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唐晓峰：等级秩序的空间化，就是上古城市文明的体现

　　原标题：讲座︱唐晓峰：等级秩序的空间化，就是上古城市文明的体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创造，早期城市则是人类文明在地理环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迹。7月9日，北京大学城环学院唐晓峰教授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暑期班“地理演化的人文印迹”上做了一场演讲，题为“中国上古城市的几个问题”。

　　课程设置

　　唐教授开宗明义，强调历史地理学能使人在知识水平和思想高度上更上一层，上古城市问题可以通过历史地理学研究而获得新的认识。上古城市涉及城市发展最古老的阶段，研究思考文明初兴时期是如何催生城市这种现象。

　　讲座分三点展开：1对城市起源的思考；2王邑、广域国家；3皇都的礼仪化，即唯一性的都城在中央集权国家中的兴起和发展。唐教授认为本次演讲与文献考古的基础事实考证不同，演讲是讨论问题，这些问题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统摄的。

　　城市的起源

　　首先是城市起源的问题。这里涉及城市的本质，或者说它与一般原始聚落的本质区别何在。唐晓峰教授先讨论了城市的不同定义，涵盖了规模（两千人以上）、形态（是否有城墙）、商业性等角度。对这个问题，历史、经济、建筑、地理、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曾参与研究（美国图书分类将大多城市研究放在社会学类）。韦伯认为，城市并非经济中心或政治堡垒，而是一种社会共同体（community，具备完整的社会机制）。有人强调长距离商业一定要有城市，有人则主张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认为城市本身是一个信仰系统。对城市的不同定义，指向了城市的不同功能和面相，比如“都邑”强调政治性，“城市”则更强调经济性——古埃及的城市符号是以圆圈代表防御、十字代表市场。城市的历史存在和变迁的情形太过复杂，因此不宜做教条式的简单定义。

　　英籍澳大利亚学者柴尔德（Childe）提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概念，对讨论上古城市提供了重要镜鉴。他从考古学材料演绎出早期城市的十个标准：大型居住区、人口构成和功能与村庄不同、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巨大的公共建筑、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文字、历法与数学、专职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对外贸易、以居住区而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血缘变成地缘）。上述诸项的目标合力是走向文明，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各项如何统合为一个整体机制，这需要识别出引领性要素。唐教授特地强调在考察经济目标之外还要关注“权力”或“威权”（power）的引领性作用,权力具有统合功能并具有支配意义。城市“革命”包含权力革命，较之“起源”更注重社会整体性质变，其“过程是缓慢的，结果是革命的”。

　　讲座现场

　　接着，唐教授透过考古学建筑遗迹，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展示了作为主导要素的权力是如何引导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发展的。从半坡遗址的模型中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由居中的方形大房屋以及环绕其周围的若干小型圆形房屋组成的聚落单元，那个方形房屋代表着最初的权力所在。而临潼姜寨遗址则是由五个半坡式单元复合而成的大型聚落，一个更大的方形房屋突现在聚落中，它代表着更高的权力所在。原始聚落从半坡遗址的一个单元发展到姜寨遗址的若干单元，反映了聚落社会层级的增长，相应地，则是权力层级（由方形房屋所代表）的形成，复合聚落中最大的方形房屋是最高权力。

　　那么，这种反映社会与权力增长的聚落形态的下一步会怎样？从逻辑上及情理上推断，应该是聚落群体的出现。在聚落群中，会有一个中心聚落代表社会群体的最高权力所在。内蒙古凉城岱海地区的石城遗址群很可能就是这个发展阶段的聚落群。类似的还有浙江的良渚遗址、湖北的石家河遗址、湖南的城头山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等。不难想象，由于权力的作用，在中心聚落中一定汇集着更多的财富与各色人员（巫师、武士、工匠），这个聚落的建筑也会格外坚固、高大。总之，这类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成为城市的雏形。这就是在空间形态上所看到的城市起源程序。

　　不过，权力在聚落中存在并不直接证明就有城市，更不能直接对应具有国家性质的都城。为了识别城市的出现，还需要分辨国家权力与原始部落权力的差异。德国学者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强调，要识别国家权力的“任务”的复杂性。唐教授进一步指出，此外还要关注这些任务的可持续性，即日常化。赫尔佐克通过研究殷墟遗址，将商王的任务概括为军事、祭祀、法律、生存关怀，这样高度分化的任务种类，足以表明商王是一个文明集团的王者（权力核心者）。而商王的威权内涵不仅丰富多样，并且具有稳定、持久、日常化的特点，因此才称作“国家”。按照这一观察，黄河流域在权力任务的多样性和持久性上显然超过其他区域，所以，黄河流域是国家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国家文明的可持续性也要以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为支撑，核心权力出现之后，发展演进的环境代价也是需要考虑的。在有些环境中立足，需要耗费巨大的非生产性人力，而这是很难持久的。

