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创建了广州陈家祠︱陈瑞南篇

    来源: 澎湃新闻

      原标题:陈晓平:谁创建了广州陈家祠︱陈瑞南篇

      十多年来,学界多认为是探花陈伯陶、驻美公使陈兰彬等40多个士绅发起创建了陈家祠(广东陈氏书院)。笔者结合田野调查、香港档案与多方面史料,确认陈家祠真正的创建人,是来自新会的两个香港商人,第一个提出倡议的是瑞记洋行买办陈瑞南,实际主持筹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号建造行东主陈照南。

      

      2000年的陈家祠 周俊荣藏明信片

      陈瑞南、陈照南这些商人利用士绅的名望地位作号召,集资建设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筑,抬升自身及本族社会地位,集中展示广府建筑装饰艺术成就。他们与挂名的“倡建绅耆”之间在“合族祠”的规划、管理上应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导致知名士绅几乎都没有给陈家祠留下墨宝,在诗文中也鲜有提及。陈家祠之所以声誉鹊起,得益于一场漫长的“出口转内销”运动。

      香港开埠给珠三角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广阔的上升空间,这些商界成功人士转而“反哺”珠三角。陈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筑,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华人精英对科举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筑文化的“回归”。对近代建筑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物”的研究,理想的状态应是“人物并重”。陈家祠创建史并非单纯的建筑史,还应该是重要的社会学、人类学课题。

      士绅与陈家祠关系异常

      蜚声中外的广州陈家祠(又称“陈氏书院”),1988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岭南最着名的旅游景点之一。陈家祠建筑面积九千多平方米,占地面积倍之,布局严整,精美绝伦,堪称岭南建筑装饰艺术的“全能冠军”。

      2003年,中山大学鲍炜博士在新会景堂图书馆发现了一套《陈氏宗谱》抄本,内含《广东省各县建造陈氏书院》公启、《倡建陈氏书院绅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陈氏书院记》,为十多年来学界研究陈家祠创建史的主要依据。《芳名列》列出了参与倡建的48个士绅耆老,学者们从中发现了探花陈伯陶、驻美公使陈兰彬等名人,遂把陈家祠的创建归功于这些名公巨卿。

      国人很讲究排名次序,但在陈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陈昌朝”却乏人关注。2007年,广州市方志办陈泽泓研究员,发现此人乃是“惠州府学训导、委管越华书院监事番禺人陈昌潮”。越华书院属省级书院,其院长由总督、巡抚会同学政酌商确定人选,地位崇高。陈昌潮(1828-1896),字篴舫,广东番禺人,弱冠补县学生,曾筹款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夫子祠”,又从事创办义塾、设方便所施衣赠棺等善举,为地方宿儒名士;长子陈庆桂,光绪六年(1880)进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陈泽泓的发现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错写为“朝”,这份抄本《芳名列》应该还有其他人的人名写错。经查阅大量广东旧方志,发现抄本《芳名列》中的“陈华聚”应为“陈华褧”,广东新会人,同治十三年进士,翰林院编修;陈华褧下面的“陈汝畴”应为陈与畴(粤语“汝”、“与”同音),广东博罗人,附生。除这两人外,还有9人查不出履历籍贯,怀疑部分属于“手民之误”。初步统计,48个“倡建绅耆”除履历不详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举人及举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内含进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举人、武官,几乎都可归入“士绅”之列。从表面看,陈家祠似乎是由士绅发起创建的,但实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绅审美倾向的广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欢陈家祠。他们对海山仙馆万分着迷,给名刹古塔留下大量题咏,对花地园林也情有独钟,唯对陈家祠不屑一顾。站在清末民初的时点上看,陈家祠太新了,用粤语来说叫做“身光颈靓”,无法对之“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陈家祠太“俗”了,充满了争奇斗艳繁琐堆砌的市井气息,过分“热闹”,缺乏宋元画卷的散淡与闲适。

      民国初年结集的《羊城竹枝词》,举凡荔枝湾、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镇海楼、第一公园等游人所到之处均有歌咏。1916年出版的《广九铁路旅行指南》详细介绍广州名胜古迹32处;1930年代,两本主流广州城市指南书籍中,《市民要览》列举了游览地点29个,《广州指南》列举了24个(公园除外);1935年广州市政府编成的《广州年鉴》,详瞻周备,“名胜古迹”部分达18页之多,一共推介了40个景点。上述属于广州本地编撰出版的城市风情指南书籍,均没有一字提到陈家祠,1940年伪政府编撰的《新广州概览》也不例外,唯独1926年上海世界书局编纂出版的《广州快览》,将陈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称为“省垣有名之宏丽建筑。”上海人对陈家祠的重视与本地人的忽视,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陈家祠在本地(广州府、肇庆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游客极有兴趣。

