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洋员包腊如何推动晚清中国的外交事业

    来源: 澎湃新闻

      原标题:海关洋员包腊如何推动晚清中国的外交事业

      

      英国人包腊自1863年到1873年效力于中国近代海关,属于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近代海关任职的洋员。在众多的海关中高级洋员中,他出类拔萃,颇受总税务司赫德的重用。他个人的奋斗经历又是当时一批洋人在中国海关任职的一个典型事例,这批海关洋员与商人、外交官、传教士并列为四大洋人在华职业群体,但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又有别于其他群体。包腊从因经济动机进入中国帝国海关打工赚钱,到作为中国雇员尽心尽责地为中国海关办事,再从低级关员奋斗到税务司一职,同时在工作中又努力成为汉学家,身心都融入中国社会,从鄙视中国,到理解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这些特点在当时的海关洋员中极具代表性。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其他一些着名外籍税务司,如德璀琳、金登干、葛德立等。比较来看,包腊与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环境和性格等因素不同,他们各有特色、专长,因此包腊的经历具代表性也具独特性。

      

      包腊 广西师大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资料图作为中国近代海关洋员的包腊

      包腊,生于英国肯特郡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863年5月,他受中国近代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之聘请来到中国,从四等帮办做起,先后在津海关(天津)、江海关(上海)、粤海关(广州)和浙海关(宁波)任职,经过9年的勤奋努力,得到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的赏识和器重,1872年升任为粤海关税务司,1873年担任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的“帝国海关委员会”总负责。1874年10月因劳累过度,在英国休假时病逝。

      不同于外交官、传教士或商人,包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供职,只缘于一个无奈的经济原因——生活拮据。包腊的家族虽然古老,但已家道中落,父亲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热衷于发明创造,却始终一事无成。包腊年少时就“跟着父亲数度辗转,经历着家境的起起落落。他在英国各地好几所学校上过学”。他因勤奋、聪颖,最终考入了伦敦城市学院。1859年毕业后,他参加了伦敦公务员考试,成为六名入选者之一,担任英国伦敦海关税务司的秘书,但工作不到一年,便投身到支持意大利加里波第自由统一运动中,放弃了衣食无忧的公务员职务。他回国后一直失业,还欠下哈里特公司(Hallett&Co.)200英镑、尼科尔斯及科布公司(Nicholls&Cobb)50英镑的债务。1863年2月1日,包腊在一次上流社会朋友的晚宴上偶然认识了李泰国,恰逢这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到伦敦招募雇员,两人交谈甚欢。李泰国的高谈阔论,使包腊对东方异域充满了神往,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关洋员的高薪回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2月3日,李泰国的秘书金登干发函邀请包腊面试。2月7日面试不到5分钟,第二天包腊便收到了李泰国的正式聘书,承诺年薪400英镑,并令他3月底前往中国。包腊到达中国后不久(5月),在上海见到了时任署理总税务司的赫德。他十分羡慕一个只比自己年长6岁的同辈,竟然已经身居要职,年薪4000英镑,从此下决心以赫德为榜样,发奋图强,“总有一天我会坐上他的宝座”。此外,包腊有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孝顺父母的思想。除了偿还债务之外,他还把每年攒下的100英镑寄回英国老家,改善父母的生活。于是,争取不断升职加薪,成为包腊在中国海关勤奋学习和工作的最大动力。

      包腊作为中国近代海关洋员,具有该群体一些共同特点:恪尽职守,勤奋刻苦,精通中文,熟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风土人情,能欣赏中国人的优秀品德,也能看透中国人的丑陋性。包腊初到中国就特别重视中文学习,不仅是因为总税务司的要求,还出于功利思想。他认为李泰国和赫德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名利双收,主要归因于他们熟练地掌握中文。但日后他逐渐从内心喜欢上中文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立志当个汉学家。包腊翻译的《红楼梦》前八回英译本以及撰写的《广东史》其中五章分别在《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和《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他的朋友后来对他的评价:“他对中华帝国的一切珍贵而高尚的东西,包括它的历史和文学,都怀有敬意和热爱。”

