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遭遇恶意离席、收到子弹恐吓，京剧老生泰斗余叔岩在上海的三次演出

　　原标题: 【海上记忆】遭遇恶意离席、收到子弹恐吓，京剧老生泰斗余叔岩在上海的三次演出

　　着名京剧老生演员余叔岩，在过去的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演艺特别是唱腔，在传承前辈大家谭鑫培的基础上自成一派。可惜余叔岩因为身体方面原因，演出生涯并不长，而且主要在北京演出，上世纪初，余叔岩曾来上海作过三次演出，时间短暂，然就是这仅有的三次来沪演出，足以反映这位京剧泰斗的风采。

　　首次来沪：遭遇前排离席，如何逆转局势

　　梅兰芳与余叔岩

　　余叔岩头一次来沪，是1920年下半年，应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丹桂第一台经理尤鸿卿之邀，演期一个月，包银是六千大洋。随余叔岩一起来上海的主要演员有老生鲍吉祥、花脸钱金福、王长林、旦角朱琴心等，鼓师杭子以及琴师李佩卿。

　　那一年余叔岩嗓音恢复，东山再起，播声北国，在北平（北京）的京剧界万口争传谭鑫培复生，他脾睨诸老生，有后来居上执此行牛耳之势。当时上海丹桂第一台（1911年建造的大戏院，在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戏单如此介绍：

　　“余艺员演此剧声容并茂，文武双全。在京每一排演，人辄空巷来观，其见重于时也如此。今晚徇绅商之情，准排演一次。余艺员此剧乃系谭叫天秘授，故词句作派打法，莫不独操胜着，与众不同。诸君观野狐禅的珠帘寨，有不惬于怀者乎，则盍来观余艺员此剧，管教视听皆娱，击节叫绝也。佳座无多，乞早贲临为盼。”

　　着名京剧票友何时希对此戏单评论说：

　　“戏院如此告白，涉及传授及演技，视他人演珠帘寨寨者为野狐禅，可谓推重备至，殆出自通人手笔，与一般戏院广告之庸俗者不同。”（《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p544，545）

　　余叔岩对于这头一次上海之行，也是踌躇满志。谁知开场锣鼓响起后，不正常的情况发生了。只见台上小花脸在锣声中出来念白时，台下前座有三排观众却一个个离座退席，鱼贯撤退，场内一阵骚乱。此刻余叔岩刚刚调整好情绪和嗓音，正准备登台，闻讯大吃一惊，压到丹田里的气又浮了上来。这时只听台上小花脸念道：“待我用起功来——”，场面上打“八大仓”，余叔岩努力敛神，摇晃着身子和步子，在“纽丝”的锣经中出场，开唱西皮散板：“山前山后俱找到，寻不见妻儿为那条”，由于气息不稳，声音有点飘，又因为紧张，腿也在微微颤抖。没想到这倒是歪打正着，与剧中人范仲禹失落妻儿后的恍惚神态很契合。上海人看戏爱热闹，不少观众喝起彩来，于是台下彩声和嘘声混杂，响作一片。

　　一连三天，都在开场不久，前三排观众即陆续离席，天天如此，场面颇为尴尬。当地报纸更是推波助澜，渲染起当年余叔岩与王克琴的艳事，进行批评和挖苦，某小报一篇题为“余三排”的报道称：

　　京城驰名须生余叔岩连日在丹桂献艺，不想每场有整整三排固定观众在其出场之前集体“抽签”，场面颇为尴尬，好事者称此景象为“余三排”，正闹得不亦乐乎。

　　余叔岩程继先演《镇潭州》

　　余叔岩仗其三代梨园名家，且获伶界大王谭鑫培亲授，自视甚高，来沪后仅在小圈子活动，人心大失。沪上诸票房原是捧角儿最力者，今不堪余艺员之傲慢，决定采取联合抵制行动，包下三排座位而届时“抽签”，非给他难堪不可。与此同时，关于余叔岩的花边新闻也在剧场门口流传，其中不无荤料。

