的“读书无用”论 史上的四次焚书事件

　　“乘船过江陵，两岸闻泣声，不见梁元帝，唯有佛颂经。”

　　据说，这是金庸的长篇武侠小说《连城诀》中提到的一首没有列入《唐诗》里的唐诗。也有人说，金庸的原书中没有这首诗，它是电视剧编剧在改编过程中杜撰出来的。

　　诗是好诗。不过，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会发现一个问题：南北朝时期极度崇佛、吝佛的南梁皇帝乃是梁武帝萧衍，而非梁元帝萧绎。所以，个人觉得，不如把诗的最后一句“唯有佛颂经”改为“竹帛烟未消”。尽管不太押韵，但梁元帝萧绎作为一代帝王，在历史上做下的最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就是：在西魏大军攻入梁都江陵时，命人将宫中的十四万卷藏书焚毁。

　　注：焚书，是指销毁被认为在政治上或对社会有害或具有颠覆性的著作或图片，或由有这种思想或行动的人所著的作品。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灾难。那一天是公元555年正月初十(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距今1461年。

　　在资讯爆炸的今天，十四万册书，不过是一本畅销书的销售量。最早的中国人，以刀为笔，将思想的火花，一笔一划雕刻在竹简木牍之上。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直到公元三到四世纪，纸才基本取代简、帛，成为书写工具。不过，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书籍仍旧需要人工抄写。我们可以想见，这些书成书之难，很多都是现世仅存一卷，一旦被毁，便再也找不回来了。

　　梁元帝萧绎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读书万卷，平生写下百余首诗歌，是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还著有《金楼子》一书。萧绎亦嗜书如命，一生都在致力于搜集各种书籍，号称“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每当王朝稳定时期，统治者往往会致力于搜集散落民间的各种图书，集中珍藏在都城中。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起，这些中国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就不断遭遇灾厄，每逢朝代更迭，都城中的图书就会如前朝一般，遭遇毁灭性的破坏。从王莽篡汉，到三国鼎立，到五胡乱华……所以，梁元帝萧绎在其国都江陵储藏的十四万册图书，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一笔极其昂贵的财富。

　　然而，公元554年，西魏大军南下，包围梁都江陵。

　　江陵，位于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它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却并不适合作为国都。因为，它的北面几乎无险可守，而且远离自东晋以来，南朝各届政权长期经营的政治中心——建康(今南京)。

　　萧绎能登上皇帝宝座，全赖“侯景之乱”，其父梁武帝萧衍和兄长简文帝萧纲先后死于乱臣侯景之手。萧绎于552年平定“侯景之乱”，在江陵称帝。之所以选择江陵为国都，仅仅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萧绎的根据地，在自己的地盘上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能更好地对付自己的子侄兄弟。

　　如今，面对强悍的西魏大军，作为皇帝的萧绎却是一筹莫展，他不渡江南逃，退守建康;也不加强城防，积极调兵勤王;甚至西魏军兵临城下，他还组织大臣们讲解《老子》。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这个文采出众的皇帝乃是异类，好比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甚至还会一厢情愿地替萧绎惋惜，认为他只是误生帝王家。

　　其实，萧绎能在乱世中力平侯景，坐上龙椅，还是很有手段的。

　　梁元帝焚书

　　“侯景之乱”时，萧衍、萧纲身陷敌窟，萧绎拥兵江陵，名为勤王，实则观望。待梁武帝饿死台城，他立马发兵攻灭侄子河东王萧誉和哥哥邵陵王萧纶。称帝后，他又联合西魏出兵四川，灭掉了弟弟武陵王萧纪。所以，史家对萧绎在国难之际的表现评价是：“坐观国变，以为身幸”。

　　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萧绎的铁血权谋都用在了如何对付自己人，对付自己的兄弟子侄、臣僚部属上，从未做过防御外敌的准备。所以，西魏大军进犯，梁元帝萧绎立马就傻眼了，他压根不相信自己的好邻居、好盟友会攻击自己。