      包腊作为中国近代海关洋员参与了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和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这两次外交活动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前者是中国政府首次遣使访欧,而后者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参加“万国博览会”。包腊因为参与了这两次重要的中国外交活动而声名鹊起,身后也留名青史。

      

      赫德 浦东时报 资料图包腊与1866年的斌椿使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来自“泰西”的“外夷”实为“平等敌国”,不能待之如“藩属”或“臣邦”,传统的外交方式已不能“御夷”。因此清政府被迫屈从于西方列强,开放了沿海口岸贸易,并同意四个西方有约国的公使进驻北京。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进一步认识到,要“羁縻”西方列强,必须“借法自强”,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中国目睹并经受太平天国运动等内乱后,也认识到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有必要保全清政府的统治和中国的“自主权”,因此一致支持美国倡导的“合作政策”,以“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从而推动中国的改革、“进步”。在这个大背景下,1861~1895年中外关系处于某种“合作”状态。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开始实行西式外交,举办洋务。斌椿使团和维也纳世博会正是该时期西式外交和洋务运动的产物。其中,中国近代海关及其总税务司赫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之事,最初是赫德的建议,在获得恭亲王奏请同治皇帝恩准后,整个行程都由赫德精心设计,使团出访的经费也完全由赫德掌管的帝国海关负责,因此包腊出任斌椿使团的译官和协理(实为使团的实际负责人),自然也是赫德的选择和决定。魏尔特(Stanley F.Wright)在《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称:“负责照管这个代表团的人事和安排旅行事宜的包腊先生是当时海关总署最能干的税务司之一”,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当时的包腊仅是粤海关刚转正的通事,二等帮办。赫德重用包腊,主要是因为包腊在总司署的见习通译进修班里勤奋刻苦,做事认真,能力出众。赫德把自己直接管辖、专为海关洋员开办的这个汉语进修班看作培养海关高级人才的摇篮,因而对进修班的学员了如指掌,因才施用。根据赫德日记的记载,与包腊同一期进修(1864年9月~1865年8月)的六名学员成绩分别为:满分200分,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162分;包腊,126分;康发达(Kleinwachter),99分;德善(M.de Champs),94分;汉密尔顿,21分;道蒂,14分7赫德最喜爱的无疑是成绩最佳而且他认为学习“最敏捷”的葛德立。他把葛德立留在了总司署当秘书,任总税务司录事。包腊成为赫德要委以重任的第二个优秀学员。在赫德设想中,中国第一个官方使团出访考察欧洲,预期要达到八个外交目标,因此其使命非同一般,而负责落实使团使命的领队,其责任显然十分重大。赫德挑选了包腊来承担这样的重任,并派遣德善为其副手。正如《龙廷洋大臣》作者所评论的:“无论是语言能力、办事能力还是社交能力,这些都使他成为得以胜任如此重要职责的不二人选。”

