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从城西祖庙追寻晚清广州的“公共空间”

　　原标题：陈晓平：从城西祖庙追寻晚清广州的“公共空间”

　　广州城西祖庙（新基北帝庙）曾是广州西关经济、社会、娱乐的重心所在，也是广州粤剧圣地，可能为战争炮火所摧毁，已被人们遗忘。城西祖庙为晚清广州七十二行商人议事场所。城市商民议事中心从庙宇、慈善机构到商会、商团的递嬗，表征了近代社会变迁加速的过程。

　　近代以前，庙宇几乎都是城乡社会生活的中心。对乡村庙宇的社会功能，已有众多着作加以探讨。对近代城市坊众“集庙议事”，中山大学邱捷教授也做过杰出的研究。

　　近期，笔者得广州老照片收藏家周俊荣先生之助，受“广东记忆”微信群诸贤达的启发，确认有几张老照片是广州城西祖庙已消失的场景，由此揭开一系列尘封旧事。

　　破案过程

　　一张1902年由外国人C. H. Graves拍摄的老照片，标注Characteristic Chinese Architecture. Temple of God of North, Canton, China（中国广州北帝庙，典型【中国建筑(601668)、股吧】），可见一座装饰繁复的广府建筑，一组锋利如刀的“封火墙”插向青空，十分引人注目，檐下横幅书“众生环拱”四字，影相右侧是一个赤脚挑担的小贩，神情愉快。最右侧青云巷门洞之上，题“昭崇”二字。

　　1902年北帝庙

　　同一版本的另两张老照片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可见北帝庙建筑群的一座“帝亲殿”，殿前广场搭起好多帐篷，帐篷下面摆设各种食物摊档，六七个小贩望向镜头，远处则有十多个善信模样的人。这张照片的另一版本，英文标注为：A busy market place and Sing Tai Pak Tai Temple, Copyright 1901 by H.C. White &Co.。显然，这是一个人流极多的北帝庙，吸引了不少商贩。“Pak Tai Temple”是指北帝庙无疑，“Sing Tai”则可能指的是北帝庙所在的位置。“广东记忆”微信群里的“恒美印刷邓生”认为，可能是“新基”，被老外写错为“Sing Tai”。这个猜想思路开阔，但未获普遍认同。解决问题的钥匙，藏在青云巷门洞上“昭崇”两字上面。

　　帝亲殿及广场

　　有英文注释的北帝庙前帝亲殿

　　《广东省志 风俗志》称：北方真武帝是“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区民间特别尊奉的神。又称玄武帝，简称北帝……建国前，仅番禺县就有近200座北帝庙”。当时广州城有两个“附廓县”番禺、南海。若加上南海县的北帝庙，则广州及其周围的北帝庙应该超过300座。茫茫“庙海”，如何确定是哪一座，有些难度。

　　广州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成立于1835年，孙中山曾在此处学医。博济医院第二任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也是孙中山的老师，在广州行医四十多年，完成手术近5万例。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之余，嘉约翰走遍了广州城厢内外，出版了一本英文小册子The Canton Guide（广州指南），把他觉得外国人会感兴趣的广州景点、街巷、店铺都作了详细介绍，于1880年出版。这位受人尊敬的医生久居广州，能读会写汉字，可以说是个“广州通”了，但偶尔也犯错。

　　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医生

　　当时的公共街巷，一般在巷口顶上会有牌坊写着“某某巷”“某某街”等。嘉约翰《广州指南》的写法，是以街巷名为小标题，在下文介绍景点或店铺。他把北帝庙内青云巷错认为公共街巷，把介绍北帝庙一段的小标题写成“昭崇Chiu Sung Street”。在他杜撰的“昭崇街”一段介绍的这座庙宇，就是照片的拍摄的对象，位于西关白米街附近，不是在大北直街，这就帮助确定了位置。至此，可以认为，上面“Sing Tai”是“Sing Kai”的笔误，指的是“新基”。由嘉约翰的记载可知，北帝庙也叫做“玉虚宫”。

　　嘉约翰《广州指南》之“昭崇街”

　　嘉庆、道光年间广东名宦吴荣光曾为重修新基北帝庙撰写碑记。吴荣光（1773-1843），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进士，历任福建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要职，为清中期最显赫的广东籍官员之一，《重建广州城西真武庙碑记》即出自他的手笔。碑记言：“广东省城郊外新基古渡有真武庙，自嘉庆丁巳重修后，后道光壬午，居民不戒于火，圮及庙垣，乡人捐赀修复，凡七千馀人，得银三万两有奇，鸠工庀材，更于庙旁拓辟四基，添建后殿，趋将踊跃……”目前尚不知这座北帝庙始建于何时，按县志所述则乾隆年间已经存在。据吴荣光碑记可知，该庙1797年重修过一次，至1822年被附近失火殃及，乡人捐银三万多两重修，扩大面积，加建后殿。

　　吴荣光所撰碑记

　　1895年，商人又捐资重修，至次年秋天告竣，“择于八月十六日建醮，十八日请神升座，各约均悬灯结彩，互相庆贺，闹热非常。所有花地花园之一切花木、盆景均赁卖一空，灯色、彩绸、人物、八音亦搜索无遗。”（1896年10月16日《申报》）

