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 甲骨文与商朝的起源

　　甲骨文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的“殷墟”是盘庚时期建立的都城，也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从盘庚迁都至此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打败，共273年。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证实安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有考古发掘支持的都城。

　　说起殷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当属甲骨文。甲骨文实际上是“龟甲兽骨文”。“甲”指龟甲，通常是平滑的龟的腹甲;“骨”指“兽骨”，通常是牛等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历史学家又将甲骨文称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等。

　　有学者认为，商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重视占卜。甲骨文就是商朝王室用于占卜吉凶的，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文15万片以上，其中发现了4500个字，已经有约2000个字被专家们辨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具备了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等六种造字方法，即所谓的“六书”，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甲骨文并非都是占卜用，也有一些是日常生活的记载。

　　有趣的是，最初发现甲骨文的地方竟然是中药铺。中药中有一味药叫龙骨，是古代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残片乃至化石。可以将生的龙骨直接配伍煎熬，或者是先用火煅烧至灰白色，再与其它药物配伍煎制。中医认为，龙骨可以具有平肝潜阳，镇静安神，收敛固涩的功效。用于阴虚阳亢所致的烦躁易怒，头晕目眩等症。具体说来，没有煅烧过的龙骨被称为“生龙骨”，可以用于镇惊安神，多用于失眠，怔忡，惊痫，癫狂，眩晕等病症。而煅烧后的龙骨被称为“熟龙骨”，具有收敛固涩的功效，多用于盗汗、遗精、久泻及疮疡不和等病症。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王生于山东烟台福山，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位。他博学多才，平生酷爱金石收藏。据说，1899年，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好转。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其基本表现是发冷、发热、出汗。西方是用奎宁治疗。中医一般是用青蒿与其它药材配伍熬制汤药。新中国一项重要的医学成就正是从中药黄花蒿中提炼出了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在1899年的北京，买不到青蒿素和奎宁，疟疾尚属于疑难病症。中医给王先生开的药中使用了“龙骨”。估计是要用龙骨的所谓“镇静安神”的功效。

　　可能是没有听说过“龙骨”这味药。王懿荣对龙骨产生了兴趣，并在龙骨中发现了疑似古老的文字。后来，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从河南安阳带回了一包龙骨，请王懿荣鉴定。本来就对龙骨产生浓厚兴趣的王懿荣将这包龙骨拼接、研究，发现是龟甲。同时进一步发现龙骨上刻有很多古老的文字。扎实的金石功底和对金石收藏的爱好，让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王懿荣查阅各种史料典籍，经过几天的努力，他最终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得到启示，认为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难能可贵的是，王懿荣通过考证，很快就得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正确认识。此后，他又从龟甲和骨头片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并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王懿荣认定，这些是早在篆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文字，并开始大量收购、研究。

　　可惜的是，此后仅仅一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出任京师团练大臣，担负保卫京城的重任。当时清政府可能真的是无人可用，竟然让一位翰林院的文人负责团练，守卫京城。王懿荣素有爱国情怀，他率团练奋勇抵抗，但最终刀枪难敌火器。7月20日，八国联军从东便门攻入京城后，王懿荣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随后，这位一生以抗倭英雄戚继光为楷模的饱学之士，偕家眷慷慨投井殉国，时年仅55岁。清政府痛失一位博学义勇的栋梁之才，同时也是甲骨文考古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正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让人感慨、惋惜。

　　值得庆幸的是，王懿荣殉国后，他所收藏“龙骨”被刘鹗获得。刘鹗也是晚清有名的学者，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与王懿荣在金石篆刻方面素有交流。获得甲骨文后，刘鹗在王懿荣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很快成为被后世所公认的甲骨文考证四大家之一。仅仅过了3年，即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发表了第一部甲骨文方面的著作：《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文字“甲骨文”的消息让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很多学者开始收藏甲骨，一时间各中药铺中的带字“龙骨”，身价百倍。由于贩卖龙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将其出土地点当做商业秘密，秘而不宣。

　　1904年，晚晴著名文人孙诒让通过发奋钻研，考释甲骨文的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一百多单字逐个进行辨析，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

　　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的产地在河南安阳，开始到当地收集甲骨文，并进行研究，发表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一举成为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之一。不过，据溥仪说这本书是罗振玉的亲家、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著。