      关于斌椿使团游历欧洲有约国之经过,国人从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的详细记载中已大致清楚。但关于西人对斌椿使团的反应以及包腊在使团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实际上不甚了解。斌椿曰:各国使臣“知有差赴外国之行,举欣欣然有喜色”。事实上,并非如此轻松。包腊跟斌椿、张德彝一样,习惯于书写日记,因此他的日记可以使我们更全面了解斌椿使团出访欧洲的实情。斌椿使团出发前,在华洋人已开始对“老态龙钟”的三品专使及四名“少不更事”的随员大肆抨击,对清政府派遣低级别使团出访欧洲深表不满,认为西方列强接待地位低下的外交使团有损欧洲国家的威望和尊严。欧洲驻京外交官也十分失望,毫无“喜色”,认为清政府并未改变“唯我独尊”的心态,但仍希望这“无足轻重”的使团成为中国迈向遣使西方并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的第一步。在此压力下,使团的成败,对于使团的设计师和推动者赫德来说意义重大。赫德认定“我的船就是斌椿”,要完成计划和达到目标,无论如何都要使这艘船“继续前行”。包腊是斌椿使团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因为使团到了欧洲后,赫德便返回老家爱尔兰阿尔斯特(Ulster)休假,超然地把整个使团交由包腊和德善负责,而在访问法英之后,德善也休假,因此使团在欧洲各国游历半年的大部分责任由包腊一人承担。二是尽管使团的整体计划和重大活动主要由赫德定夺,但在游历过程中,包腊却有很大的主导权,使团的政治、外交和社会活动的成效,取决于包腊的安排、引导和翻译。作为敬业的中国海关雇员,包腊在带领中国使团游历欧洲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食其禄者忠其事”的品德。他尽心尽责地协助斌椿使团完成出使任务,处处维护中国使团的形象,不能容忍法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无知,更不能容忍一些英国人对中国使团和赫德的抨击,力求让中国使团给欧洲各国政府留下美好印象。除了在法国,包腊负责在欧洲各国的官方场合为斌椿“译其语而通之”。经过他出色的翻译,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和官员无不感觉斌椿应答得体,不失礼仪,甚为斌椿的言辞欢欣鼓舞,都表示愿与中国修好。在荷兰和瑞典,他尽其所能地帮助斌椿把即兴赋作的诗词译成英文,赠予国王,令“王见之喜甚”,或者“刻为新闻纸,传扬各国”,使当地宣传媒体开始对斌椿使团予以更多的关注和作正面的评价。包腊对斌椿和其他随员日常生活的关照也无微不至。斌椿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喜爱文艺,故此包腊充分满足其爱好,每到一国几乎每晚都安排斌椿观看各国戏剧、舞蹈、马戏、杂技、烟花等表演。对于年轻好奇的凤仪、德彝、彦慧和广英,除了让他们见识西方先进的工业科技外,包腊还细心安排他们参加各种欧式交际娱乐。他在自己父母家里组织了一次轻松愉快的家庭聚会,使他们有机会结识包括其姐包婀娜(Annabella Bowra)在内的普通英国姑娘,给张德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德彝称:她们“皆雅丽绝伦”,“座中女子,以包婀娜最为精巧,以陶木森最为温雅”,他们一起“互相跳舞,鼓琴作歌,乐甚”。从斌椿和张德彝的着述来看,他们的欧洲之行不但对西方的认知收获丰厚,而且对此次游历的整体回忆也颇为愉快。这意味着包腊帮助赫德实现了八个目标中的四个。

      然而,当时的包腊毕竟是初出茅庐的英国人,他的思想观念无疑是英国的。他认同西方列强推动中国改变“自我中心”的封闭态度和政策。在英国伯明翰访问时,他曾以中国使团成员身份声言:“(斌椿)专使的到访将预示着中国开始奉行新政策,预示着长期以来的孤立和排外时代一去不复返。”包腊还热切希望中国政府高官能全面而充分地欣赏西方的物质文明,尤其是英国的繁荣富强。因此,他对斌椿只沉迷于文化艺术而逃避各种政治、外交和观光活动深感不满,对“斌大人”摆架子、发脾气颇为反感,以至不时地写信给赫德,抱怨斌椿“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包腊忘记了总税务司1864年第8号通令的谆谆教导:“首先要清楚且须常牢记在心的是,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行政机构。既然如此,每一个职员的本分就是,在对待中国官民时,必须操行得当,避免冒犯他们或使他们产生敌意”;他也忘记了赫德在行程中特别强调在礼节方面要尽可能多地给斌椿面子的提醒。这造成了他跟斌椿之间关系的不和,他的日记充满了对斌椿的冷嘲热讽。斌椿的不满往往是公然发脾气,甚至威胁要中断行程,最终果真下令提前回国,取消原定访问美国的计划。这一结果无疑令赫德的总体计划受挫,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包腊,但赫德对包腊的处事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觉得包腊过于自命不凡。赫德质疑斌椿不合作的差错难以归咎于斌椿一方,因为“斌椿和我在一起总是极其愉快,显示他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既不能充分信赖B(包腊)先生和De C(德善)先生的温和性情和判断力,也不能充分信赖他们两人处事机敏”,“我认为不论在需要最普通常识还是需要机智的地方,他们都不合适:他们既不能见机知微,也不会随机应变。”赫德对包腊处事能力的不信任,给包腊本人带来了负面的后果。当斌椿使团回到中国后,赫德把包腊“打回原形”,让他在粤海关继续担任二等帮办,一年内都没有给予他任何职务提拔或薪水提高的回报。对包腊更大的心理打击是,1868年当赫德再次推动清政府派遣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时,赫德舍弃了包腊,改派自己的同龄好友、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助理秘书柏卓安(Mcleavy Brown)作为协理和英文翻译官,德善则仍然出任助理和法文译官,而且赫德安排使团出访的第一站便是美国。

