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在1960年办一张港澳通行证有多难？

　　原标题：小团圆：在1960年办一张港澳通行证有多难？

　　一

　　1960年8月，江西省全南县大吉山钨矿下属的选矿厂里，碎矿工段电工熊细仔要去澳门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工友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对于这件新鲜事儿，大家态度不一，有的对他抱以同情，认为与亲人团聚，天经地义，组织上理应批准。有的则认为他贪图资本主义的奶油面包，去澳门是假，诋毁社会主义才是真。更多的人，纯粹把它看成枯燥生活中的谈资，消遣而已。

　　熊细仔这一年22岁。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与自己分别了十七年的哥哥居然能从报纸上看到他刊登的寻人启事，并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7月24日，哥哥写来第一封信。虽然很短，但却是他这十多年来读到的最动人的文字。

　　孟贤：

　　你好吗？我是你大哥仲贤。在日本侵占香港时期，我们因为生活困难，迫不得已，才将年幼的你与玲妹送给别人，我心非常难过。及后，母亲和超贤（你的二哥）又因生活问题，到惠州去买卖故衣，去了就没有回来，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我。日本战败投降后，我曾登报及托友寻访你们，但是一直皆无音至而今已有拾五年多了。在这拾多年来，我时刻都想念你们，而至做梦和流泪。到最近，我在报上看见你访寻我们的消息，当时真是百感交集，不可言喻。后来，我到报馆查悉你的住址，即来信与你联系。三弟，我们别后你的经历和状况如何呢？有空时来信给我一看好吗？（我现在在纬纶纱厂工作，住址：香港九龙土瓜湾美善同里九号三楼。）

　　在这拾多年来，我的生活甚为艰苦，如在香港沦陷时，在京都酒店每天要做十六小时（工）作，食的是每餐拾贰两绿豆饭。战后，得代父介绍到大南机器厂当学徒，每天也要作拾贰小时，还要捱全夜班一年多，做了数年，转到怡生纱厂，亦做了多年，最近才转往纬纶纱厂，生活比较好些。三弟，我给你一张近照，以便将来见面。

　　祝你健康。

　　李仲贤 字

　　1960.7.17

　　我的住址：香港九龙土瓜湾美善同里九号三楼

　　这封信令熊细仔辗转难眠。他当即决定向单位申请出境，去香港与哥哥团聚。这期间，熊细仔也向哥哥写了回信，告诉了他这些年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同时也邀请哥哥能回大陆来看望他。但是，哥哥回信说，纬纶纱厂不同意他去大陆，还以工作相威胁。无奈之下，只好请弟弟来香港一见。

　　香港回大陆难，大陆去香港又何曾容易。熊细仔到处打听如何才能去香港，得到的信息是：“要去香港比较烦，要等到有人离港才能入港。”又听说澳门没有这样的规定。于是他写信与哥哥商议，兄弟二人在澳门见面。

　　主意打定，熊细仔便开始写申请书，要求出境探亲。第一封申请书交给了矿厂派出所，此后又向他所在车间的党小组、支部、总支、党委、选矿厂保卫组和总矿厂保卫科多次递交申请，还将哥哥的来信、他通过【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香港华侨服务处刊登在《新晚报》上的寻人启事、哥哥及父母的照片等拿给各级组织勘验，“但他们总是推来推去的，一天推一天推一天。”对于熊细仔堪称性命攸关的大事，在别人和组织眼里，根本引不起重视。时间长了，竟然还在厂里四处风传，成了工友们的谈资。

　　1960年10月3日，熊细仔又给钨矿下属选矿厂党总支书记寄了一份申请书，开门见山的写道：“我想去澳门探望亲人，因此特向你申请。”总支书记收信后没有明确回复，而是给他指了条路——找省公安厅。

　　大约半个月后，熊细仔给省公安厅寄去了申请书，内容和给总支书记的基本一致。又过了半个月，时间已经进入了十一月，天气逐渐转冷，矿区开始迎来雨季。就在熊细仔打算放弃等待另觅他途的时候，一封来自省公安厅的回函交到了他的手中：

　　熊细仔：

　　关于你要求去澳门探亲一事，应事先经你所在单位领导同意后，再向所在地公安局申请，特此函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四日