      清末民初,香港华文报纸一直把报道广州新闻动向放在第一位,连市井趣闻轶事也不放过,其中以《香港华字日报》为最重要。该报由新会人陈霭亭创办,除一度给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陈氏家族手里。该报从创刊以来长期把“羊城新闻”“广东新闻”放在显要版面,篇幅甚大。笔者多方检索香港公众图书馆保存的《香港华字日报》,发现除陈氏书院(陈家祠)自己出钱刊登的广告公告外,该报只在1906、1910年刊载了2篇有关陈家祠的报道。

      

      陈氏书院告白,可见大量台山人捐款

      从清末民初陈姓士绅着述吟咏来看,士绅与陈家祠的关系十分异常,疑点重重,没有见到士绅直接参与筹建的直接证据,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点:

      一、陈兰彬。

      《倡建陈氏书院绅耆芳名列》中,陈兰彬在当时的广东陈氏族人中官职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实际排名则在第19位。陈兰彬为中国第一位驻美公使,1881年回国后任左副都御史,入总理衙门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乡吴川,主讲高文书院,总纂《高州府志》、《吴川县志》、《石城县志》。1888年,他从吴川写信给两广总督张之洞,述说上年秋天患疟疾,直到本年春分“才离药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犹未复原”。由此看来,1888年农历四月份,建祠公所发出倡建公启等文书时,陈兰彬并无到过广州。

      陈兰彬是撰联高手,传世作品极多,也十分热心陈姓宗族事务。从新近出版的《陈兰彬集》来看,他一共给广东南路各县14处陈氏祠堂题写了对联25副。从1888年开始筹建到1895年初去世,陈兰彬有充分的时间为陈氏书院题匾或题联。然而,至今未曾有过这方面的记载,目前陈家祠内并无保存陈兰彬任何墨迹,老照片中也不见陈兰彬墨宝。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他从原籍吴川晋省,与两广总督李瀚章协商公事。依情依理,陈氏书院的主事人会抓住机会请他留下墨宝,然而却不见任何资料提及。若上述推断正确,1891年陈兰彬在省城停留期间,曾拒绝为陈氏书院题匾题联,是一个十分异常的举动。

      

      驻美公使陈兰彬

      二、陈伯陶。

      陈伯陶无疑是陈家祠创建者用来宣传的“生招牌”。1879年,陈伯陶高中广东乡试中第一名举人(解元)。1888年,陈家祠创建者争取到陈伯陶在公启上列名,迈出了成功的一大步。1892年陈伯陶高中探花,陈家祠的建设进行到一半,立即在门前竖起旗杆,用作进一步集资的号召。在许多广东陈氏族人看来,陈伯陶与陈家祠的创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陈族衷纯祠谱》卷四载“广东省广州府城西门街外连元街,于光绪辛卯东莞探花陈伯陶提倡建设陈氏书院,为广东陈族之总祠,我祖衷纯公入主银肆拾两,列有清朝覃恩诰封中宪大夫考衷纯公牌……”按他们事后的理解,陈氏书院相当于是由陈伯陶的“提倡”而创办的,虽不符合历史实际,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陈伯陶诗文集《瓜庐文剩》、《瓜庐诗剩》、《陈文良公集》并无只字谈到陈家祠。陈伯陶清末任江宁提学使,辛亥革命后归隐从事讲学、写作,到1930年方才去世。他有充分的时间去编集出版自己的诗文着述。陈伯陶一贯热心宗族事务,曾写成《汉太丘长文范先生像赞》,歌颂陈氏远祖陈寔,又曾为新安县同宗撰写《黄田重修陈氏族谱序》。陈寔也是陈家祠、广州仙湖街太丘书院共同供奉的广东陈氏祖宗。陈伯陶诗文集中不提陈家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曾经写过有关陈家祠的诗文,晚年在编篡诗文集时加以删汰;二是从来没有写过。无论如何,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了他后来对陈家祠的冷遇。

      

