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国权思想和民权思想

　　民权思想和国权思想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始终，互相交替和影响。所以，研究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国权思想和民权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本文就由此出发详细解读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国权思想和民权思想。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国权。按其字面意思指的就是国家的权利，国家在政治上的自由，也就是国家对政治的完全支配能力。但是在明治时期的背景下，国权更多的是被赋予保持国家独立的重要含义。正如酒田正敏在《近代日本对外硬运动的研究》中对国权的论述。他认为首先从国权来看，根据这一概念所使用的阶段不同，在用法上也会有些许的差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国权确立、国权回归的用法，此时的国权是作为国家的自主权、独立权而使用的，是在早期修改不平等的条约和对外维护国家的体面和国威等时候来使用的。第二个阶段“国权伸张”，从增强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威开始，对朝鲜、中国、东亚甚至是对全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大，政治经济的侵略等为课题加以讨论的时候来使用。这个时候的国权包含着非常微妙的意思。有的时候是权威，有的时候是权力，有的时候是权益。第三，在讨论国内的政治制度或者是构成原理的时候使用，与国家的权威、国家的权力、国家机关等相同。本文所讲的国权指的是日本在处理国内国外问题时以国家至上为准则。同样，我们也应该明确民权的定义，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含义。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民权主要指的是国民在政治上的各种权利，要求政治平等与政治自由。自由民权运动中，人们希望通过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来实现自己政治上的各种权利。

　　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民权和国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运动初期（1874年），因征韩论的问题而使得国权论优于民权论而占上风；运动高涨时期（1878年），民权论优于国权论而占据了上风；运动的衰退时期（1884年），国权论占据着主流并且民权论从此走向衰落。

　　在日本历史上，国权思想要早于民权思想进入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视野中。1853年的“黑船事件”使得日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民族危机迫使日本的执政者以及知识分子做出种种思考，思考如何使国家强大，对抗欧美强国，国权思想应运而生。可以说，这时的日本思想界，国权思想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它反映了日本强烈的近代国家意识。

　　明治维新成功后，大量的启蒙思想进入到日本，民权思想渐渐走入了民众的视野，伸张民权的思想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自由民权运动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同时，明治政府在外交上进行了条约改正，国权思想依然在社会上仍占据着重要位置。即使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国权思想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并左右着民权运动的走向。

　　因征韩主张失败，板垣退助于1874年1月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自由民权运动正式拉开大幕。自由民权运动前期，国权论处于优势地位。运动前期的国权思想已经由幕末时期的要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走向对外扩张的要求，主要表现就是“征韩论”的出现，并且成为了自由民权的导火索。

　　“征韩论”在实质上是“尊王攘夷”思想的延续，都体现出了国权思想。明治维新后，处于新政府核心位置并掌握主导权的萨长藩阀日渐趋于专制，并呈现出贪污腐败迹象。对此，其他各藩及不满的士族阶层则主张打到藩阀、改革内政、对外强硬，有时甚至结成徒党来谋划颠覆政府。因此，西乡、板垣等人试图通过征讨韩国来维护没落下层士族的利益。征韩计划失败后，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联名向左院提交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在建议中，板垣提出“为了对付人民的斗争，维护天皇制国家，只有开放天下公议，设立民选议院”。板垣等在提出建议的同时，认为“保卫人民的通义权理”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并组织了“爱国公党”。“爱国”（人民爱自己国家的意义）一语，就是这时候产生的。