　　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首次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并且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最关键的是，这些发现证实了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殷商都城。这是中国考古界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文献记载与古代遗物相互印证，被称为是“新史学开山”之作。

　　1928年6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学习医学的郭沫若见到了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开始研究甲骨文。期间，郭沫若走访日本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仅仅一年以后，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此后，他又发表了《卜辞通纂》、《甲骨文合集》等书籍。尤其是《甲骨文合集》收录了41956片甲骨，是甲骨文研究的集大成者。

　　1933年，先后9次参与、领导殷墟考古发掘的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该书首创“甲骨断代学”，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被后人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甲骨文记述的内容

　　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据考古专家推断，这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商王几乎每事必卜。也有专家认为，甲骨文并非全是占卜的记录，有很多是皇室日常生活的记录。因此，从甲骨文中可以了解到商朝的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等内容。

　　从阶级组成看，殷商时期有奴隶、平民、奴隶主、贵族以及各级官员。奴隶和平民包括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奴隶主和贵族则有先公、先王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等，在甲骨文中记录为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殷商的官吏级别和种类很多，称呼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

　　殷商有强大的军队，有战车、弓箭和青铜兵器。例如，很多历史资料和传说中认为，商汤灭夏就启用了马拉战车。据记载，喜科索人打败古埃及法老也使用了类似的马拉战车。军队的组成单位有师、旅等，与现今的建制有一定的相似处。

　　根据历史文献和传说，商汤建立完善的法律，传说和《史记》等历史文献中记载，大甲执政初期，不遵循商汤的法律，被大臣伊尹放逐到商汤陵寝桐宫。甲骨文证实了商朝有很完备的法律。甲骨文中有关记载表明，商朝设有监狱，并且由刖、劓、伐等刑罚。与历史文献记载互相印证。

　　军队是国家的基石。由于有强大的军队，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不断拓展疆域。如第一章所述，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展，应该是商朝迁徙到现今河南西部后，不断发展壮大。根据有关殷商的记载，凡是被征服的方国都要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人某某氏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这一点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延续。明清时期，朝鲜、越南等国还向中央集权的皇帝进贡。

　　甲骨文中还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这也已经被众多的考古挖掘中被证实。例如，1950，新中国第一个发掘的殷墟武官村大墓就发现有79个殉葬的人和16匹殉葬的马匹。据统计，在安阳武官村殷墟已发掘的十几座大墓中，殉人总数多达五千余人。1976年，安阳市西北郊发掘的一座中型墓中，墓的四周密集地排列着人祭坑，共1400余个。再如，商末1997年，在河南鹿邑县太清宫太极殿西隐山发掘的长子口墓中，也发现了13具殉人遗骨和一条殉狗。殉人、殉畜等厚葬习俗与古埃及如出一辙，严重阻碍了商朝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遗址中也发现了殉人。

　　作为农耕社会，殷商王朝十分关心农业的收成和风雨气候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所以，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有关田地、农作物等都有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作物的记载中，除了黍、稷、稻等外，还记录了麦。

　　目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小麦原产地在西亚的新月沃地。考古人是大约1万年前由野生的二粒麦人工驯化而来。在中国没有野生的二粒麦，因此小麦肯定是外来。目前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最早的小麦正是出现在殷商时期。也就是说，小麦肯定是外来的，而且和青铜器、甲骨文一样都是在殷商时期出现的。

　　殷商属于农业社会。殷商时期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用于日常生活、军事、祭祀和殉葬等。甲骨文中有关于大量圈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等畜禽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早已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非常擅长畜牧业。这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吻合的。例如，传说商朝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此外，商朝先王和先民非常重视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据说，商汤曾经馈赠夏朝的附属国“葛伯”大量牲畜，让他进行祭祀。说明商朝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曾经感慨：商代当时畜牧业发展程度达到令人惊愕的地步，六畜均做牺牲，一次有用300-400只。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现代汉语中的“牺牲”本意来自祭祀。其中，“牺”就是用整只纯色毛的大型动物，如牛羊等来祭祀;“牲”则是用一群纯色毛的动物整只进行祭祀。与商朝类似，古埃及祭祀也是用纯色毛的动物。

