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事大主义对华政策的确立、运用及终结

　　朝鲜王朝历史上长期对中国称臣纳贡，这是因为从李成桂开始，朝鲜王朝对中国就一直奉行一种被称为“事大主义”的对华政策。事大主义是朝鲜王朝的建国基础，从1392年到1895年，这种这种政策在中朝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事大主义的确立、运用及终结。

　　确立

　　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上千年历史，而新罗、高丽和李氏朝鲜三朝皆对中国唐、辽、金、元、明、清诸朝奉行“事大主义”。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新罗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因此，真正坚持奉行“事大主义”的只有1392年到1894年的朝鲜王朝。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亦是中国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但高丽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果断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并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朝鲜”国号。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朝鲜太祖李成桂也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

　　运用

　　　　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谢恩使、进贺使、冬至使、圣节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国朝廷册封才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在中国敕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

　　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一切事物模仿明朝，并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创制谚文（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参见词条小中华思想）。

　　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修建大报坛作为纪念，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变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三田渡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完全继承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逐渐统一全国以后，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弥漫着整个清代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是事大主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减少，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即学习清朝）思潮，到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终结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胡乱后，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 ，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

　　“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啻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效忠清朝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国。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后赵氏的名义抵达朝鲜时，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强迫前去。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兴宣大院君）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事大党与开化党等反对事大主义的派系对立，而清政府为确保最后一个属国，也在此时加紧对朝鲜的干涉，派袁世凯常驻朝鲜，并对事大党加以扶持，维系事大主义在朝鲜最后的命脉。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1896年，朝鲜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反对事大主义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国而已；朝鲜高宗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所“事”的对象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