　　江陵城破，在御敌过程中几乎乏善可陈的萧绎终于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他命人将宫中十余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并哀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被俘后，有人问他为何焚书，他这样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句话像极了千年之后，在北京煤山的歪脖树上吊死的大明皇帝崇祯的临终遗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不过，萧绎怪责的不是人，而是书。

　　萧绎不认可知识和文化的力量，甚至将自己的失败全都归咎于书。但其实，面对西魏大军的汹汹气势，南梁并非毫无机会。

　　西魏出兵后，萧绎一直不肯相信战争已经爆发的事实，直到魏军已到达湖北襄阳一带，他才下令全国戒严;西魏大军都快兵临城下了，萧绎才让人送信给驻扎建康的大将王僧辩，令他带兵到江陵勤王;而对距离江陵最近的驻军——郢州刺史陆法和的部队，他却令其原地驻防……

　　萧绎毫无章法地调兵遣将，最终导致江陵成为孤城，几乎没有一支军队到达。抢班夺权时牛气冲天的梁元帝萧绎在捍卫自己的国都和政权时为何表现得如此软弱低幼?

　　萧绎不过当了两年多的皇帝。史书说他“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虽骨肉，亦遍被其祸”。他是一个残忍酷烈、性情多疑之人，借父亲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取得皇位，所以，总担心有人会效法自己，趁魏军南下窃取宝座。如今强敌当前，他根本无法信任任何一个手握兵权的人。而这些人也确实有样学样，一如他当年在“侯景之乱”时心怀鬼胎拥兵观望，大将王僧辩虽然带来了建康的军队，却在江陵城外观望事态发展。

　　萧绎丢掉了性命和皇位。南北朝是个乱世，无数个皇帝如萧绎一般，得位不正又凶暴失德，最终身死国灭。所以，萧绎原本可以和那些暴君一般默默地湮灭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可是，偏执如斯，梁元帝萧绎用一把大火，烧出了自己的千古恶名。

　　历史学者葛剑雄先生在其书中说，如果萧绎是一个普通人，历史于他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今天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作品，那么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和好学不倦的学者。

　　如果萧绎能读到葛剑雄先生这席话，他一定不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书籍，不会怒吼“读书无用”而放火焚书。因为，要是没有书籍和诗文，他除了是个失败的暴君，什么都不是。

　　我们总是喜欢替历史人物寻找理由和借口;总是纠结于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所以，有人会说萧绎自幼便瞎掉了一只眼，生理的缺陷导致人格的不完整，才会让他做出焚书这样极端的事情;还有人会说，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政治家，如果单纯从他的才情和诗文来看，他还是一个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我要说，然并卵。江陵那十四万册典籍灰飞烟灭，梁元帝萧绎便是历史的罪人，是残灭中国文化的暴君。

　　说到诗文和才情，我想大家不妨读读萧绎的诗。据说，西魏军攻破江陵，萧绎被俘，在幽逼江陵的最后日子里，他曾求酒而饮，作下《幽逼诗》四首。诗中所展现的绝望、凄苦让当时负责行刑的官员都不禁流下眼泪。

　　其一

　　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

　　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

　　其二

　　人生逢百六，天道异贞恒。

　　何言异蝼蚁，一旦损鲲鹏。

　　其三

　　松风侵晓哀，霜雾当夜来。

　　寂寥千载后，谁畏轩辕台。

　　其四

　　夜长无岁月，安知秋与春?

　　原陵五树杏，空得动耕人。

　　读完萧绎的代表作，我不禁想起同样是生在帝王富贵家，长于温香软玉中，同样国破身死的南唐后主李煜，想起他那首同样是哀叹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萧李二人，才情高下，自然立判。李煜丢了江山，却把自己的一腔悲怨变成千古绝唱;萧绎也丢了江山，却抱怨“读书无用”，犯下残灭中国文化的千古罪行。

　　史上的四次焚书事件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焚书，而且千古焚书之罪名系于秦始皇一身。其实，焚书并非秦始皇的首创，也绝非秦始皇一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有名的“焚书”就有四次。

　　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