      

      维也纳世博会一景 浦东时报 资料图包腊与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

      时至1873年,包腊的心智已渐成熟。作为署理税务司,他对粤海关的管理有声有色,与在粤洋商、外国驻粤领事、海关内的洋员和华员都保持着甚为友好的关系,并深得广东文武官员的信任,时常成为两广总督的“座上客”。他也在遏制走私贩毒方面同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作为在广东权力最大的洋人,他经常出面接待到访的西方各国将军、舰队司令、外交特使和主教等显要人物,招待规格隆重体面,得到西方外交界好评。同时,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感情也较前深入。经过着名汉学家梅辉立(W.F.Mayer)的指教,他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和植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沉浸于对宋朝忠臣文天祥的研究。因此,赫德对包腊已经刮目相看,认可了包腊的“聪明才智”,表扬他具有多种优秀品质。1872年10月赫德晋升他为粤海关税务司。又由于包腊为海关筹备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积极进言献策,得到赫德的赞赏和采纳,于是赫德决定任命包腊为世博会中国展的“帝国海关委员会”总负责,再次把中国对西方外交的又一重任交给包腊。

      清政府其实于1870年9月已答应奥匈帝国参加维也纳“各国各项物件公会”,并饬请国内工商界参与,但直到1872年6月工商界都反应冷淡,并没有出现政府期望的“鼓舞乐从”之势,故此清政府准备以“有许多碍难之处”为由打退堂鼓。但鉴于奥地利驻华公使馆代办嘉理治男爵(Baron Calice)盛情邀请,一再强调“该公会明显有敦厚天下各国彼此和平相睦之意”,总理衙门只好将此项对外事务交由赫德迅速妥善处理,而赫德也认为中国不应缺席“如此有趣的”国际交流活动,故积极承担。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记述和研究不多,注意包腊作用的更少。詹庆华提到:“包腊携带了一些中国商品在维也纳赛会上展销,在世界贸易工商贸易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包腊在维也纳世博会的作用,不仅仅是携带一些中国商品在博览会上展销那么简单。无论从包腊的日记、包腊传记及魏尔特的研究,还是从包腊最后获奖情况来看,包腊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都是颇为突出的。首先,在甄选和验收展品方面,包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一个多月内高效地完成了任务。1872年8月至1873年7月,赫德为维也纳世博会共发布了9号总税务司通令,指导海关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按照维也纳世博会的章程,赫德强调了“展示中国十年的世界贸易状况”主题,要求14个通商口岸在4个月内征集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产品和当地特色的产品,并对样品的分类和报告的制作作了详细的指示。因此,包腊是在赫德规定的总原则下甄选和验收各口岸的展品的。1872年11月底到1873年1月初期间,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11个口岸,亲自征集和挑选各口岸推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商品,尽量突出商业特色。但他也“自作主张,增加了选送物品种类,如家具、珠宝、银器、瓷釉器皿和漆器,还有帽盒、宁波塔(义塔)模型,以及诸如动物脂油、虫蜡、靛青的原材料和‘酷刑器具’”。由于包腊人缘好,他在各口岸的中外朋友纷纷向他提供私人的珍贵收藏,其中包括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珍藏的一整套江西现代陶瓷产品以及英国博物学家、时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郇和从海南岛搜集而来的动物标本。他也拿出了自己收藏的中国木雕作品。包腊挑选的展品总体来说代表了中国的工艺水平、产品类别、工业门类和贸易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状况,有助于世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欣赏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尽管有些展品反映了中国人的丑陋习俗,但具有社会和文化的真实性。中国展品最终在世博会上获得了西方各国的好评。