　　甲骨文的记载还显示，渔猎也是殷商时期的重要生产活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说明殷商时期，河南附近应该有大象。殷商时期，狩猎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有田、狩、逐、阱、射等。其中田猎是商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活动，其目的有：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供给宗庙祭祀;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行军事训练。据说商汤还规定，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贝币与马来龟

　　殷商的商业很发达，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的记载。商出土的文物中，货币重要是货贝，一种生长与热带太平洋水域的珍贵贝类。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6800枚贝币。后来贝币出土渐少，开始出现石贝、蚌制贝、骨贝、铜贝等，说明商朝逐渐失去了贝币的供应源。铜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金属货币。一种可能是商朝早期与热带海洋岛屿的居民有贸易往来。另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商朝的祖先们曾经在热带居住过，积累了大量的贝币。来的中原以后，失去了贝币的供应地，因此，逐渐制造代用品。

　　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小：在商朝非常弱小、处于内陆地区的二里岗时期就有贝币出土。如果贝币是通过与热带岛屿贸易获得的，为什么在商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贝币反而少了?

　　第二种可能性得到了甲骨文书写材料龟甲的印证。商朝甲骨文中有很多龟甲是来自热带才有的马来龟。对于殷商甲骨文中马来龟龟甲的来源，考古界普遍认为是当年商朝从海南岛获得的。但是，历史上海南岛并非马来龟的产地，只是近年来，马来龟作为宠物被引进。更重要的是，在商朝初期，其势力范围局限于河南郑州附近，至其鼎盛时期也没有跨过长江。如何从海南岛获得大量的龟甲?仔细研究发现，殷商早期的甲骨主要是龟的腹甲、背甲。例如武丁时代埋藏甲骨的窖穴，YH127坑中，一万七千多片甲骨文中，牛骨仅8片，其余全部是龟甲。其中有一块产于马来半岛的大龟长达44cm、宽35cm，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卜甲。但是后来的甲骨窖穴中，龟甲的数量急剧下降，变为以牛骨为主。对于这种现象，也有考古界人士推测殷代卜甲与卜骨是分处埋放的。考虑到甲骨组成随时代变化的特点，马来龟是我们商朝的祖先总热带地区带来的，更有说服力。

　　总之，甲骨文的突然出现、出产于热带海洋的货贝和马来龟在甲骨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少等现象，均支持我们的祖先在到达河南前，曾经在热带地区生活过很长的时间。

　　我最初的一个信念是，殷商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图2)。从出现到发展出这样成熟的文字需要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所以，商以前的华夏文明史一个很长。但是，后来一些事实动摇了我的这个信念：很多文字是短时间内创立的，例如蒙古文是借用回鹘文的字母。据说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人，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忠贞，不仅没有杀他，还任命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蒙古人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而此后约四百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头创制满文。再如，现代德语文字是马丁路德为了宣传基督教，于1521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从而创立了语法严谨的现代德语;而俄语文字据说也是两位传教士于300多年前为宣传圣经而创立的。

　　当然，这些都是拼音文字，而且都是学习、借鉴了别的语言的字母，所以很容易通过改造，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相比之下，朝鲜文，因为字母是自创的，耗时就相对较长。据说，朝鲜文字是“世宗大王”李裪责令郑麟趾、崔恒、朴彭年、申叔舟等，历时30多年，于1443年创立的《训民正音》。

　　让我最受震动的是西夏文的创立。作为象形文字的西夏文是一个人仅花三年就创立的：西夏景宗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花了三年，创制了近六千个字，并迅速得到推广。这可能是由于西夏人是党项族，属于藏族的一支。在语言上，西夏属于汉藏语系。他们对汉语的象形文字有着天然的适应力。

　　尽管西夏文可能只是个特例，但是它动摇了我利用甲骨文推断中国历史久远的逻辑基础。我的中国“文明古国”的信念开始动摇，有时候甚至有些自卑。

　　当年发现甲骨文后，西方学者认为甲骨文是古埃及或者巴比伦传来的，遭到我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但是，如果没有考古证据证明在现今中国的地界上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就不能排除“甲骨文是外来的”。有人说早期的文字可能写在一些易损物上，因此看不到。但是，在我国早期考古遗址中大量出土陶器。陶器是很容易留下文字的器物，但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殷商以前的大量陶器上没有一个文字。难道甲骨文真的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那我们的祖先是从古埃及带来了文字，还是像日、韩借用汉字一样，从古埃及、巴比伦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