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有他的功绩——田云樵在中共隐蔽战线的英雄壮举

　　1949年5月中下旬，上海郊区已被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全上海的隆隆炮声已经传到市区。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占据市区建筑制高点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关键时刻，根据党组织指示，一批长期坚持在上海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冒着时刻牺牲的危险，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内部进行策反，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其中，就有田云樵英勇战斗的身影。

　　今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67周年纪念日。近日，本报特约作者专程采访田云樵的儿子田海涛和田海源，他俩是从小听父亲革命斗争故事长大的，他们的讲述，为我们展现了田云樵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经历的一幕幕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

　　　浴血奋战展开策反攻势

　　在解放上海的地下斗争中，田云樵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上海的帮会及其领导人开展统战工作。党组织对上海的帮会势力作了详尽分析，特别是在1927年，蒋介石借助帮会势力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帮会势力渗透到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组织及社会其他各个领域中。所以，要确保上海平安稳定地获得解放，除解放军正面战场的强大攻势，深入帮会组织内部开展分化瓦解，团结争取帮会力量，阻止其为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对确保上海解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1947年夏天，**上海局决定成立党的帮会工作委员会，田云樵任书记，由了解和熟悉青帮、洪帮组织体系的顾叔平、金龙章任委员，协助田云樵工作。当时上海的帮会组织还有伪工会，田云樵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亮出**党员的身份，亲自与青、洪帮的帮主交朋友，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不畏艰险的胆略，征服帮会上层人员，使得他们控制门徒不为国民党特务效力或利用。

　　在开展帮会统战工作中，田云樵了解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早期共产党人蔡和森被敌人残酷杀害后，留下才几个月大的儿子蔡林。青帮女帮主李志慎，其丈夫原是青帮帮主，在帮中很有威信。他们讲义气有正义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他们开办的一个汽车行是**中央军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掩护过一些**领导人，还为中央特科设立的专用电台作掩护。李志慎的丈夫因病去世，李志慎接过帮会领导权。出于对共产党人的敬佩与信任，她收养了又瘦又病的蔡林。获知这一重要信息，田云樵立即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不久党中央来电证实，蔡和森当年确有一个儿子留在上海，指示上海的地下党员，要全力保护好革命烈士的后代。上海解放前夕，田云樵将李志慎和养子蔡林安排在汾阳路的白公馆重点保护，直至上海解放。

　　1948年11月，**中央上海局成立策反委员会，田云樵是委员之一。在从事对敌策反工作的几年中，通过与上海社会各阶层人士、帮派会员、国民党将领等多方面接触了解，田云樵带领他的同志们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

　　1949年3月，田云樵接到协助策反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的重要任务。其实这项工作早在1948年就已进行。由于从事策反的张执一、段伯宇和李正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侦查追踪，组织上决定他们三人立即转移去香港。经党组织研究决定，部队起义后，争取海运，在通过敌军的警戒线后，开赴连云港。田云樵根据起义的实际需要，设法为起义部队配备了两名航海技术人员，还通过在招商局工作的同志，购买航海图，帮助起义部队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4月15日凌晨，运载起义部队的国民党102号登陆舰安然抵达连云港。28日，新华社发表了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电报：“祝贺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行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新中国的伞兵而奋斗”，并命令国民党102登陆舰编入人民海军服役。

　　田云樵环环紧扣地对国民党等重要驻军和部门开展策反。还在1948年夏天，他就通过李志慎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上海宪兵团任中校的武卫国。通过深入交往得到武卫国的认可，承诺接受**安排的具体工作，解放前夕，武卫国收集到宪兵团换防的情报，及时传递给田云樵，从而成功策反宪兵团一个正连建制部队起义，解除了整个宪兵团的武装，并把武器装备全部安全移交给人民解放军。紧接着，田云樵又通过**地下“职委”系统的党员和已经被策反的国民党国防部人员的参与，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机动队、上海海关关警大队起义。　　1949年5月下旬，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国民党守军的其中几万残敌被包围在苏州河以北、錦(藻浜以南地区，占据有利地形作最后一搏。中央军委命令，为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优秀历史建筑，不能用重火器强攻，一定要把上海市区完整地接管下来。这就是被陈毅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解放上海战役。

