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国人的几次移民之路 闯关东 走西口 陇海线

　　“山河不移，流民似水”，大饥荒面前，为了求生，逃荒成为灾民不得已的选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用双脚走出一条逃荒路。对很多逃荒者来说，逃荒路简直是死亡路，但求生的本能还是让他们毅然走上这条“希望之路”。山西人的走西口，山东人的闯关东，以及1942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后河南灾民的西行之路，铸就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几条移民之路。

　　走西口：山西人的苦难史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二人不成亲……”

　　这首二人台唱的正是当年走西口的老百姓为了生存经杀虎口到口外谋生的那段历史。

　　据历史记载，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清光绪初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造成大饥荒，与其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刘晓焕告诉记者，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涌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

　　“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在民歌里，山西人凄惨地唱出当年走西口的人们的哀怨心声。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心中难免充满悲伤与酸楚。

　　当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练而精明强干的晋商。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在100多年前，它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慢慢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乔家在100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走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内一样生存无着，走西口的规模渐渐变小，从此走向衰落。

　　走西口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内蒙古地区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闯关东：千万山东人的宿命

　　19世纪，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自此，闯关东浪潮开始。

　　清朝入关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焕告诉记者，清初，统治者处罚犯人时将其遣送边陲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到“极边寒苦”的东北。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成千上万的灾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东北。

　　民国时期，闯关东洪流澎湃，山东移民进入东北的规模大大超过清代。刘晓焕表示，山东人多地少且土地占有极不合理，造成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像京杭运河两岸，人口众多，随着运河通航能力的下降，生计出现困难”，而东北三省地广人稀，土质肥沃，对山东破产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东北工农商业比较发达，贸易较多，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山东人也选择到东北打长工。”

　　“灾荒与战乱是促使山东人闯关东的直接原因。”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林表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天灾频繁，兵连祸结，战争连年不已，兵匪、旱灾、蝗灾常常轮番发作，酿成极严重的饥荒，当时灾民逃荒的主要途径就是闯关东。

　　王林告诉记者，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到清朝末年移民数量已不下几百万，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灾民由此取得各种信息，“当时的报纸记载‘其稍有力者则投奔东三省北满一带，因东三省北满皆山东人多故也’。”

　　“山东灾民到东北逃荒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陆路逃到京津，再乘京奉火车到奉天。一条是由海路乘船到营口、大连上岸。”刘晓焕说，他们由烟台、威海卫、青岛等地然后坐火轮船到大连登陆，或者在沿海的黄县龙口等小渡口坐帆船到对岸营口，“路程近，路费比较便宜。”“据相关资料，1927年至1929年，内地移入东北人口300余万人，山东人占全数80%。”王林告诉记者，民国时期闯关东的山东人达1500万以上，“规模之大，极为罕见。”

　　陇海线：河南难民的死亡线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让1000多万河南难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的死亡线上挣扎，逃荒成为他们求生的选择。“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

　　当时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前锋报》特派记者李蕤在1943年“灾区系列通讯”《豫灾剪影》中这样描述：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

　　因为战争，洛阳成为陇海线暂时的始发站，也成了逃荒的始发地。

　　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但这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在这场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中，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陇海线一步步前行，沿途树皮被吃光，饿殍载道。

　　西行的路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宝鸡、铜川、天水。“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了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许多逃荒难民在西安扎根，生存下来，还有许多难民将西安作为中转站，像蒲公英般四处散去。

　　从西安开往宝鸡的火车同样拥挤。据有关部门统计，1942年前后，从河南逃荒出去的难民有近百万人在宝鸡安家落户。这近百万河南难民，来到当时仅有数千人的宝鸡县城(今宝鸡市)，在宝鸡城外的河滩、山坡上搭起一片片难民棚。说河南话、喝胡辣汤、唱豫剧，直把宝鸡改造成了“小河南”。

　　灾荒连年，老百姓不免经常逃荒。1942年中原大饥荒时，为什么大多数灾民都向西逃荒呢?这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著名灾荒史学家夏明方表示，河南北部、东部已经沦陷为敌占区，西边是国统区，相对来说是后方，相对稳定，而且还有铁路，灾民以为只要到后方去就有饭吃，于是拼命地往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