　　1875年2月，爱国公党同盟诸君从各地率领四方志士来大阪集会，如岛田一郎、越智彦四郎、武部小四郎、增田宗太郎、宫崎八郎等，以立志社为主，会议决议成立爱国社，并于22日发表《爱国社合议书》，曰：“今开此会议，相互研究协议，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之道，最终在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祉，而欲使我帝国与欧美诸国对峙屹立。”可见，其民权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确立国权。运动前期的国权思想主要就是要求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与欧美强国取得平等的地位。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进行，民权思想渐渐走入民众的视野里，自由、平等、民权等理论在社会中广为传播，所有不满明治政府的人都起而响应，竞倡自由民权之说。1878年9月，重建爱国社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自由民权运动走向高潮。这时民权思想优于国权思想占据上风。但就在民权思想处于高潮时期，国权思想也依然存在。民权论者把国内民主化与国权的确立密切地联系起来而加以把握的第一步，首先表现在1879年11月7日爱国社第三次大会的讨论和决定。民权派明确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将伸张民权和扩张国权结合起来。

　　国会期成同盟《请愿书》力陈开设国会的9条理由中，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完全独立自主是其中之一。《请愿书》指出，“今日我国对外各国尚不能伸张独立大权，蒙受屈辱屡见不鲜”，“国家之元素在于人民，国以民而立，如人民无自主自治精神，人民没有作为人民的权利，则国家不能独立不羁，国权也不能扩张”，因此“不可不先兴国会”。从上可以看出，在自由民权派看来，伸张民权，是扩张国权、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而扩张国权又是伸张民权的必然结果，两者相辅相成。民权运动高涨时期，民权思想和国权基本上是相互交错的状态，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民权思想。民权运动主要目标还是对内进行变革，运用民权思想私拟宪法，主张无条件的尊重民权。

　　随着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及朝鲜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民权论和国权论相互交替的局面，民权论不仅走向衰落，最后更是逐渐被国权论给完全吞并。

　　1881年10月11日，明治政府决定停止出售北海道公产，罢免大隈重信及激进派的官职，于次日发布。同日政府定1890年开设国会的诏书。诏书表示天皇将为此制定宪法，“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企图用这一分裂与麻痹的手法使渐进派脱离民权运动，阻止激进派集结。这次政局变动及同时期一系列人事更迭，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

　　明治十四年政变沉重地打击了自由民权运动，在自由民权运动刚刚开始超越士族反政府的性质、向“国民”斗争的阶段发展演变的时候突然发生明治十四年政变，让自由民权的领导者有些措手不及，民权运动也一下子失去了斗争的方向。此后，民权派之间开始分裂，建立了性质不同的政党，主要有三大政党：强烈要求改革的自由党、主张渐进改良的改进党以及具有保守性质的帝政党。可以说明治十四年政变最大的赢家就是明治政府，政府重新夺回了制宪和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政府实际上是国权论者，在野的士族、豪农工商则是民权论者，政变发生后，那种民权与国权交替的局面逐渐向国权转变，特别是其后发生的朝鲜时期，国权完全占据了政治舞台，就连民权论者也放弃自己的民权思想，主张对外扩张。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意味着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但是1882年发生的壬午事变以及1884年的甲申政变彻底打破了日本企图霸占朝鲜的计划。朝鲜事件完全激化了日本的民族情绪，这时的民权论者也纷纷主张扩张国权，国权论彻底占据了政治舞台。

　　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时，板垣和片冈健吉在高知县招募了1000人的“以勇军”，企图协助政府进行侵略。两年前壬午事变时主张日、清、朝团结的小野悻，这时也主张朝鲜脱离清朝“独立”，并煽动和清朝进行战争。大隈重信创立的东京专门学校学生，要求“征讨清朝”并举行游行。甚至植木植盛也在大阪参加了反清示威游行。甲申政变的翌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主张“脱亚入欧”。从此，他们放弃了民主斗争，走上从属西方列强，向邻国侵略的道路。运动后期的国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外扩张，特别是对周边弱小邻国的侵略。

　　1884年自由党解散，自由民权运动从此走向衰落。尽管随后发生了一系列激化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很快就被明治政府镇压下来，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力，民权运动走向沉寂。1889年明治政府在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上，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自由民权运动从此结束。民权思想已经微乎其微，国权思想彻底占据了日本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