　　5月25日清晨，田云樵就火速赶往驻扎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的解放军81师师部。81师政委罗维道向他介绍当时的战斗进展情况。田云樵建议，派出人员对驻守在造币厂桥对岸的国民党51军进行策反，他的建议正合前线指挥部的要求。田云樵当即联系已经被策反过来的王中民，因其与51军长官是老朋友可以现身说法。在我军掩护下，王中民顺利到达敌指挥部见到守军高层人员，并联系田云樵，田云樵对形势分析和晓以大义的劝导，消除了国民党51军高层的疑虑，同意过桥来与解放军部谈判。下午4时，田云樵参与了由聂凤智军长与国民党51军高层的谈判，报陈毅司令员批准后，同意国民党51军起义。此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田云樵这才觉得饥肠辘辘，原来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

　　在上海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上海**地下党按照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大力开展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徙、保护工厂、保护机关和学校的斗争，分别组织沪东、沪西人民保安队，以确保把上海整个城市完整地保护下来。党组织任命既有地下斗争经验又懂得军事斗争的田云樵为沪西人民保安队大队长，马纯古任政治委员。在他们的领导下，沪西地区的工人护厂斗争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上海的恢复和新上海的建设保存了力量。

　　5月27日，苏州河北岸全部解放，上海这座远东国际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上海的解放，还凝结着**隐蔽战线开展艰苦卓绝斗争的战士们英雄壮举。他们为赢得上海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应该被历史铭记，值得今天的人们缅怀；他们的赤胆忠心、机智勇敢的斗争故事不失为一部革命传统的优秀教材。

　　英雄自有出处。田云樵的革命历程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终身铭记任作民的“党课教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掌控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残酷暴力中。**山东省委数次遭到破坏，一批批共产党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斗争环境异常严酷。1932年10月，田云樵接到**地下党组织安排的新任务，做新任**山东省委书记老马的地下交通员。对于这位老马同志的真实情况，有必要后话前说。那是直到田云樵在新四军时，遇到1932年任**山东济南市委书记，抗日战争中在新四军任**盐阜地委书记的向明同志时，才得知“老马”原来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的堂弟，真名任作民。

　　与老马见面的当天晚上，他俩佯装散步的行人密谈工作。田云樵

　　边走边向老马介绍济南的地下斗争及风俗人情。老马提议找一家有单人包房的浴室洗澡。不明就里的田云樵思忖：工作经费很紧张，党的高级干部不应生活要求这么高啊？但碍于不了解实际情况不便多说什么。他陪同老马来到济南院前大街的浴德池澡堂，有些不情愿地将口袋里仅有的一元钱掏出付给账台，要了一间沐浴的包房。

　　当老马脱去衣服时，田云樵惊呆了，眼前的老马简直体无完肤，身上的疮疤一块叠着一块惨不忍睹。看着吃惊的田云樵，老马轻描淡写地说：别紧张，这都是敌人的“杰作”。田云樵这才明白老马为什么要选包房洗澡。

　　原来，那是1928年老马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一次开会时不幸被敌人逮捕。惨无人道的刽子手对他动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烙铁烫、皮鞭抽，几乎所有酷刑，硬是没有逼出老马一句口供。在党组织的营救下，黔驴技穷的敌人只得释放老马。老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对参加革命斗争不久的田云樵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教育。儿子海涛曾问过父亲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你被捕了，敌人也这样严刑拷打，你顶得住吗？”田云樵回答，当时看到老马的状况，他非常震撼，扪心自问过，如果经受不住这种非人的酷刑，那就立即退出组织，回家守着老婆儿子和一亩三分地；如果为理想信念坚持革命的，就要做老马这样的人，他选择了后者。田云樵经常对儿子们说：“老马身上的疮疤，于我是一次终身铭记在心的党课教育。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遇到挫折和打击，只要想着老马，就能咬紧牙关坚挺过去。”