　　由权力任务的视角来观察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述透露了文明发展的“史影”。唐教授认为三皇传说是关注人类的生存，而五帝传说则是关注文明的演进。《五帝本纪》中黄帝的威权“任务”包括“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这是相当复杂的任务。《五帝本纪》还讲了“神农弗能征，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里记述了人类大群体之间矛盾的激化，用以杀人的“武器”（而非狩猎工具）因此被发明出来。武器的出现表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文明”其实并不文明。与此同时，聚落防卫设施从环濠变成了城墙。王权的任务中包含如何去面对、解决这些恶性问题。

　　广域国家与城市发展

　　讨论了城市起源和权力作用之后，唐教授分析了王邑、广域国家在城市发展问题上的重要性。唐教授引述了许宏先生的观点，从考古学材料上看，许多具有早期城市性质的龙山文化城邑，“都不是在原来的中心聚落之上就地兴建，换言之，我们还没有发现某一地点的中心聚落直接演变为城邑的考古学例证。龙山时代的城邑相对于此前的中心聚落来说都是易地而建”。许宏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从公共空间变为权力空间”。唐教授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位置的调整正是为了突出王城的独立性，并与非王邑空间（普通居民的空间）区别开来。

　　广域国家的机制和特点是文明演进的重要问题。早期国家的领土形态是城邦，即“小国寡民”的模式，而有条件的国家要逐步扩展领土，增加政治控制的范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早期国家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的演变脉络，后两者即可以称作广域国家。在广域国家阶段，城市群（不仅仅是农业聚落群）和城市体系的出现是广域国家的重要特点。被称为“生产城市的机器”的罗马帝国为现在欧洲诸多重要城市奠定了历史基础。殷商也是如此，它“生产”了很多城市，并使之联系起来。在甲骨文中，与一般城邑相区别的“大邑商”的独特称谓，便显示了城市群的存在。

　　城市体系的形成伴随着两类历史进程，一是由中心向外的扩张，二是外部方国内附。由此，权力还要面对如何控制远方领土的问题。对此，殷商已经建立出一套行政管理体系和交通脉络。此时，广域国家的都城有更大权威性、聚集性，成了“四方之极”。而所谓“城市体系”，意味着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关联，需要强调的是，谈广域国家的城市体系，意味着其城邑之间一定存在政治权力的联系，而文化上是不是相似性则不一定——新石器时期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很广，从黄河中游直到阴山脚下，但那只是一个文化范围，而不能视为一个政权集团。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广域国家不会是殷商，应当出现得更早。许宏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广域国家的都邑，这个问题的提出值得重视。“文明探源工程”曾提出六大中原古代都邑，有灵宝的西坡遗址、陶寺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荥阳大师姑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地域相对集中，在时段上亦能衔接起来（BC2500-BC1500）。从社会组织变迁、王权发展、环境特点三个角度观察，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广域国家地域中都邑地理演变的一些痕迹。在历史文献中，最早的广域国家是黄帝所建立的政权还是后来的夏朝，也可以讨论。

　　聚落（都邑）空间形态的演进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议题。由于人群、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各方利益的复杂化，聚落空间会扩展，内部空间结构也会相应地复杂化，由此诞生相应的空间秩序。一幅墨西哥原始村落图显示，聚落中存在由栅栏分隔出来的空间小区，每一个小区中有房屋若干。这反映了聚落中家庭或家族在空间、财产上的相对独立性，内部空间界限开始出现。中国古代大型聚落中也应有这类区隔。

　　到了发达的二里头文化阶段，都邑聚落内部的分区更加复杂，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宫殿区、居民区、制陶作坊区、铸铜作坊区、窖穴区、墓葬区，而宫殿区是独立选址建筑的。根据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模型，其方正的大型庭院、居中的宫殿、中心对称的格局、三开大门等规整布局乃前所未见。严整的建筑布局对应着严格的人文次序与行为规范，空旷的大型院落并非真的“空地”，那里会有严肃的群体举行典礼，人们在典礼中的排列次序，已经由院落的格局所限定，那一定是按照中心与对称的原则布列的。院落的“庞大”表明国家统治成员的规模，“严整”的制度中蕴含着早期华夏文化元素，比如正方向、平面分割等等。

　　二里头遗址仅有宫城城墙而没有环绕整个都邑范围的大城墙。“宫室翼翼”的特质在后代更为显着，商代的盘龙城宫殿遗址、凤雏西周院落遗址则更为复杂严谨。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走向了方形的大方向。中西文明的差异，透过方正整齐的唐代长安城、洛阳城与形态“凌乱”的雅典城、罗马城，可见一斑。

