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咸鱼翻身:官场潜规则助他一步登天

　　35岁的“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在甲午年看到的是一片灰暗的前景。

　　作为著名的鹰派，袁是日本人最为仇恨的对象。战争爆发前夕，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袁。31岁的美国海归唐绍仪，当时正给朝鲜海关帮办、德国人穆麟德（P.G. von Mollendorff）担任秘书，他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

　　几乎可算是死里逃生的袁世凯，回到了天津，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优待。李身边的一些人，甚至对这位在朝鲜获得了近乎太上皇地位的年轻干部，充满了各种羡慕嫉妒恨。李的女婿张佩纶，就认为袁世凯是“小人之有才者”。

　　对于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能在大清官场安身立命的资本。随着日本人占领朝鲜，袁的十年心血付诸东流。而更为可悲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并不待见他，官场却依然把他当作李的人马。《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反李声浪中，袁世凯这条“池鱼”躺着中枪，被失火的“城门”李鸿章殃及，回乡赋闲。

　　出乎袁世凯预料的是，仅仅在家休息了数月，一道诏令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央调他去天津小站督练新军。

　　对于这块几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袁世凯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大清特色的官场潜规则。正是潜规则的威力，逼退了这个职务的第一人选、曾担任北洋舰队副提督的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比袁世凯年长5岁，这年正好40岁，却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5年。这位贵族出身的普鲁士军人，是中国军队首批引进的外国专才，先出任天津武备学堂教官，而后受李鸿章委派，先后负责设计、监修旅顺炮台和威海卫炮台。

　　甲午战争打响第一炮时，汉纳根就在被日本联合舰队打沉的运兵船“高升号”上，凭借卓越水性死里逃生。随后，他出任北洋舰队副提督，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大东沟海战，因其忠勇而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

　　大东沟海战后，汉纳根向中央提交军事改革的建议，提出了整顿海军的八项措施，也提出立即编练新式陆军，对日实行持久战略。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赞赏，光绪皇帝下达谕旨：“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着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中央又指派了广西按察使胡燏棻，配合汉纳根一同编练新军。但这位胡副司令虽然也曾上过练兵的建议书，但真挑上担子后，却到处诉说编练新军的“四难”：“筹款之难”、“购械之难”、“求将弁之难”、“约束之难”；随后到处举报汉纳根，怀疑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而更狠的则是担心“现虽借才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认为“恐后患且十倍于倭，岂非引寇入门，自贻伊戚！”

　　李鸿章也不希望汉纳根掌握军权，他的亲信盛宣怀向中央指出：“专任汉纳根，不归华帅节制”。在多方顾虑下，汉纳根的庞大计划被大大缩减，中央最后确定的规模，是编练10营“定武军”，分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四个兵种，人数约5000人。“定武军”最初屯驻马厂，后因营房不足，迁移到小站原“自强军”的营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几乎全盘西化的军队。

　　这支新军的两位主官，胡燏棻从未带过兵，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削尖脑袋想离开这是非之地；汉纳根则感觉“拟办各节，事多窒碍”，也搞得灰心至极。没几个月，胡燏棻终于如愿以偿，调任津芦铁路督办。而心灰意冷的汉纳根，干脆下海经商。

　　机会之门就这样为袁世凯敞开，而袁也始终没有放弃各种准备。在此前他呈交给光绪皇帝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洋洋13000多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所不谈，颇有洞见，加上在朝鲜的卓越表现，早已引起核心的高度关注。

　　更难得的是，朝中大员，如荣禄、李鸿藻、翁同龢、刘坤一等，不约而同大力举荐。这既说明袁的才干有目共睹，亦说明其公关手段着实了得，居然能被各个不同山头的大佬们普遍接受。推荐最力者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甚至提出“际此时局艰难，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评价极高。

　　小站里的大机会，终于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有作为就能有地位，这样的体制并未板结，在“能者”获得机会的时候，体制自身也获得了自我修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