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谷阿莫摊上大事儿之后

　　在电影爱好者中，谷阿莫注定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名字。

　　从2015年开始，他的“X分钟看完XX电影”系列短片，以其超快的语速、诙谐的风格、精准的吐槽收获了许多人的喜爱。许多沉闷的烂片在他口中焕发生机，变得令人捧腹。

　　但是，他的作品当然无法令所有人满意。许多影迷认为，他对影片的高度浓缩过于主观，是对这些作品的曲解，也是对电影工作者的亵渎。

　　当然，这一部分批评无法阻挡他的爆红。

　　时至今日，他的新浪微博已有近900万粉丝，在youtube上也有140万+粉丝，几乎每条视频都能轻松突破数十万点击量。

　　然而，近日他似乎遇上了大麻烦。他制作的13部短视频（《疯狂动物城》、《模仿游戏》、《脑浆炸裂少女》等）被5家影视公司控告，其中包括迪士尼这样的业界巨头。

　　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与法院打交道了。去年7月27日，台北地检署第一次传唤谷阿莫出庭；去年8月24日，他又被两次传唤。但是，他并没有停止短视频的制作。

　　这一次，片商以未经授权使用视频资料为由进行控告，而他也确实将资料作为商用——谷阿莫已经签了商业公司，而且他的多条视频都在宣传自己的凤梨酥。因此，谷阿莫或许真得好好应对这个大麻烦了。

　　针对这一事件，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话题似乎也波及到了B站的视频剪辑作者，与广大的字幕组组织。

　　那么，这些在版权边缘游走的“二次创作者”，是否应该被版权法“赶尽杀绝”呢？

　　版权在这个数据高速流通的新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被字幕组、“资源帝”喂养的新一代影迷们，该如何反观自己的私人影史？字幕组和谷阿莫，谁该留下呢？

　　对笔者来说，答案很简单，仍值得商榷的是字幕组，而非谷阿莫。

　　版权之源：个人还是公众

　　在版权战的热潮中，人们似乎连着版权模糊的定义一起，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版权的重要性。仿佛版权与作者身份、作者权益绑定在一起。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对作者权益的保障，仅仅是版权保护中的第一步。在探讨字幕组与谷阿莫的“正义性”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版权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版权制度的文本入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版权公约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公约旨在“保证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并鼓励文学、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而在我国，现行的着作法第一条规定该立法的目的是“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着作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在上述的法规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保护作者权益这一个人权益之后，还跟着范围更加广泛的公共权益。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版权制度的终极目的。

　　然而，在法律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意识到个人权益与公共权益之间的矛盾。

　　此前，蔡明亮导演控告许多大陆盗版视频网站一事，引发许多影迷的关注。很多人不安地表明，如果没有盗版，似乎很难在大陆获取到一些蔡明亮导演的影视资源。

　　笔者之前在北影节看三谷幸喜导演的见面场《了不起的亡灵》时，三谷导演非常疑惑，我的电影从未在中国上映过，为何大家反响如此强烈？

　　台下的观众都发出了神秘的笑声……

　　针对公众对文化财富的渴求，法律确实提出了一个妥协之策，那就是限定版权的年限。在特定年限之后，文化产品的版权失效，作品流入公有领域，可以随意使用。

　　法律企图以此达到个人权益与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但是，法规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似乎很难确定，在法律界定的时限之内，个人权益的保障大于公共权益；而在时限过后，文化产品就能即时地发挥推动文化产业的效益。

　　版权之辩：牟利还是维权

　　许多人针对这一矛盾，对版权制度提出了质疑。其中就包括了法国新浪潮名导让-吕克·戈达尔。

　　在戈达尔的名作《电影史》中，他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影像的剪辑与整合，呈现出一部极具思辨色彩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影像史。

　　当然，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对他这部晦涩之作的解读，而在于——他的所有影像素材用的都是盗版。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起诉他侵权，或许因为他是“电影之神”吧。戈达尔甚至因此非常失望，因为这样他就没有机会在法庭上论证版权制度的荒谬了。

　　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听到戈达尔精彩的论辩，但依据他反资本主义的立场，我们完全可以揣测他对待版权的态度。

　　在一部未开镜的戈达尔电影剧本《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些为着‘白天的事业’——工厂、办公室——整天忙碌的人们，现在就要为‘夜晚的事业’而忙碌了：在充斥着性、赌博和梦想的夜晚，把白天挣来的钱花掉”。

　　这段文字昭示了娱乐产业（包括电影）中的金钱隐形。在人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被商品化之后，金钱的流通隐匿了行踪。人们毫无自觉地沉溺在好莱坞的幻象之中。

　　当艺术作品被商品化之后，版权与作者身份的联结加剧了人们对其利益背景的忽略。在作者身份背后，资本方不断扩张版权内容、延长版权期限、打恶性版权战争，最终导致版权制度脱离其初衷。

　　回到此前提到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可以想见，对版权制度的滥用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失衡。

　　在固定的版权制度之外，字幕组的译介似乎在追求着两者之间一种更为灵活的平衡点。在法定版权失效之后，仍有许多老电影难以在国内上映，而网络上流动的影像资源，似乎恰恰可以满足影迷们的文化需求。

　　字幕组成员“熊仔侠”拍摄的字幕组纪录片

　　但是，目前字幕组的问题在于，过快的资源更新速度（比如这两天铺天盖地而来的《燃烧》），当然会损害电影企业的利益（此片版权也已被国内公司买入），从而在长远看来，对电影业的投融资及产业链产生消极的影响。

　　因此，资源到底该如何共享，什么样的资源更“适合”分享，也许是此后需要关注的重点。

　　当然，与字幕组的“共产主义”截然相反，谷阿莫作品的商业性已经不言而喻。在他的微博上，几乎每一条博文都会提到自己的凤梨酥。同时，他未加突破的视频风格，已经使他的解构式电影解读降低了文化价值。

　　就谷阿莫这一案例而言，当他的作品已经丧失公共权益的诉求，回流进个人利益之时，答案就显得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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