　　方形，是房屋建筑普遍出现的形状，也是人类作品的标识，因为在自然界很难见到方形。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提出“原初空间”的概念，意思是人凭借自身而感知四方，这个“空间”与“身体”共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空间概念以及空间行为，实际上是基于相似感知模式而建立的。人体是衡量方向、位置和距离的标准。以人体为基准，产生前与后、左与右两条空间轴，与人体的结构一致（蜘蛛一定有更多的方向感，但蜘蛛不会织出方形的网）。方形建筑空间是对人体空间的加强。人体是方形意识产生的基础，而中国人不仅将方形延展为房屋模式，并进一步延展为大城市模式。

　　唐教授随后试着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人需要越来越大的方形空间。他推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建筑基本上是单层的，宫殿亦然。沿着平面展开并形成平面的结构和秩序，是唯一的思路，人文等级体系越复杂，平面建筑越复杂。出土的中山国《兆域图》即为严整的方形秩序，是王族空间形态和理念的具体例证。按照傅熹年先生的研究，古人建筑手法往往是单体建筑-建筑群-城市，是一种模数的累积，也会由方形的建筑引导出方形的城市。以大内尺度为基础的模数规划更明显地体现在隋（大兴）唐长安城中。比较起来，西方建筑史中很早便有垂直增加空间的手法，罗马人曾大量使用砖石拱券的技术，建设出多层拱形空间。大卫·哈维提到巴黎的“垂直区隔”，即一座楼房的不同层级居住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富有的资产阶级住在二楼，工人家庭在顶层），这种垂直空间层级分化可能是一种西方传统，至少在古代中国没有这个条件。

　　打造帝都的威仪

　　古代都城，经过列国阶段进入集权帝国阶段，帝国都城具有高度的唯一性。秦朝的咸阳是在战争年代最少受到攻击的城市，不但如此，它还随着秦国的节节胜利肆意扩展宫殿的分布范围，到始皇统一天下后，咸阳已经大得不得了。史称“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本纪》）。宫殿的广布，反映着王权——皇权的膨胀，毫无疑问，咸阳是一座皇权充斥的雄都。不过，咸阳的发展却缺乏规划，一座座的皇帝宫殿错落在一个辽阔地带之中，并无严整的景观。这并不符合日益成熟、日益正规化的皇权的需求。

　　秦始皇终于感到了咸阳的杂乱，在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他提出了改造咸阳的规划方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改造方案中有一条从新“朝宫”（阿房宫）出发的空间核心线，其向南“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向北“渡渭，属之咸阳”。始皇的改造方案因其不久死亡以及秦朝的崩溃而流产，他关于皇都的想法，体现了一种空间“秩序”。从宫殿自身的雄伟，到宫殿之间形成秩序，是一个飞跃。这里面表现出对礼仪的追求。所谓皇权的正规化，就是礼仪化。

　　关于如何以建筑形态表现都城礼仪，在《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叙述中提出了一个经典模式。我们尚不能确定《考工记》成文的年代，但追求皇都建筑的礼仪，是势必出现的趋势。如果秦朝帝祚延续下去，我们定会看到一座城市礼仪景观日益浮现的皇都。

　　汉朝都城长安在开国不久即出现了对秩序的追求。考古学家曾发现沿着东经108度52分线分布着一系列与长安城有关的遗址点，疑为一条“超长轴线”的存在。唐教授推测，在这些遗址点中，安门、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的通道、长陵两墓（刘邦墓与吕后墓）的中心点，这三者的南北直线对应关系很可能是有意的安排，尤其是刘邦墓与未央宫的对应、吕后墓与长乐宫的对应，合乎情理，也不难做到。不过，即使如此，还不能说这条线就是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唐教授强调，都城礼仪轴线必须穿过朝宫。

　　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初现于王莽时期。王莽在“朝宫”未央宫之南的郊外“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这样一来，长安城隐约出现了一条符合《考工记》模式的南北轴线，它为宗庙与社稷坛所夹，向北穿过未央宫，最后抵达北面的市场，这正如《考工记》所说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王莽不仅每事依周礼，也十分重视“地里”，他对于祧庙、社稷位置的选择绝不是随意的。

　　东汉以后，都城礼仪轴线持续发展，逐步成熟，最终形成了严谨的中轴线对称格局（注意轴线与中轴线的不同）。壮丽的宫殿已经可以为皇帝“重威”（萧何语），而都城整体性礼仪空间的建构，使皇权从实力权威上升为礼法权威，这既增加了皇权的合理尊贵，又暗示了皇权的永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