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蒲安臣使团和日本岩仓使团出使西方有哪些差别

　　近代中日都曾遭受过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而且两国都曾经在其武力的胁迫下打开国门。日本方面为了富国图强向西方派出了历史上着名的岩仓使团，而中国方面则派遣过蒲安臣使团。这两个使团虽然都是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派出的，但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19世纪后期，中日两国在西方殖民扩张下先后被打开国门，在面临的形势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两国政府按各自的意愿分别遣使出洋。两国使团出使的时间、国家大致相同，但是在诸多方面却有着判若云泥的差别。

　　一、从两国使团出使欧美的背景与目的来看

　　1867年随着《天津条约》修约日期的日渐临近，英国希望“通过这种条约的修订可以保证更忠实的执行”(P210)，并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对此却存在着恐惧：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元气大伤，非常担心列强借修约之机生事端；另外1858年因修约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对此记忆犹新。此时赫德和威妥玛分别向清政府上了呈文，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为了改变“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的被动局面，更为了获得西方的允诺和保证，清政府决定遣使出洋。蒲安臣使团就是在此情况下产生的。使团有三项使命：了解赫德与威妥玛呈文的背景及各国对此态度；探询各国修约的内容和要求；劝阻各国不要借修约之机生事端并要求各国对此做出保证。可见遣使是清政府为应付修约的应急之举，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日本正处于如何进行全面改革的紧要关口，对此明治政府却不知所措：“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不平等条约使日本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日本处于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政务应施何等之方略，外交应以何为标准，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鉴于此新政府领导人决定借修约之机遣使出国，“求知识于世界”并与列强重缔新约。岩仓使团的目的有三：向缔约国致“聘向之礼”，交涉修约，考察欧美各国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以便参考。与蒲安臣使团狭隘自私的目的不同，岩仓使团是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未来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有着明显区别。

　　二、从使团的构成、权限及地位来看

　　由于国内无恰当人选，清政府选择了美国人蒲安臣为使臣，志刚、孙家谷陪同，随团出访的还有同文馆的学生等共计30余人。清政府对使团的权利进行了限制，使“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对使团权限和协调使团内部关系上也有规定：中外官员一体平行，所办之事相互告知，重大事情请示总理衙门等。此外在礼节、外交人员待遇、关防使用的范围等方面也作了明确规定。可以看出使团在各方面都受制于统治者，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日本在遣使上却颇费思量，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1871年11月组成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团，“使节团包括了当时日本新政权的主要成员和掌管具体实务的新政府骨干，相当于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一些藩主也参加了使团，58名留学生也随船前往，共计100多人。从使团组成看，阵营庞大、规格较高，包括了国家最高领导班子里一半领导人。国内留守政府和使团商定“国内外重要事项及时相互通告”、“国内事务以待大使归国后进行重大改革为宗旨”，足见地位之重要。使团不仅拟定了详细的考察大纲，也明确了具体分工：岩仓负责各国帝室制度，木户考察宪政，大久保考察工商业，田中考察教育。明治政府对使团寄予厚望：“外交内治，前途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与清政府遣使的权宜之计相比，岩仓使团体现了革新进取的精神与大展宏图的远大抱负。

　　三、从考察内容及对西方的认识程度看

　　从1868年到1870年蒲安臣使团历访欧美11国，获得了列强不借修约之机干涉清政府内政的保证，目睹了西方的民俗风情，对西方的先进赞叹不已。由于只是一般的考察国情，对西人学问及制造之法“无暇与之深究而详查”，没有研究其本质，更没有思考如何在中国运用的问题。岩仓使团在考察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还思考着如何将“皆超越东洋”的先进事物在本国加以运用。当使团与西方国家商谈修约时，发现他们不仅不愿放弃已有权益反而要求更多，由于这一问题难以突破便把重心放在对西方广泛而深入的考察上。使团考察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并加以比较；认识到工厂、贸易乃是西方“谋富之诀窍”，决心以西方为典范走发展工商业致富的道路；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确立了“国基在于人”的理念。当使团请教德国由弱变强的经验时，俾斯麦的话使他们如梦初醒：“方今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辱。”这番话对日本近代外交、国家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蒲安臣使团大多在欣赏风土人情，岩仓使团的成员则“日日鞅掌，不暇宁处”，每到一个地方“昼奔于轮响汽鸣之中，铁臭煤气之间，烟尘满身，及暝方归”。两国使团的努力程度不同，考察结果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四、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上看

　　按清政府的预期目的，蒲安臣使团算是完成了使命。虽然清政府再次做出权益牺牲，但与前次因修约引起的战争相比，清政府对耗资数十万两换得列强不干涉内政的结果是满意的。由于清政府看重的是封建统治地位和权力，使团获得的一些近代化的有用信息很快被丢弃，因此蒲安臣使团的欧美之行只是昙花一现，对中国的近代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深刻的轨迹。岩仓使团的修约努力虽归于失败，考察结果却硕果累累并使日本认清了形势：弱国无外交。由此激发了民族危机感和进取心，日本把考察所得的经验结合国情加以运用，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岩仓使团就没有日本的富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 要与时俱进。客观分析本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正视现实，积极主动地与外部世界交流，紧跟时代脚步，把握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清政府对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反应过于迟滞，阻碍了近代化进程。明治政府则顺应潮流，对外开放，积极学习西方，把岩仓使团获得的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近代化路线并加以实施，从而实现了历史转轨。

　　2. 要重视外交。清政府昧于近代外交惯例，仅以维持表面上的“国体尊严独立”为标准，缺乏变通机制，“我中国不愿入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强同”。正是由于这种欠缺，对体现近代国家正常交往并不损害主权的一些内容，如公使驻京等因与天朝体制相抵而不愿接受，甚至痛心疾首，而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内容却漫不经心。而日本明治政权建立后，“借政体更新，修聘向之礼，以笃友好之谊”，迅速抛弃了锁国政策，对外开放，近代化意识较强，主动加强与西方国家联系，所以能较快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