　　江西省公安厅回函，1960年11月4日

　　公安厅的这封回函对熊细仔非常重要。它明确地告诉了出境申请的途径：在单位领导同意的前提下向所在地公安局申请即可。

　　熊细仔所在的大吉山钨矿厂是否同意其去澳门探亲呢？从前几次递交申请材料的情况来看，钨矿厂的态度是明确的：拒不同意熊细仔出境去澳门探亲。

　　熊细仔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越过单位，直接向赣南公安处写了申请信，其中写道：

　　我从今年八月就开始向派出所申请，但该处不同意，后来我又向单位，从小组到支部总支、党委、保卫组和保卫科等处申请，把我的详细情形都写了，和我哥哥的信、像片，以及华侨服务处的信和在香港登的新晚报寻人广告全拿给他们看了，但他们总是推来推去的，一天推一天推一天，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去，使我失望极了。我天天倚门而望，向这里申请，向那里申请。想不到我一家如此悲惨，家散人亡，十几年的离情别话，今天很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哥哥，反而不能见面，想不到我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想见见亲人还不能，难道叫我们亲人、父母、祖宗都不要了吗？如果是这样，我实在不想活在人世了。

　　……

　　我今天申请到澳门去，只是为了求见一下失散了十几年的亲人，并无他意。我一定按期回来，请党相信我吧！请给我一点方便，请你处给我办一个去澳门的出门证吧！使我能早日见到我的亲人，我真是会感激你处不尽啊！

　　这封信先被赣州市公安局“收悉”，再由市公安局批转至行署公安处，并附公函一通。

　　赣南公安处：

　　现将熊细仔的申请书转来你处，请查收。（误寄我局）

　　60.11.28

　　又过了四天，12月3日，行署公安处对这份材料向大吉山钨矿保卫科做出批示，并将其编为“（60）公治字第59号”存档备查。批示将熊细仔的来信转给了保卫科，请其“调查了解”，同时明确指出：“如申请人政治纯洁，对现实无不满情绪，而其赴澳确系探亲，证据确实（香港亲人来信、刊登寻人报纸等），□□将其材料转全南公安局填写赴澳申请表，上报我处审查批示（材料上应签具你们的意见再送县局），以上希即遵照执行。”

　　12月5日，大吉山保卫科收到了行署公安处的来文，保卫科副科长凌运吉批示：“给选厂保卫组办理。若其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他向派出所申请。”同时又在11月4日省公安厅的回函上批示：“派出所李所长：选厂熊细仔同志申请去澳门，请给其办理手续。”

　　如果不出意外，熊细仔申请去澳门一事将在1960年底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公安处的批示来看，行署方面处理此事较为秉公和开明，只要下级单位能将层层把关的材料递交上来，批准其赴澳，应无太大问题。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节外生枝，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新情况。

　　二

　　熊细仔原名李孟贤，祖籍广东省开平县湖潭乡。1938年5月18日，出生于香港深水埗元洲街62号三楼一个小职员之家。父亲叫李克定，是深水埗邮电局的一名资深邮差。母亲叫陈开，家庭主妇。李家信奉天主教，按照教规，在几个孩子出生后，李克定夫妇在教友中结识了梁芷卿夫妇，作为孩子们的“代父代母”。

　　除了李孟贤之外，李克定夫妇还有四个孩子，分别为：长子李仲贤，出生于1930年；次子李超贤，出生于1932年；三子李季贤，出生于1935年，早夭；小女李月铃，出生于1940年。在【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之前，熊细仔一家过着平静而富足的生活，这段经历，在熊细仔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是他二十多年人生中唯一看起来堪称美好的记忆。1942年，香港沦陷，经济急速下滑，中下层民众生活困顿不堪，熊细仔一家，也由此生变，终致骨肉分离。1943年，父亲李克定因病下世，孤儿寡母顿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母亲陈开苦苦周旋，仍无法抚养五个孩子。迫不得已，只好在亲戚的介绍下将长子谢仲贤送到京都酒店当学徒。不久，又将次子李超贤送进长沙湾孤儿院，希望能周全孩子一条性命。送走次子后，陈开整日痛哭，向人诉说：“在家饿死，不如送给别人吧。”

　　即便这样，生活仍极度艰难。到了1944年初，家里能当的东西已全被当光，母子三人，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没有床，晚上就睡在地板上。该年五月，陈开认识了来自广东河源的两个妇人，她们说可以将两个孩子寄养在自己家里，这样能避免他们饿死。陈开活子心切，轻信了妇人的话，便将李孟贤和李月铃兄妹二人交给了她们。没有想到，这两个妇人真实的身份是人口贩子。李氏兄妹被两个妇人坐着火车带到河源。在这里，兄妹二人分别被人买走。时年，李孟贤八岁，李月铃六岁。