      江宁提学使、探花陈伯陶

      三、陈昌潮。

      越华书院监院陈昌潮在“倡建绅耆”中名列第一,一生主要在惠州、广州授课。在他身后,进士吴道镕应其子陈庆桂所请撰写墓表,内容均由陈庆桂所提供,叙述了陈昌潮创办义塾、设方便所施衣赠棺等善举,但绝口不提他领衔创建陈家祠一事。陈昌潮、陈庆桂父子均列名“倡建绅耆”名单,在宗族文化依然十分兴盛的清末时期,父子合力创办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族祠”,这种功绩本应大书特书。陈庆桂如此处理,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父子虽然列名其中,在陈家祠创建过程并无多少发言权,甚至曾经与实际主持人发生重大分歧,事后十分后悔。

      四、楹联与匾额。

      《芳名列》中的6位翰林陈兰彬、陈景鎏、陈如岳、陈序球、陈华褧、陈伯陶均没有给陈家祠题联题匾。陈家祠内现存旧楹联,仅进士陈桂籍(新安人)、举人陈梦日(三水人)属于高级绅士;其他题联人中,陈瑞熹是曾参加红兵起义而后降清的武将,陈景奎则是因“利心太重办事欺蒙”被革职的补用知府,名声皆不甚佳。

      陈家祠中轴线上的大门、聚贤堂、祖堂为整个建筑群最显眼之处,大门匾额“陈氏书院”四字没有下款,第二进中座“聚贤堂”匾额则是1906年由“南海狮山燕洞房十九传孙厚田敬书”,这个陈厚田藉藉无名,只知道是南海县狮山人,又名(字号)陈凯如、陈庭美,曾担任陈家祠“值理”。聚贤堂居于陈家祠最中心位置,题匾的却是没有功名的小值理,令人不解。

      广州收藏家周俊荣收藏了最多陈家祠老照片,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即现今使用陈家祠建筑的官方单位)出版有关陈家祠的书籍,需向周先生借照片使用。周先生十分慷慨地与笔者分享他所收藏的陈家祠老照片,内中有大量陈家祠内景,除陈桂籍1人外,笔者未曾见到有其他陈姓进士留下墨迹。

      

      陈桂籍题联

      种种迹象表明,除新会陈桂士、新安陈桂籍、三水陈梦日外,48名倡建绅耆的绝大多数在陈家祠建设事宜上缺乏参与,纯粹属于挂名。目前不少有关陈家祠的介绍文字,单从《芳名列》中挑出科举名人,突出陈兰彬、陈伯陶在倡建中的角色,似与实情不符。

      第一倡建人陈瑞南

      2003年以后,由于《芳名列》的出现,学界都把眼光投到48个“倡建绅耆”里面的士绅。非常有趣的是,48人里面最重要的人物,被研究陈家祠的学者忽略了,那就是排第17位的陈桂士,据《新会潮连乡志》记载,陈桂士字瑞南,陈桂士就是陈瑞南。

      1986年,民国时期的陈家祠常务理事陈杰卿发表回忆:

      在清光绪年间,有归国华侨陈瑞南、陈照南两人和广州慈善界陈香邻等,倡议组织全省陈氏合族祠。当时社会风气,大都受孔、孟遗教薰陶,以敦孝悌,重人伦,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慎终追远思想。而陈氏为广东望族,人口众多,一经知名人士倡议,全省各房陈姓,纷纷响应。各埠华侨,也汇款支援。爰在原日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浮丘丹井之侧(即现在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购地兴建(南海县志载浮丘山在今陈家祠之右)。(《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62页)

      陈香邻是陈杰卿的父亲,陈家祠早期“值理”之一,这篇回忆大体可靠但过于简略,没有交代陈瑞南、陈照南的身份背景,使得对陈家祠创建人的研究长期未有进展。

      笔者几年前为清末吉林巡抚陈昭常写过一篇小传,注意到陈昭常的伯父名叫陈桂士,字瑞南。陈瑞南在《芳名列》倡建绅耆中排第17位,与陈杰卿的回忆完全吻合,至此可以肯定,陈杰卿所说陈家祠创始人陈瑞南,广东新会潮连乡人,为瑞记洋行买办,也是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的创始人。陈瑞南因洋行工作及办理慈善事业的需要,在香港、广州两地穿梭,其广州住处位于西关光雅里。陈桂士发家之后曾报捐候选道,这种官衔用钱买来,并非实职,严格来说不能进入“士绅”之列。19世纪广州买办大多出身微贱,专职与洋人打交道,被正途出身的士绅所歧视。陈桂士虽具备发起创建祠堂的实力,但地位名望仍不足以领衔,所以要找越华书院监院陈昌潮这样的前辈学者出面。

      