　　由于与田云樵有联系的交通员被捕叛变，老马果断地指示与自己一起工作只两个月的田云樵携带妻子星夜赶往上海，静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头，切断与田云樵一切有关联的人和事。未料到田云樵此次避险，令他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他以后从事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　　1933年1月，孤独地在上海福建路吉祥旅馆苦苦等待了半个月的田云樵终于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头，并被安排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横浜桥一个三楼亭子间暂住。坐北朝南的石库门底层是一家广东人开的食品店，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虹口这片土地朦胧的记忆。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田云樵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是文化名人的二哥田仲济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同学李一凡，协助其创办《文化报》。田云樵曾随李一凡拜访过鲁迅先生。田海涛说，父亲当时很希望通过鲁迅先生获得党组织线索，可惜未如愿以偿。其实，他身边的李一凡（真名李竹如）就是共产党员，而且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当时李一凡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俩相互并不知道对方党员的身份。以后曾同在八路军参战，田云樵在115师，李一凡在129师，但他们没有再相遇。1942年11月，李一凡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其时他已是**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彼此终身不知对方是**党员。田海涛很感慨：“我也是在追寻父亲的战斗足迹时，从网上查到李一凡原来就是李竹如的。就在2014年9月2日，我看到李竹如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国家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我对革命烈士李竹如充满敬仰！”。

　　**与商界传奇人物董竹君的联系人

　　田云樵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历程中，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办人、传奇女子董竹君是值得一书的关键人物。

　　1945年夏天，田云樵接到新四军敌工部派往上海的特别任务，与党中央要求寻找的一位老同志取得联系，同时拜访早就与我党有秘密联系的董竹君。田海涛曾听父亲说过，当时他的职业掩护是商人，对外称呼是宋老板，西装革履的他，第一次与董竹君见面是从锦江饭店后门进入的，有过人生苦难经历、倾向**的董竹君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田云樵一见如故。

　　在董竹君所著自传体《我的一个世纪》书中，亦印证田云樵与其直接联系的情况：“约在1945年7月，永业印刷所开门不久，向明（时任新四军苏北区党委书记）、高原（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曹荻秋（新四军行政公署主任）三位共商决定，派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的田云樵同志代表新四军来上海后与我联系。他住在永业印刷所，我俩见面是在锦江二楼亭子间圆桌旁，彼此虽是初次碰头，却似久别重逢的老友，我们谈话是那样不拘谨，亲切而坦率。”永业印刷所是根据新四军敌工部要求，由董

　　竹君出资创办的。其主要任务是在新四军进攻上海时出版报纸、印刷领导指示、文件、宣传品之用。

　　1946年元旦，田云樵正式告别在部队前线的战斗生活，携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方寺，进入到中央军委为解放上海埋下伏笔的上海策反斗争最前沿。

　　初到上海的田云樵夫妇，因为经费紧张，一时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得知情况的董竹君毫不犹豫地挺身相助，将他们安排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163弄6号）自己的住房居住。讲述田云樵在上海的策反斗争，他的妻子方寺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方寺真名张朝素，原本是上海滩有名的大户人家的大小姐，无论上学还是逛街购物，都有私家车接送的，家中保姆仆人一大帮。但受革命进步思想影响的方寺，立志投身革命，16岁时与家人不辞而别奔赴苏北革命根据地，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尽管离家数年的方寺很想回家看看，但考虑到党的隐蔽斗争的复杂性，田云樵夫妇不但不能住到方寺家，而且还不能让家人知道他们在上海。又因董竹君是社会名人，引人注目，住了三个月后，田云樵夫妇又更换住所。

　　直到1946年夏天，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由重庆来到上海，住到虹口窦乐安路（今多伦路）202弄71号一幢三层石库门楼房中，分别多年的兄弟得以团聚，田云樵也住到此处二楼，一直到1948年底才搬出，而这次搬家是因为一次突发的紧急情况。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被敌特通缉的著名进步诗人臧克家敲开田家的门请求避险，田仲济毫不犹豫地掩护臧克家入住；但肩负**对敌策反和接应解放军进城重任的田云樵，却不能有半点的疏漏和侥幸，他不动声色地寻找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夫妇俩立即撤离出多伦路住所。