　　李月铃被何人买走，至今都不得而知。李孟贤被卖到了广东连平县上坪乡小水村一个叫熊成康的人家。从此，李孟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熊细仔。熊成康缘何要买一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发妻亡故、尚未生子的缘故。翌年，熊成康迎娶了一房继室，不久，便生产下一个儿子。熊细仔一下子成了家里的“多余人”，由养子变成了长工。不仅失了学，还要为谢家干各种农活，如放牛、割草、下田等等，吃不饱、穿不暖、生病无人理成了常态。稍有怠慢，就会遭到熊成康的暴打。这些经历，成了熊细仔成年之后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共产党定鼎天下。熊成康家也在土改和历次运动中走向了破落。这时候，一些同情熊细仔的村民劝说他与养父脱离关系，自立门户。1953年，熊细仔鼓起勇气，提出与熊成康脱离父子关系，熊成康答应了，但并没有分给熊细仔任何财产。这时，同村的谢潮茂正好要去全南县大吉山钨矿找工作，熊细仔便跟着他去了大吉山，希望也能在此找一份工作谋生。但当时熊细仔只有15岁，年龄太小，隶属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中南分局管辖的大吉山钨矿厂，不接收未满法定劳动年龄的童工。眼看就要穷途末路，无功而返，一个在矿厂工作多年名叫熊金恩的同乡听说了熊细仔的情况，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便和妻子许来清商议，将他收留了下来。平日里，熊细仔称谢金恩夫妇为“干爹干妈”，一家人相处的很好。

　　熊金恩夫妇心底善良，不仅为熊细仔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还供他在钨矿子弟学校读了两年书。这两年中，熊细仔又一次点燃了生活的希望，他刻苦学习，努力上进，1956年6月，成功考取了钨矿厂电工学徒资格，被分配在大吉山动力厂。11月，到八里半技校学习电工理论，至1957年3月底学满结业。1957年4月至9月在大吉山分造厂实习，10月又调去湖南省湘西矿实习。1958年2月再次调到江西电机厂（在南昌市）实习，当年8月底，实习期满，分配至大吉山钨矿新选厂碎矿车间，享受三级工资待遇，同时还分配到一间单人宿舍，位于选厂新建宿舍25号楼上。

　　大吉山钨矿位于江西省全南县南岭九连山脉中部，最早的开采历史可追溯到1918年。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5兵团48军143师429团克复大吉山，钨矿为临时军管会接收。1950-1952年，通过接管、没收、赎买等方式，大吉山钨矿回到人民政府手中，生产秩序得以回复。1952年2月，矿区有工人2118人，其中民工1398人，年产钨砂346.55吨。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大吉山钨矿被确定为全国“一五”期间新建和扩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并得到苏联专家的援助。1953-1955年，苏联专家多次来矿考察，指导新选厂设计方案。1954年6月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第5401049号文批准大吉山钨矿扩建设计计划任务书，1956年2月1日，国家建设委员会第5604148号文批准大吉山钨矿初步设计概算。5月，新选厂破土动工，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1958年10月1日，新选厂建成并试生产。是年，为满足苏联设计工程投产需要，钨矿厂新招职工1228人，其中840人来自农村，388人来自矿区家属。熊细仔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选矿厂，成了一名钨矿工人。

　　熊细仔档案封面

　　三

　　按照保卫科的批示要求，12月8日，选厂保卫组首次对熊细仔的“现实表现”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对象分别是**党员、电气技术员张某和碎矿车间党支部代理书记钟某。结果，这两个人对熊细仔平时的表现，基本上都打了差评。

　　张某说，熊细仔“在言论方面不讲话，表现沉闷，在工作中表现不好”。具体是：对生产中电气出现问题后，不积极处理。曾有一次维修不及时导致全车间生产停顿了一个小时；劳动态度不踏实。上班后分配了工作就干，不分配就不干，功效不高，干劲不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不积极，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有时参加，但很少发言。在未找到他的哥哥前表现一般，找到之后表现更差，不如过去。现在总是闷闷不乐，工作上拖拖拉拉，生活上散散漫漫。

　　张某特别提到三点。“一、他曾几次要求去澳门探亲，而领导（总支）上不睬不理，这样考虑那样考虑，而我（指熊细仔）历史上又没有干过其它事情，为什么不让我去探视呢？这事熊细仔曾对我说过几次，同时对总支未答复他和给他出证明，在他思想内有些不满情绪。曾对我说：你帮我到高书记那里去讲一讲，我向高书记讲，他理都不理我。二、对他去后，受他哥哥的影响可能不会回来。因为他对当前国内形势认识不足，但他从不谈论这些，也不和别人接近。三、如果他回来了的话，我们是不准备留他，那就调他到非生产部门去，因为我们都是全盘自动化。放在这里很不妥当。”