　　热闹非凡北帝庙

　　光绪年间，城西祖庙曾是西关最热闹所在，粤剧与北帝庙游神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粤剧兴盛与工商业繁荣有莫大关系，以庙宇为中心的商人团体赞助，促进了粤剧的发展。查照广州老地图，在新基正中约之北面，有一“琼花直街”。熟悉粤剧史的读者会知道，早期以“琼花”总称粤剧这一行当。康熙时期的举人徐振曾赋诗一首：

　　歌伎盈盈半女郎，怪他装束类吴娘；

　　琼华馆口船无数，一路风飘水粉香。

　　徐振注曰：“琼花为梨园会馆，在太平门外，歌伎多舟居集次。”这首诗堪称“诗史”，描述了康熙年间广州粤剧之兴盛、广州琼花会馆的位置、戏班人员居于“红船”的珍贵信息。旧时文献记录广州城外地理信息，多写“XX门外”，琼花直街正是处在太平门外。当日，琼花会馆还在珠江边，后来泥沙沉积，加之人工填筑，到清末时琼花直街离江边已有一段距离。咸丰年间，粤剧演员李文茂率领琼花子弟参加红兵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清廷严厉禁止粤剧演出。事定之后，经过休养生息，到同治、光绪年间逐渐放松了控制。据说，两广总督瑞麟喜欢看戏，支持粤剧戏班的演出，禁令遂不了了之。

　　徐珂《清稗类钞》“广州戏园”一则说：“光绪初，唯繁盛街市之神庙或有戏台，遇神诞建醮始演戏，如渡头北帝庙、油栏直街某神庙之属是也。”早期粤剧多在临时搭成的“戏棚”演出，唯有渡头北帝庙、油栏直街某神庙的戏台，才是固定的，在粤语中叫做“梗台”（固定戏台）。所谓“渡头北帝庙”，乃是“新基渡头北帝庙”的简称。早年广州粤剧演员之成名，多得益于在北帝庙戏台的演出。

　　北帝庙示意图

　　琼花直街与北帝庙示意图

　　广州北帝庙虽多，位于渡头而又人所共知的，则只有新基这一座。仇巨川《羊城古钞》称：“吾粤多真武宫（按即北帝庙）……会城诸庙则以城西祖庙为雄壮焉。”城西祖庙之雄壮在于建筑风格，而非面积大、门面阔。覆按清末民初广州地图可知，“新基”是一个片区地名，包括“新基正中约”“新基西街”等，这一带的街区，都非常狭长。狭长的原因，是土地由逐渐冲积而成，后来用人工围海造田的方法，形成“新基”，其狭长形状正好记录了这个向珠江延伸的过程。

　　嘉约翰医生注意到，庙前广场就是戏台所在，每当有演出时，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长时间内，北帝庙戏台是广州主要的对市民开放的固定戏台。台上上演着悲喜剧，台下也同样上演悲喜剧。1880年3月，尧天乐戏班在祖庙演出，观众个个都神怡目注，忽听女棚中人声鼎沸，不久一台女轿来到门前，一老媪扶一少妇登轿飞奔而去，原来是一个孕妇，已届分娩之期，却忍不住跑来看戏，突然感觉腹痛，才赶忙离开。（1880年4月5日《循环日报》）1883年3月，上演高陞戏班的《蒋世隆抢伞招亲》，是日风雨交作，台下看戏者多打纸伞，却有几个人冒雨看戏，嫌前面雨伞挡住视线，抢伞扔出，击中别人头部，现场大乱，还有观众故意将雨伞扔上舞台，以为笑乐，演员大怒，几乎酿成事端。（1883年3月19日《循环日报》）

　　清末时期，城西祖庙的游神活动热闹非凡，全城瞩目。每年三月初三为北帝诞，从初三到初六，人们抬出神像在城厢内外各处巡游，“住眷人等，乔扮幼女小孩，斗丽争妍，真觉马如游龙，人若天仙”，“更有扎作凤辇龙楼、彩船锦缆，以耀耳目之观。”（1881年4月7日《循环日报》）此种“嘉年华会”并非国外专利，国内早已有之。诞会活动十分适应群众心理，盖一年到头，经商做工者疲于奔命，足不出户的女性则闲居无聊，此种万众参与的活动，既愉悦耳目，又宣泄郁闷。

　　蛇餐为粤菜特色之一，最着名的“蛇王满”起源于城西祖庙。清末，永济堂“蛇王满”刊登广告，声明其“正铺”开创于光绪五年（1879年），地址在“北帝庙前新基正中约”。创立初期，“蛇王满”主要是开发蛇的药用，制造“三蛇祛风湿酒”“蛇胆陈皮末”等中成药品。及后，“蛇王满”在银号集中的桨栏街开设蛇餐馆，声誉鹊起，他人也纷纷模仿。

　　清末“蛇王满”广告

　　新基正中约招贴“街内蛇王满”