　　田云樵是党组织委派与董竹君的直接联系人。董竹君本人并不懂情报的意义，但她广泛的人脉资源为田云樵提供了大量有利于我党斗争的信息；当**隐蔽战线需要扩建和再建印刷所和进出口贸易公司时，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董竹君仍然积极投资，其深明大义和正直开明的态度令田云樵十分敬重。在革命斗争中，田云樵和董竹君结下深厚的友谊，董竹君原原本本地向田云樵讲述自己的身世。田云樵在晚年时曾经发表《奋斗一生的董竹君》一文，较全面地介绍了董竹君的革命经历。

　　引导周佛海之子周幼海走上革命道路

　　田云樵在上海发展革命力量的人员中，周幼海是不可或缺的。周幼海的父亲就是曾任**一大代表、后沦为汪伪政府第三号大汉奸的周佛海。

　　周幼海早年在香港岭南中学读书，与田云樵妻子方寺的哥哥张朝杰是同年级好朋友。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萌发爱国抗日、投身革命的志向。日本大举侵华后，为掌控周佛海，借口请周幼海到日本求学，将其幽禁在日本东京成为变相人质。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更激发周幼海对侵略者的仇恨；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戴笠押往重庆关押，周幼海也被同囚一处。

　　周幼海出狱后，经张朝杰引荐见到田云樵，他表明看透国民党反动腐败的实质、要求革命的志向，希望田云樵介绍他到解放区去。“你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父亲归父亲，儿子是儿子，何况你和父亲又一直是对立的。幼海，党组织欢迎你呀！”。“太好啦！我找到党组织啦！”田云樵的鼓励，令周幼海激动万分。不久，党组织批准周幼海到苏北淮阴**华中局工作。

　　周幼海设法从母亲那里获得20万港币，5千英镑，还有几支翡翠翎管和宝石钻戒。这翎管是清朝大官红顶官帽后插花翎用的，碧翠欲滴，价值连城，他带到根据地交给党组织，为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援助。由于周幼海的积极进步，在根据地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特别党员”。社会工作部长杨帆（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部部长）和时任华中局联络部政治交通员的何荦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所谓“特别党员”，是指当时特殊的斗争条件下，党内有一不成文的规定，联络部为开展情报工作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主要是为了有利于党组织发展情报工作。当时是在淮阴城南外的一座小教堂（系新四军联络部办公地）二楼举行的支部大会。在入党宣誓仪式上，周幼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946年夏天，党组织委派“特别党员”周幼海重返上海，还给他20两黄金，作为工作经费。在田云樵单线领导下，开展**地下斗争的情报和策反工作。周幼海用周开理的名字在中央商场密集的摊位群里租下一个写字间，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据点。

　　1948年秋，上海地下党组织需要一批短枪，从解放区运来多有不便，周幼海与妻子施丹苹就利用在上海滩广泛的人脉资源，几个月内就弄到几十支短枪，在迎接上海解放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幼海不但策反了浙东一个交警总队的大队长起义，还策反了上海警察总局警备科长陆大公在上海解放前夕率上海警察局起义。

　　田云樵从敌人内部获得重要情报：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残害革命志士和民主人士，军统特务将张澜、罗隆基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并制定恶毒的迫害计划：“如不能将俩人押赴台湾，就实地进行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黎明前的上海，营救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工作。田云樵与周幼海精心设计了一出“探望父亲老朋友”的剧情，由周幼海与施丹苹假借探望父亲周佛海老朋友罗隆基的名义，前往虹桥疗养院，特务无奈地只得放行。在疗养院里，他们与张、罗拉家常麻痹监视的特务，借机向张、罗说明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营救计划及行动路线，为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创造了条件。事后，周幼海受到牵连，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获悉情报后，田云樵立即安排他搬家，确保了他的人身安全。

　　回顾67年前的今天，正是由于“田云樵们”对敌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分化策反，在解放上海中避免了更多解放军战士的流血牺牲、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了优秀历史建筑的完好无损。链接：田云樵(1909年7月—2003年10月)山东省潍坊市人。

　　1931年进入山东益都县立师范学校学习，组织成立学校“抗敌后援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参加**山东省委机关工作；1937年底奔赴抗日前线，历任八路军115师685团三营教育组长、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三大队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皖南事变后随部队转入新四军，历任淮安县大队教导员、**盐阜地委敌工部科长等职；1946年1月调至**上海局，先后任**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处长，上海市公安局社会二处主任等职。1955年6月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株连，被入狱审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1983年12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