　　对此余叔岩心中着急，私下打听，原因是他到了上海没有去“拜客”，被人认为过于狂妄，另外也有陈彦衡从中捣乱的因素。原来凡是新来的角儿到上海，在演出前先要去拜客，就是先到各票房和报馆去联络感情。在票房去清唱几段，表示与大家同乐，没有架子；又到各报馆去向总编辑等行个礼，送上几张包厢的票，同时向记者、编辑老爷们示一下尊敬。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礼数不到，这些大票友们面上无光，便会恼羞成怒，给你来个下马威。至于陈彦衡(着名琴师)，在余叔岩“二度出山”前，曾提出要余叔岩向自己磕头拜师，并希望出任余叔岩的琴师，条件是包银分成。余叔岩当时想，自己的老师很多，磕过头的惟有谭鑫培，若向陈彦衡磕了头，其他老师怎么办呢？而在翊群社和喜群社期间，余叔岩的戏份并不高，若再分一份包银给陈彦衡，自己就捉襟见肘了，因此这两件事余叔岩都没有答应。另外，余叔岩早年学谭过程中，曾受到陈彦衡的指点和教导，但在学习后期，他对陈彦衡所授《桑园寄子》，糅进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创造。陈彦衡知道后心里很不高兴，问他为什么要“胡改”。余叔岩回话说：“教得都对，但我得把它化用到台上去啊。”陈彦衡听了大怒，把余叔岩狠狠骂了一通。这几天前三排捣乱的人中，就有陈彦衡方面的人。

　　得知了内中详情，余叔岩听从好友的建议，特意为上海的地方大佬加演了几场指定的戏目，情形得到了扭转，剧场开始满座。首次来沪演出，余叔岩在丹桂第一台演出了三十四天，虽然指责者不乏其人，但着文赞誉的也不少。特别是他演的《战太平》，虽不全是谭派的演法，但是他独特的技术组合，使观众感到新意盎然，甚至还有人觉得不比谭鑫培差，“余派”就从这场《战太平》被开始叫起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159）

　　余叔岩张伯驹演《四郎探母》

　　在这次演出期间，还发生了一场曲折。有一天是星期日，早晚两场戏，白天压轴是朱琴心的《玉堂春》，大轴是余叔岩的《铁莲花》（又叫《扫雪打碗》），晚上是余叔岩的《失·空·斩》。就在这天白天朱琴心演《玉堂春》上场后，余叔岩还没到后台，大伙儿都很着急，管事的李玉安赶紧跑到大东旅社去找他。一看，他还没起床，一副痛苦的样子，原来是生病了。余叔岩让李玉安向尤鸿卿请假，尤鸿卿一听就急了，因为戏票全都卖出去了。他马上亲自跑到大东旅社，要求余叔岩上场，并说，票卖出去了，哪怕只唱一场，应付应付也好。余叔岩勉强坐车来到戏院，匆忙扮完了装，台上的《玉堂春》刚演完，他接着上场，唱完一场以后，就打住了。可是，台下的观众不走，也不言语，过了大约十分钟，台下见台上没有动静，炸窝了。这时余叔岩正在地下室卸装，前台的喊叫声他未听见，前台管事的急忙向观众解释，但是一上台就被观众用苹果、茶碗打了下来。老板尤鸿卿上台去解释，也被轰了下来。于是，尤鸿卿又到后台跟余叔岩说，只唱一场，台下不答应，叫余叔岩自己上台去解释。管事的李玉安挽着余叔岩上了台，也被轰了下来。这一来，余叔岩可急了，就跟鼓师杭子和说：“杭大哥，您先上去压住场，咱们接唱后半出。”果然琴师们上场后，台下就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再闹了。为了避免再出纰漏，余叔岩这后半出《铁莲花》，真卖了力气，比以往任何时候唱得都好，台下接二连三地鼓掌叫好。戏演完，观众也满意地走了。