      吉林巡抚陈昭常

      陈昭常的伯父陈瑞南、父亲陈定之,自称祖籍新会潮连,但“世居省城”,“以洋务起家”,实际就是给洋行充当买办。瑞记洋行(Arnhold, Karberg &Co.)是当时德国在华最大企业,陈瑞南从1860年起到担任该洋行买办,因业务需要,不仅在省港两地均有住宅,还曾在上海工作。同治初年,陈桂士捐输军饷,李鸿章在攻克苏州之后为他请功,“奉旨即选同知,加知府衔”,后来又加捐侯选道。在取得即选同知虚衔后,陈瑞南回到祖籍潮连兴建祠堂,碑铭由着名学者陈澧亲自撰写。

      陈澧(1810-1882),先世浙江,其父落籍江苏,他本人则入籍番禺,学海堂学长,又先后主讲粤秀书院、菊坡精舍等,为晚清岭南学术领袖,桃李满天下,着名弟子有梁鼎芬、文廷式等。陈澧肯为陈瑞南撰写祠堂碑铭,显示两人虽学、商异途,却有着很好交情。值得注意的是,《芳名列》排第二位的陈宗洵,正是陈澧之子。若非陈澧已在1882年去世,“倡建绅耆”的第一名,非陈澧莫属。

      陈家祠收藏的《陈氏书院契据登记簿》,抄录了1888-1892年间,以“陈颍川堂”与“陈世昌堂”名义收购土地的16宗交易,其中陈颍川堂负责13宗,陈世昌堂办理3宗。(崔惠华整理:《陈氏书院收购房地产情况一览表》)新会景堂图书馆所藏潮连《陈氏族谱》中陈昭常一支“潮连巷头坊 次溪族后裔”一行下,有注释“立世昌堂”。(广东省江门市潮连镇陈族一九九二年抄录:《陈氏族谱》,第42页)所谓“立”是指这一房从始迁祖的“五昌堂”分立出来。陈昭常7岁时,其父陈朝忠去世,这个家庭由陈瑞南担任家长;“陈世昌堂”,正是陈瑞南所属的潮连巷头次溪祖后裔堂号。潮连《陈氏族谱》证实了陈杰卿的回忆确切无误。至于另一个主体“陈颍川堂”代表什么,将在下文详解。

      

      潮连《陈氏族谱》之“立世昌堂”

      陈定之去世的时候,陈照常年方7岁,由伯父陈瑞南照拂,视同己出。陈瑞南发起创建陈家祠的第二年即1889年,陈昭常考中举人,这个喜讯应该大大增强了陈瑞南建成陈家祠的信心,也鼓舞了其他陈氏族人踊跃集资。1894年春,陈昭常考中进士,而陈家祠则在这年秋冬之际全部落成。陈昭常的进士旗杆(三斗),与陈伯陶的探花旗杆(四斗),共同竖立于陈家祠广场两侧,对此,陈瑞南应该老怀大慰。按传统因果报应观念,陈昭常得中进士,是他伯父、父亲热心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得到的“福报”,创建陈家祠则是公益事业中的大宗。

      

      陈家祠广场陈昭常旗杆石

      陈瑞南在香港发家以后,有段时间回到广州专心从事慈善事业,1871年,广州爱育善堂成立,陈瑞南为发起人之一,多年里一直负责组织抢险、赈灾事宜,两广总督刘坤一对他的工作能力极为欣赏。1873年,他与顺德梁云汉、东莞冯明珊设立中华印务总局,并在总局之下创办第一张华人自主经营的报纸《循环日报》,聘请王韬为主笔。

      陈瑞南在光绪二年(1876)以前就认识陈兰彬。据《郭嵩焘日记》,这一年农历八月廿二日(10月9日),总理衙门大臣郭嵩焘在北京遇见准备出使美国的陈兰彬,陈兰彬与唐廷枢、陈瑞南、黄胜一起暂住总理衙门内。3天后,陈兰彬上奏,要求调陈瑞南随同赴美,奉旨批准,但最后仍被两广总督刘坤一奏留在广东帮办赈务。1888年,陈兰彬列名“倡建绅耆”,应是陈瑞南力邀所致,这一年,陈兰彬居于吴川乡下,并无到过省城。

      陈瑞南为杰出商人,精通外贸、轮船运输,因长期从事慈善事业,与广东官场关系良好,但本人并非建筑方面的专才。陈家祠的总体规划、基础工程设计,有赖于另一位精通建筑工程的创建人。他叫陈照南。陈照南创建陈家祠的故事,是笔者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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