　　七十二行总部“西共堂”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风起云涌，维新人士提出各项改革主张，其中之一是振兴商务。1897年，康有为门生徐勤在澳门《知新报》撰文《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提出“开商会”的主张：“泰西各国莫不有会，而获效之速以商会为最。葡、荷之抚有南洋，美国之富甲诸国，英国之地遍五洲，皆由斯道也。吾粤诸商所在有会，凡诸会者不过作岁时伏腊之事，宾客酬剧之所而已。西共堂，七十二行之总会也，而徒藉为要挟长官之具。”

　　七十二行是广州工商界的统称。传统上，每一行当皆有“行会”，如银行（银号行业）、玉器行、珍珠行、土丝行等等。清代，广州科场供应（县试、府试、乡试所需的各种物料以及考官士子等人伙食）由七十二行负责提供。咸丰兵事迫使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向商业流通环节征收“厘金”。1899年，军机大臣刚毅受命南下筹饷，提出“商包厘金”方案，即由包商向官府缴交承包的厘金，而后由包商再向各行商人征收，促成“七十二行”成为固定的行会联合体，北帝庙内的“西共堂”就成了七十二行的“总会”所在。在清末新政时期“总商会”设立以前，广州工商界已经形成全行业的行会联合体，这种情况与其它商业中心城市有所不同。七十二行的团结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能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甚至迫使两广总督收回决定，这种行动被徐勤称为“要挟长官”。从这个背景看，陈廉伯组织商团军，一度与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形成抗衡之势，是有一定的实力作基础。

　　周俊荣所藏的一张老照片，让我们得以见“西共堂”的真面目。照片拍摄到几个军装人物，斜挎绶带“粤商团军”，面露笑容，左侧一人手抓驳壳枪，站在一座传统建筑的门口，门顶匾额，写着“西共”二字。这应该就是七十二行总部“西共堂”。民国初年，广州受滇、桂军阀统治，治安不靖，广东商团军是商人团体为维护地方而设，到1924年，商团首领陈廉伯因购买军械问题，与孙中山发生激烈冲突，演变为商团事件。西共堂属于商人团体共有，陈廉伯商团军驻扎于此，属于自然之事，只是这时商团总部已迁到丰宁路（今人民中路）。

　　西共堂与粤商团军

　　西共堂属于北帝庙建筑群的一部分，为七十二行议事之所，同时也是这一带“新基七约”（七条街巷）的处理公共事务的地方。1897年，清廷允许由海关开办邮政，广州商人对邮政新章程有不少反对意见，担心邮寄费用上涨、私人携带信件遭到检查，“齐集城西祖庙西共堂”商议。（1897年2月11日《香港华字日报》）1896年，新基七约团防勇目许某抢夺财物、诬良为盗，坊众把他扭送到西共堂拘禁。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批准部分广东商人贩运大米出洋，限额5000万石，但代表七十二行的善堂绅董，认为此举势必引起广东粮价上涨，影响小民生活，向总督提出反对意见，岑春煊表面应承，仍有放水给个别商人的意思。各商民齐集西共堂协商对策，决议再次联名上禀，禁止大米出洋，“以维民食”。（1896年11月11日、1904年2月4日《申报》）

　　七十二行议事并不是一直固定在西共堂。有时，他们也使用拱日门孖庙（“孖庙”意谓双庙，拱日门在今和平中路）开会。1871-1892年，主要由行商创办的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广济医院相继成立，行商会议视乎情况需要，也选择在各善堂举行。1905年，广东总商会成立，随后买下晏公街杭嘉湖会馆，商界议事中心又迁到晏公街。从“西共堂”照片“粤商团军”绶带作推断，城西祖庙及西共堂很可能是在镇压商团叛乱时被毁，此后在报章上已见不到相关报道。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西堤，这一带建筑尽毁，1951年在废墟上建成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会场，后相继改为岭南文物宫、文化公园。

　　商团领袖陈廉伯

　　明清时代，商人行会、神庙与戏曲是城乡生活的不同侧面。当代，人们把商人归属经济领域，神庙划入宗教领域，戏曲分到艺术领域，七宝楼台，拆开不成片段。改革开放以来，商人、粤剧重新出发，部分神庙也得到“恢复”，但此神庙已非彼神庙，此粤剧也已非彼粤剧，内行者对此应该别有会心。

　　周俊荣藏另一张北帝庙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喜欢借用西方“公共空间”理论。有学者甚至认为，南方城市公共空间“以茶馆为中心”。然而，对部分地域的归纳是否可以普遍化则为难言之事。广州茶楼业从晚清以来十分发达，市民普遍养成上茶楼“一盅两件”的习惯，但广州茶楼纯粹是私人交际、饮食休闲场所，很少见到在茶楼进行公共事务的商议。在善堂、商会兴起以前，地方公共事务多采取“集庙议事”的形式，如果一定要使用“公共空间”概念，在近代慈善机构、商会兴起之前，庙宇才是珠江三角洲城乡的“公共空间”。

　　（本文原题为《晚清城市“公共空间”之广州城西祖庙》，现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