　　钟某认为熊细仔平时表现一般，工作不积极，业务水平也不高，但对去找他哥哥的事情却相当积极，经常写报告找领导，对组织上不给他解决问题内心有些不满。保卫组最后问钟某：“那组织上的意见呢？”钟某回答：

　　埋怨情绪是有，认为哥哥找到了不给他去。但很大问题不会有。根据他的政治觉悟和目前形势，是不能给他去。一方面他去了是否返回来还是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他去了之后，到那边可能会乱讲。因此，我们意见还是不能给他去。

　　张、钟二人的评价宛如一道高墙，对熊细仔申请赴澳形成了巨大阻碍。

　　诡异的是，在1961年8月5日，熊细仔写给全南县公安局的信中称，他赴澳探亲一事，“从去年9月就向厂里申请，到12月才得到厂方的同意。厂方给我介绍到派出所，即全南县大吉山派出所，就在12月24日派出所给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私事出国申请表’，叫我填好，并交代我本人的相片，我香港大哥李仲贤的相片和父母的相片即信件（我大哥的信和华侨服务部的信，以及一封江西省公安厅的信）都交给了派出所，该处说即替我上报批示，最迟在三个月后可以答复。”厂方在情况调查中清楚地做了“不同意赴澳”的结论，为何熊细仔在次年的信中说在此时得到了“厂方的同意”呢？

　　12月24日，熊细仔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私事出国申请表”中，除了已经多次重复填写的家庭情况和申请事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不是再申请去澳门，而是去香港。这是因为“去年我大哥就约我到澳门见面，但我到派出所询问，派出所说到澳门也要办好出国手续才能去，所以我就决定申请到香港。”

　　此外，还有一份来自赣南行署公安处第三科对大吉山钨矿保卫科的批示，也在12月24日得到了批转，内称：“关于你矿工人熊细仔申请赴澳探亲一事，前我处已将申请书转来，要求你们研究处理。但至今未见你们提出意见。现你矿工人熊细仔又要求赴澳，现再将申请书转来，请你们研究，提出意见，报来我处审查为盼。”从行文语气来看，公安处对钨矿厂的不作为显然有些不满，字里行间带着火药味。

　　十天后的1961年1月4日，大吉山钨矿保卫科在公安处的批示下回复称：

　　三科：

　　接你们转来我矿熊细仔申请出国一文后，我们当即据党的政策，安排处理，要求本人向本地派出所申请，至今其到处□□□申请，乃是其本人的问题。特此告知。

　　又将皮球踢给了熊细仔。

　　与此同时，保卫科又指使选厂保卫组在1月30日就熊细仔的情况写了一封详细的材料，并对其要求赴澳探亲一事给出意见：不同意。然后加盖公章，报送选厂党总支，总支看后，批示：“同意保卫组意见。”同样加盖公章。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极力阻挠熊细仔出境探亲。

　　这封材料比之前保卫组在车间所做的“现实表现”调查更具杀伤力，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前文提出的疑窦。很有可能是，熊细仔在得知了车间不同意其赴澳探亲的意见后，再次找了保卫组或更高一级组织，甚至又一次给行署公安处写了信。迫于压力，厂方表面上答应了熊细仔的请求，并让他去派出所填表，但在暗地里，却积极罗织了熊细仔的材料，并以组织的名义明确给出结论——“不能让他赴澳”。12月8日的那份“现实表现”情况调查，只是临时的，没有说服力。现在这份材料，加盖了两级组织的公章，即使上级单位再次督办，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一切，熊细仔显然蒙在鼓里。从1960年12月底到1961年夏天，漫长的六七个月中，他一直在焦灼的等待。他也去派出所询问过多次，但对方的回复都是还未接到上级通知。

　　1961年7月下旬，天气热到了极点，熊细仔再也等不下去，于是又一次向赣南行署公安处写申请书。8月3日，公安处回复称：早已同意熊细仔赴港探亲，“同时该处的信中还说已通知了钨矿公安派出所，叫我到派出所去办理手续。”

　　熊细仔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去派出所询问，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派出所说没有接到通知，厂方其它部门也说没有接到通知。”8月5日，熊细仔大概多少看出了事情的端倪——派出所和厂方“没有接到通知”是假，以各种理由阻挠自己赴港探亲是真。看起来，这件事情，不绕开派出所和厂方是没法办成的。