　　散了戏，回到大东旅社，余叔岩叫李玉安去告诉尤鸿卿，说他有病不唱了，话刚说完，尤鸿卿就来了。尤鸿卿本来是想说服余叔岩，让他晚上继续把《失·空·斩》唱下来，见余叔岩正在发脾气，也没敢开口。余叔岩一见尤鸿卿，气更大了，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有病请假，不唱了。”又说：“我初到上海，不熟悉此地习惯，你说唱一场应付应付，为什么唱了还起哄？是你把我骗了去出丑！今天这出《铁莲花》，我对得起观众。我有病，你另邀好角儿吧，我不唱了。”尤鸿卿一看余叔岩果真生气不唱了，他怕观众再闹，怕赚不了钱，于是就拿合同压他。尤说：“咱们订了三十天的合同，你怎么能只唱半个月呢？”余叔岩听了更火了，冲着尤说：“有合同我也不能把命卖给你。我有病，包银退给你。”这时余叔岩带去的一帮演员怕把事情闹僵，劝余叔岩先养病，等病好了再唱。在大家劝说下，余叔岩才把火压了下去，把后半期唱了下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307）

　　据京剧名票罗亮生回忆，余叔岩这次来沪演出期间，曾托人向上海百代公司接洽，希望录制唱片。也许因为余叔岩此次演出上座并不太理想，百代公司的中方经理张长福表示，公司对余叔岩的唱工不感兴趣，余叔岩听后非常生气。所以后来1923年时，百代公司接到北平分公司的通知，说京城已把小余的演技当做老谭一样了，百代公司赶快派技师到北平，结果费了许许多多周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录制了余叔岩六张十二面唱片。（刘曾复着、娄悦编《刘曾复京剧文存》 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p84）

　　第二次来沪:从收到子弹，到大红大紫，均在席下一念间

　　余叔岩与程砚秋

　　1922年12月中下旬，余叔岩又应上海亦舞台邀请，率朱琴心、王长林、鲍吉祥，鼓师杭子和，琴师李佩卿等来上海演出。其实几个月前，余叔岩曾应上海亦舞台邀请，带着程砚秋来过上海，可是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上海的军警同余叔岩捣乱，余叔岩没办法，只好偷偷买好火车票回了北平，结果给程砚秋提供了机会，以头牌角色，首次在上海舞台亮相，当年程砚秋才20岁。

　　也许是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亦舞台这次以斗大金字张贴海报，广为宣传。余叔岩三天打炮戏码分别是《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打鼓骂曹》，上海观众称之为“三打”。上演初期，观众纷至沓来，填坑满谷，演至中期因为配角力量单薄，余叔岩的许多拿手剧目无法演出，上座率渐次下降。亦舞台为了充实演出阵容，自1923年1月17日起特邀欧阳予倩加入合作演出专场。欧阳予倩演压轴，余叔岩演大轴，再次掀起高潮。

　　正在演出出现高潮时，又出现了波折。余叔岩一行下榻在好友杨梧出家中。这一天，有人向杨家信筒扔进一封信，杨家人打开一看，是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包有一颗子弹，信上只有一句话：“小余，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正在余叔岩他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谁会干此事，其意图又是什么时，第二天又来了一封匿名信，信上画着一颗炸弹，写道：“莫道杨府能护身，疏黄偏炸狂妄人！”经派人打探，原来写匿名信者姓李，是袁克文的弟子。再仔细打听，原来袁克文是个十足的谭迷，他认为余叔岩太狂妄自大，竟然擅自改动谭派的唱腔，于是就让人送上匿名信，想给余叔岩一个“下马威”。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天晚上演出时，余叔岩特意让戏院老板把袁克文安排在包厢，并在原定戏码《失印救火》之外，加演了那出《战太平》。袁克文毕竟懂戏，看了演出后说：“叔岩改得合情合理，更好听了，但仍未出谭派的圈儿。看来，外界纯属误传，我也错怪叔岩了。”

　　其实，余叔岩在继承谭鑫培唱腔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嗓音醇厚圆润，但不很响亮，有时带沙哑音却能有刚有柔，刚柔并济。刚音则慷慨激昂，柔音则委婉、细致入微而不萎靡。他的唱腔不求花哨而韵味醇厚，是“云遮月”的嗓音，音量虽比不上谭鑫培，但在苍凉沙音中带有一股清醇甜测的韵味。这也是余叔岩能够得到众多观众和行家追捧的一大原因。（刘新文编着《京剧名家评析》华文出版社2016年版p61）

