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一站

　　原标题：北京：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一站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1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1924年11月13日，广州午后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盈满迷惘，大元帅孙中山启程北上之际，特地登上黄埔岛，与陆军军官学校师生道别。孙中山对校长蒋介石说：“我此次赴京，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我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介石十分愕然：“先生这是什么话呀？”孙说：“我当然有感而言……今天看到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实行我的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如果说两三年前我还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的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傍晚，孙中山乘坐永丰舰离开黄埔，谁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燕京风云起，“大元帅”受邀北上

　　1924年8月，广州商团与革命政府的矛盾持续扩大，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通过洋行外购的一批枪械弹药，引起对方极力反弹。乱哄哄的时候，皖系军阀、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向孙中山发出了求助。原来，直系阵营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和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觊觎上海、浙江地盘，合谋图浙，东南地区战云密布。孙中山虽已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亦不放弃以往“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很快在粤北韶关集结兵力，准备兴师北伐。再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孙就和奉、皖两系建立了“反直三角联盟”，怎么说都不能按兵不动吧。

　　江浙之战持续月余，最终以卢永祥失败收场，期间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挥师入关，大有逐鹿中原之势。双方打得难分胜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率部回京，突然发动政变，迫使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下令罢兵、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达成几点共识：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成立摄政内阁代行中枢政务；邀请段祺瑞利用声望先罩住各方。不久，直军全线崩溃，吴佩孚亡命湖北。冯玉祥一不做二不休，通过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下令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

　　国民党人素来重视冯玉祥，孙中山曾经盛赞冯是“爱国军人模范”，“做北方革命事业的唯一适当人才”。冯自己在解释政变原因时也说：“这么多年以来，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眼看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我势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实际上，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动机很复杂，主要还是吴佩孚处处排挤、刁难，以至于水火不相容。

　　消息传来，孙中山大喜过望，认为“现今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立刻电贺冯玉祥等人“义旗事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丞欲决定，拟即北上，与诸兄晤商。”很多人担心“北方时局动荡，形势险恶”，不赞成孙中山贸然动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先往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11月10日，《北上宣言》出台，概括起来就是两项政治诉求，一是召开国民会议，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7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抵达上海，段祺瑞隔空回应，声称要在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革命阵营一时议论纷纷，前期派往日本联络朝野的李烈钧奉命返国，孙中山说：“段祺瑞约我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李烈钧答道：“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宫崎寅藏）等人，与总理素有交往，不如取道日本北上，先和他们晤谈一下吧。”

　　孙中山到达日本后，多次发表讲话，希望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莫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然而日本政府反应冷淡，倒是“临时执政”段祺瑞派去的代表受到热情接待。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乘船抵达天津，各界民众一万多人夹道欢迎，但孙腹部剧痛，面色苍白，只好直接至张园行馆休息。汪精卫出面宣读了一份书面谈话，大体说明三点：孙先生取道日本时曾忠告彼国朝野，应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合理的优先权；孙先生在天津休息几天即去北京，此行并无权位观念，完全是为了促进召开国民会议；孙先生对国民军驱逐清室的举动相当满意。

　　段祺瑞派许世英到津迎接，告以临时政府打算“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不过激地反对列强。孙中山听闻后对此大为气愤：“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不过气归气，孙中山第二天还是客气地给段祺瑞发了一电：“昨午抵津，承派许俊人先生代表欢迎，无任感谢，本拟七日晨入京，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三两日，一俟病愈，即行首途。先此陈谢，诸维鉴察。”

　　政治分歧与病魔缠身

　　国民党与临时政府的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按照段祺瑞的想法，善后会议可以兼顾解决直奉战争后的纷乱时局和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筹备，国民党认为善后会议毫无必要，直接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不就行了。其次，段祺瑞主张出席会议人员可由各方实力派产生，国民党提出应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等九个方面代表组成。显而易见，国民党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普罗大众，社会舆论当然倾向国民党一方。但在军阀割据的残酷现实下，想要通过“人民团体”实现政治理想无异于与虎谋皮。

　　得知孙中山染病，段祺瑞表现得非常关心和谦虚，先是电复说：“昨闻偶抱清恙，良深驰念，尚望加意珍摄，早占勿药。拱候高轩，无任延跋。”这还不算数，同时又致函曰：“暌违英姿，瞬经数载，正怀风采，忽悉电音，始知贵体违和，实行贤劳所致，吉人天相，调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药。不审近日所服何药？饮食如何？殊深系念。”孙中山果真是旅途受寒吗？据李烈钧说法，当日登轮进发日本神户，船行速度很快，加上颠簸，孙颇感不舒服，李询问病状，孙答肝病复发。李说：“总理乃有名之医学博士，缘何不早些自治？”孙似乎尚不重视：“到了天津再说吧。”

　　抵津翌日，孙中山即偕汪精卫、李烈钧、孙科等往曹家花园奉军总部，拜访张作霖。孙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却不以为然：“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异。”眼看气氛尴尬，李烈钧赶紧圆场：“ 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佩孚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进步与人民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转而爽然大笑，孙中山接着说：“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傍晚回到张园行馆，孙浑身忽冷忽热，请来德国医生施密特诊治，按感冒状配药，并嘱静养，暂时停止社会活动。晚上，张作霖回拜，孙中山卧床未起，张即坐于榻旁，两人纵谈国事两小时之久。后据张学良透露，“孙来时只希望对统一问题有所贡献，但家父之意自以拥段为主，盖信唯段可以完成统一之业”。

　　滞留天津期间，段祺瑞数次派人携带《善后会议条例》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孙一直以抱病为辞，既不表示赞成，亦不表示反对。确实，孙中山的病势总不见好转，有时说话都很困难，施密特认为可能是慢性肝炎。12月24日，《善后会议条例》正式公布，孙中山对新闻界坦言，善后会议实质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表示继续坚持其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张。段希望孙“速驾来都”，孙仍以健康原因婉拒。25日前后，孙的病情恶化，疼痛愈加厉害，施密特提议，不如前往北京实行手术。经过几天考虑，孙中山改变主意，29日致电段祺瑞：“与医生商酌，决定于三十一日入京。惟养病期内，仍当暂屏一切，以期速愈。”

　　此时，冯玉祥因获得的实际利益比原来的期望要少许多，早已“辞职”隐居北京西郊天泰山，向段祺瑞、张作霖表示强烈不满。但北京城依然是国民军的天下，冯早就吩咐过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指挥。”31日，鹿钟麟接到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机会见到久仰的风云人物，忧的是怎么把孙先生保护好。看到前门东车站人山人海，学生、民众挤得水泄不通，鹿急忙驱车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在那里先下车再进城，避免场面失控。鹿后来回忆说：“火车进站刚一停车，我便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登入车厢，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从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孙中山感谢鹿钟麟的关切：“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全，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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