　　当日，熊细仔写信给全南县公安局，请求其调查此事，帮助他早日“办好这个去香港的手续”。

　　解放以来，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和幸福！在新社会里，已没有了我以前这样的悲惨遭遇，同时我看到和听到在过去许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们，在今天人民政府的帮助下，都得到了团聚。这是多幸福啊！所以我也希望党和人民政府帮助我，使我能和亲人团聚，给我一些方便，使我能早日到香港去探望我的亲人吧！在那里我只探访两个星期左右即回来的，决无其它目的，请你处相信我吧！最后我请求你处给我一封回信的答复吧。

　　这封信寄出八天后，即8月13日，县公安局便做出了答复，在来信第一页上做了批示，但遗憾的是，这条批示被人为撕掉，具体内容今天已无法得知。

　　从这一天起，熊细仔申请赴港的批办程序明显得到了加快。9月3日，全南县公安局填报了三份关于熊细仔的“往来港澳审批表”。9月13日，熊细仔按要求写了一封赴港申请书，同时递交三级单位：大吉山派出所，全南县公安局，赣南行署公安处。9月17日，大吉山钨矿选厂总支委员会、选厂总支碎矿车间支部委员会两级党组织联名出具了一份“熊细仔的一贯工作表现”材料，话锋陡转，不再对其打差评，小题大做，而是尽可能将其“材料做的好一点”。如在谈到近期表现时说，由于得到了赣南行署公安处的来信，同意他赴港，故近期“工作及思想都在好转”，具体表现在：

　　组织纪律方面。一般化，上班迟到早退、矿工现象还未发现，工作中一般还能服从分配，不会有讨价还价的表现。

　　工作态度表现方面。过去一段时期表现很差……最近得到了赣南公安部门的同意后，认为有把握可以去看自己的兄了，故工作中也表现比较安心，在处理问题上一般还能完成一些任务，态度比较愉快了。自参加工作以来，除去年发生一次人身事故外，其他还没有发生什么机械设备事故，安全工作还是比较好。至于一些工作中的破坏行为，至今尚未发现。

　　联系群众方面。很差，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一个人独自行动，若有工作就干一天，没有事时总一个人坐到，一贯非常沉闷，很少跟大家在一起闲谈，至于高兴大笑方面尚未见到。至于其他有什么别的朋友，我们还未发现。

　　生活作风方面。据我们所了解一般还比较俭朴，对于平常大吃喝，乱花乱用现象还没有出现，反正每个月自己的工资吃饭就是。平常穿的很突出也没有过。

　　这份材料相比《熊细仔的单身材料》来，可谓天壤之别。就连最后的结论，也写的比较委婉：“该同志的政治思想觉悟是不够高的，加上我们单位又是一个国外设计的现代化的选厂，他本人又是一个主要工种（电工），为了保守秘密，如果要同意去的话，必须要在他的家里进行一次有关资料的收回工作，否则不能出去。最好就不去好，当然具体还应该由公安部门决定。”三天后，选厂总支委员会签署意见：“以上情况供你们参考”。

　　9月21日，大吉山派出所将这些材料汇总在一起，全部报送赣南公安处。八天之后，全南县公安局也将相关材料上报赣南公安处，在“往来港澳审批表”，局长何杰绅签署意见：“该人表现不够好，赴港问题请公安处审批。”

　　10月，两级公安机关的材料都得到了行署的批复。10月12日，行署公安处李姓负责人向大吉山派出所批复：

　　该人曾数次申请去港探亲，并又经行处（即行署公安处——笔者注）直接去信同意其出境，且经公安局审查该人政治□及在海外亲友还未发现可疑问题，几年来的工作表现也较好，我的意见是可以批准出境，请□处长批示。

　　公安处关于熊细仔出境的批复，1961年10月12日

　　翌日，公安处□处长批示：

　　该人是寻亲人多年的，要求团圆，我们共产党不叫人家团聚，这是对党的影响不利的。此点应向选厂同志讲清。另外去港以前，不许进行什么保密的检查，这是不很□好的做法。如果带什么政治机密资料，边防会检查的。

　　对县公安局上报的“往来港澳审批表”，行署公安处□处长也于10月12日做出了批示：

　　该人几次申请出港，按党的政策是可以去的。同意该人出港。

　　熊细仔往来港澳通行证

　　1961年10月15日，历时一年多的辗转努力，熊细仔终于拿到了由赣南行署公安处签发的往来港澳通行证，为期一月。离别故乡、亲人十七年，为了这样的小团圆，再艰难的努力，都值得付出。

　　（本文所涉及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