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乐府民歌对诗坛中产生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被记录收集的时候正当诗歌的中衰时期，当时文人的歌咏极少有价值的作品。乐府民歌的出现简直使荒漠变成了花园。

　　乐府民歌不但丰富了文学宝库，而且成了文学的新血液，启发了、刺激了许多作家，使文人诗也有了新的精神面貌。

　　首先，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在引导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具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就以诗歌史上表现现实主义精神最突出的建安——黄初和天宝——元和两个时代来说，像曹操父子、王粲、陈琳等描写社会疾苦为内容的诗篇，正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精神。

　　伟大的诗人杜甫和建安诗人一样处于社会苦难深重的时代，而且亲历更多的流离。他写了更多更深刻的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他的叙事写实的名作如“三吏”、“三别”等篇，正如清沈德潜《唐诗别裁》所指出，是“咏身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他虽然不用乐府旧题而“因事立题”，诗的精神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直接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白居易、元积效法杜甫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而且提出“诗歌合为事而作”的鲜明口号，也正是继承发扬了汉乐府民歌“。他们的实践自己主张的作品就题为“新乐府”或“新题乐府”。这种传统在唐以后也并未断绝，直到晚清，诗人黄进宪还写了《台湾行》、《哀旅顺》等乐府体的诗。

　　汉乐府民歌在体裁方面对于当时和后代诗歌也有巨大的影响。杂言体和五言体虽然早见于歌论，却是在汉乐府民歌中才发展起来的。东汉文人模仿乐府的作品偏于五言。班固《咏史》虽然不是乐府，却显然是模仿乐府民歌的五言诗。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则是模仿五言乐府民歌相当成功的作品。

　　《羽林郎》写胡姬抗拒贵族家奴的调戏，故事情节的部分的描写方法都与《陌上桑》相似。《董娇饶》以花拟人，设为问答，表现方法出于乐府民歌也很显然。此外产生于东汉的有主名或无主名的许多五言抒情诗大抵和乐府民歌相去不远。建安作家的乐府歌辞和徒诗主要是五言体，但也有杂言，从两者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汉乐府民歌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