　　因为得到袁克定这样重量级票友的肯定，余叔岩于是在上海大红大紫。上海《申报》为余叔岩第二次来沪演出作了如下描绘：

　　“余叔岩……应亦舞台聘，南来一月。海上士大夫相与从风，虽重裘深夜、常日深居筒出者，亦为叔岩破其戒律……”（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160）

　　1923年1月10日的《大公报》上，有文章称余叔岩为“谭派唯一传人”，其中写道：

　　“奉谭为师，亲承指教，历时八年之久，得之三胜者一一还之叔岩，自是叔岩遂能绳其祖武。老谭每谓人曰：‘吾子碌碌，他日传吾衣钵者，惟余子耳。’”

　　第三次到上海：最后的离场

　　余叔岩杨小楼演《失街亭》

　　1923年10月间，余叔岩第三次来到上海，先演了三天堂会，后又应共舞台之邀，与程砚秋合作一期。

　　这次共舞台演出中有一段插曲。余叔岩这次来上海，本是应陶宅堂会，原说三天堂会，演完就赶回北平。而上海共舞台老板黄金荣想乘此机会邀余叔岩唱三天戏，因为当时如果从北平直接邀他，要花销一切路费，而这样顺便请他唱，省了路费开销，可以赚大钱。余叔岩想黄金荣不好惹，就勉强答应下来。开头只答应演三天，可是观者热烈，一再加演，演了八天。

　　余叔岩本来身体不好，加上心情不佳，演到最后一场时已是强弩之末，自感体力不支，就想唱一出歇工戏。谁知共舞台非要他演叫座力最强的重头戏《珠帘寨》，余叔岩坚决予以拒绝。共舞台方面没有办法，让黄金荣亲自来到余叔岩下榻的旅馆，劝说余叔岩卖个面子，让他过一次瘾。然而余叔岩并不买账，反复申明自己身体有恙，还请谅解为盼。这就把黄金荣惹火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余叔岩的确是个角儿，但请你不要忘记，这里是上海滩。告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拂袖而去。

　　周围的人，都为余叔岩捏一把汗，都来规劝，说没有必要得罪黄金荣，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了吧。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你如果真心诚意跟他交朋友，无论穷富，也别管你身份高低，他能同样跟你交心。如果你跟他摆架子，甚至于使势力压他，或是因自己有钱有势力瞧不起他，一者他不理你，再惹恼了他，他会跟你拼命，宁折不弯，他就是这种性格。这次黄金荣逼迫他唱《珠帘寨》，要不是大伙儿为息事宁人进行劝解，黄金荣就是把他打死，他也不肯唱。

　　看在大伙劝说的份上，余叔岩总算把这一出《珠帘寨》唱了，但赌气从此再也不到上海演戏了。（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309）果然，1931年夏天，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建成杜家祠堂，拟举办三天大规模的堂会，点名要南北派京剧名角悉数参加，当然少不了余叔岩。对于杜月笙举办的这场盛会，其他许多名角都接受了邀请，唯独余叔岩无动于衷，当时就有人劝他，上次你得罪了黄金荣，这次再得罪杜月笙，以后可就不能再到上海去了。可不管怎么劝，都没用，他向杜月笙发去电报：“因余有病，未克来沪，对杜公极表抱歉。将来如有机会，必特别效劳。”杜月笙认为余叔岩不到是美中不足，曾一再派人去向他诱以重金，晓以利害。但余叔岩有他的古怪脾气，说过不来就无论如何也不肯来，财货和权势都不能打动他、吓倒他。对此杜月笙尽管心里恼火，但也无可奈何。（《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7）上海书店出版社p87）余叔岩的好友张伯驹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此事：“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再难到，不来出演杜家祠。”由此可见余叔岩崛强的个性。（陆阳着《曲终人未散》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

　　就这样，直至去世，对于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码头，余叔岩仅来过三次，这短短的三次演出，成为余叔岩在北平之外最重要的演出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