      其次,包腊精心编写了题为《适销于英国市场的中国产品》的最终报告,以此作为《1873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中国海关各口岸征集展品目录册》。他的报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含欧美产品的“进口产品”,第二部分是“出口产品”,第三部分是“沿海贸易商品”,第四部分是“土特产”。在最后一部分里,包腊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工商界的敬意,写道:“他们具有敏锐的眼光,实事求是,只要是有利可图,他们一点都不反对变革。他们富于理性,不拘泥于阶层偏见,没有不能容忍的宗教偏好。”包腊的报告被部分地收录到《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之官方目录册》里。该目录册最后有16页是专门介绍突尼斯、波斯、暹罗、中国、日本和夏威夷的展品,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就占了8页,可见中国展品数量之多,地位之重,超越其他亚洲国家。

      再者,由汉南、德璀琳、杜德维、包腊、葛德立等组成的中国税务司代表团,于10月18日在维也纳歌剧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招待会,1400多名奥匈皇室成员、欧洲王公贵族、外交使团和社会名流出席了招待会。由于除包腊外,其他4人尚未结婚成家,而且从未经历过欧洲上流社交活动,因此这么大规模、高规格的招待会实际上由包腊夫妻组织、安排和领衔。音乐招待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地媒体对中国海关税务司举办的音乐招待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对中国展产生了积极效应。世博会初期,参观者对中国区的印象和好感远不及日本区。8月2日波斯皇帝参观亚洲国家展区时,两度进入与中国区相邻的日本区;而在欧美影响广泛的英国《泰晤士报》也在夸耀一番日本馆后表达了对中国区的失望。但招待会之后,参观中国展区的欧洲各国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反响热烈,交口称赞。英国的玛丽公主也慕名前来参观中国展,夸奖中国纸扇的精美。一些欧洲媒体开始详细介绍中国展区,并夸奖赫德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而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取得了圆满成果。为表彰中国税务司代表团对维也纳世博会的贡献,11月5日,奥匈皇帝向包腊和汉南颁发了“铁王冠”最高荣誉勋章,其他三人则从嘉理治那里获得了“弗兰茨·约瑟夫”荣誉勋章。

      虽然参与维也纳世博会的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中国人,以致在中国国内几无影响,但由于包腊及其他海关外籍税务司的努力,使得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展就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达到了展现中国经济和文化、密切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效果。赫德无疑对包腊在维也纳出色地组织中国展而感到满意。他在1874年12月21日总税务司第35号通令里正式肯定了中国税务司们的贡献,并表示“非常高兴”。然而,未等赫德奖赏和重用,包腊便已英年早逝。赫德最终以关照其子包罗进入中国海关方式,给予了包腊回报。

      结语

      1861~1895年中外关系处于某种“合作”状态。中国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开始实行西式外交,举办洋务。1866年的斌椿使团和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正是这一时期西式外交和洋务运动的产物。对此,中国近代海关及其总税务司赫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导下,作为海关洋员的包腊参与了中国这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外交活动。

      相对于赫德,包腊无疑是“小人物”,但赫德的重大目标和计划需要他的属下如包腊等“小人物”来辅助实现。因此,海关中高级洋员参与晚清中国外交,尽管没有决策权,但在具体事件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包腊参与中国两次重大外交活动来看,其动机和目的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参与过程中他都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最终也达到了促进中西相互了解、改善关系的效果。就此,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地认为海关洋员必然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和代言人”。

      

      本文摘录自《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英]查尔斯·德雷格 着,潘一宁 / 戴宁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8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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