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海君时期朝鲜王朝和后金的关系

　　壬辰倭乱之后，明朝国力日渐疲弱，光海君凭借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发现后金的强大，于是开始重视和后金的往来。当然，光海君决定开始和后金的交往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但他并没有退却，直到他被废之后，朝鲜和后金的交往才断绝。

　　光海君时期，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朝鲜北部的忽温、老土等“藩胡”部落被次第吞并，藩篱尽撤，因此光海君从一即位就密切关注努尔哈赤的动态，强化军事国防，注意情报搜集工作，主张“远斥候、谨烽燧、慎间谍、明纪律”。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内，朝鲜陆续收到努尔哈赤四封书信，传达了所谓七大恨，并要求朝鲜不得协助明朝。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征兵要求弄得焦头烂额，他深知“此贼养兵几四十年，虽以天下之兵当之，胜败未可知矣”，但迫于明朝和众臣压力，还是派姜弘立率军一万随明军出征，结果在深河全军覆没，这正是在光海君的预料之中。

　　　光海君基于局势判断，自知朝鲜尚未摆脱壬辰倭乱的后遗症，国力疲弱无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尔哈赤则蒸蒸日上。他认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冲，以致攻陷大镇，如摧枯拉朽，席卷长驱，而无人呵禁，则良、平之谋、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预料到女真之祸将会导致明朝内乱乃至灭亡。所以他确立了“羁縻缓祸”的对后金外交基本方针，达到“姑为弥缝，以过凶锋”、“勿令此贼饮马于汉水”的目的。然而朝鲜朝廷的主流意见却是“斩使焚书”，采取依赖明朝、对后金强硬的政策，光海君对臣子们的高谈阔论非常反感，指出：“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縻，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而近观我国人心，内不办事，外务大言，试以廷臣收议见之，武将所言，皆是临江决战之意，其为可尚矣。然则今之武士，何以畏西边如死域乎？不及考虑远矣，徒虚语耳！……我国人终必以大言误国事矣。”

　　　此后，光海君围绕对金国书问题，不断与大臣发生冲突。深河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努尔哈赤就派人送来国书，表示理解朝鲜为报壬辰倭乱时的再造之恩而援助明朝，并要求明确回答朝鲜的对后金政策。国书中努尔哈赤的头衔被翻译为“后金国汗”，是“后金”一词的首次出现。备边司对此持强硬态度，光海君则生怕回信刺激后金招来国难，最后决定将努尔哈赤来信报告明朝，同时以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给“建州卫部下马法”送去回信。努尔哈赤认为此信内容毫无新意，完全套用明朝的说辞，回信指责，并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连发三封国书，光海君虽力主“胡书不可不答”，却因明朝差官袁见龙的到来及辩诬徐光启等的监国朝鲜论而无暇顾及对后金的外交。

　　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陷辽东，大量辽东难民流入朝鲜境内，努尔哈赤致书光海君，要求归还辽东人口。光海君与众臣又经过一番争论，决定不答复后金国书，只派满浦佥使郑忠信出使后金，同时以刺探情报的目的将出使之事告知毛文龙，征得其同意。九月二十四日，郑忠信来到赫图阿拉，扬古利等接见了他，几乎没达成什么共识，其礼物也被努尔哈赤退回。光海君见郑忠信无功而还，要求回复国书，被备边司拒绝。努尔哈赤虽然暂时没有攻朝计划，但要求朝鲜必须在明与后金中作出选择，并交出毛文龙，讨厌朝鲜模棱两可的态度。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送去了口气更加严厉的国书，光海君愈发着急，扬言要把那些主张“闭关绝使”的大臣送去抵御后金。天启二年（1622）二月，努尔哈赤在广宁接见了朝鲜使节河瑞国一行12人，问其为什么不抓来毛文龙时，河瑞国回答明为朝鲜之父，不可抓父亲家的人。努尔哈赤失去耐心，说他们是假托修好来刺探情报，将其中10人剜目后处死，剩下两人刺瞎双眼，携带措辞强硬的国书而回。其后又扣押朝鲜译官朴葵英与黄连海等人。接着，后金即将侵犯朝鲜的消息传来，光海君再也坐不住了，决定无论如何也给后金要回复国书，大臣们虽然被迫同意，但无人敢署名，最后以“朝鲜国王致书后金国汗殿下”开头写了一封国书，质问后金为何虐待来使，并表达善邻友好之意，命文希贤送去。这显然不能满足努尔哈赤愿望，他“不受赠馈，不报国书，恐喝多端”，文希贤见了姜弘立一面后空手而返。翌年朝鲜方面遣使五人，亦被扣押并虐杀。随着光海君被废位，朝鲜与后金的往来也就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