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烁走进“大三线” 不再留恋小包总的爆红

　　走进老厂房 情不自禁流泪 想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做点事 被工人们的灿烂笑容所打动

　　主演《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杨烁走进“大三线”不再留恋“小包总”的爆红

　　在《生死线》中，他是“义字做头，随性而为”的四道风；在《刀客家的女人》中，他是铁骨铮铮的“正义”土匪余化龙；在《潜伏在黎明之前》中，他是“外表浮夸，内在坚忍”的**地下党员战守安；而将这些硬汉角色传神演绎的，正是杨烁。

　　从“四道风”一角踏上硬汉路线的他，可以是战乱年代中刚硬、野性的铁血汉子，也可以是现代都市中成熟稳重、贴心幽默的霸道总裁，尤其是《欢乐颂》中的小包总一角，“出场十分钟，热搜七小时”。

　　而在北京卫视眼下热播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又是一款前所未有的杨烁——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身于大三线建设，为实现航天梦想，将青春甚至生命献给新中国导弹、火箭研发。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有能力有担当的建设者，杨烁向观众传达的不仅是一代“三线人”的热情奉献，还有从业十数载稳扎稳打的演技。

　　“眼泪是情不自禁的”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杨烁饰演的张利军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军二代”。不同于以往的“硬汉”“雅痞”形象，梳起分头、穿上皮夹克，化身为军人后代的杨烁，是一个投身于祖国航天事业，为建设新中国倾尽全力的热血知识青年，表面上油嘴滑舌、冲动莽撞、自带缺点，实则坚韧不拔，有着一颗明朗赤诚的报国之心。

　　无论是身为工程师还是作为一名后勤处处长，他都尽忠职守办好每一件事，包括剧情后期进入改革开放后，他仍努力抓“三产”，使工厂能够正常运营，最终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杨烁眼中，张利军是最无私的民族英雄，他所代表的那群人，需要后辈去永久铭记和感怀，“这些英雄百年之后就是天上的一颗星，到了晚上你就能瞧见，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能瞧得见，外国人也能看得见。”

　　杨烁坦言，《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是他从艺以来因为剧中角色和故事哭过最多的一部戏，仅仅将自己置身于片场的大工厂中，就能使自己的内心丛生多重崇敬：“当你进了那个厂房，你看到那个造好的火箭道具一比一地摆在那儿的时候，你流眼泪就是情不自禁的。”回忆起剧中哭得最为痛心的一场戏，他透露是一场关于生死离别的戏。剧中练练饰演的向晴是张利军的发小，两人的感情一波三折，在即将结为夫妻之时，向晴却因公牺牲以至张利军一生难以忘怀。“在戏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很深刻，是说，人呢？活要见人，死得见尸，你说她没了，总得给我一个物件证明她没了”。言语间，尽是对这段感情的喟叹以及对“先大家后小家”的无奈与敬佩。

　　“只想为爷爷奶奶做点事”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创作耗时七年，剧本的编写更是经历了“三换编剧，六易其稿”的打磨，杨烁直言自己拿到剧本后，躺在地板上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全部看完。尽管当时的他腰病缠身，却还是很快接下了这部戏，“我想为我爷爷奶奶做点事，希望大家去了解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怎么过日子，怎么为祖国拼搏、努力的，所以我接了这个角色。”

　　为了让自己能更快地进入角色状态，杨烁在开拍前翻阅了大量资料，主动向工厂里即将退休的技术工人取经，耐心学习复杂的机器操作。他笑言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不仅让自己深入了解了那个年代的人文与风貌，还深刻体会到了老一辈的“纯粹”与“可爱”：“最后一天的时候，老工人们集体过来跟我合照，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真的太灿烂了，我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东西还是笑得那么开心。”

　　有趣的是，对待角色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杨烁，在片场却是一个“坏孩子”，甚至直呼“剧组缺德”。谈及拍摄趣事，杨烁有些“抱怨”：“剧组把我们就扔在那几个厂房，跟坐监狱一样，坐着坐着我们就自然而然变成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了。”

　　工厂的拍摄环境虽然艰苦，但演员们也会苦中作乐，而杨烁就担任起了剧组“兴奋剂”的作用。戏里高占武(任程伟饰)是张利军的上司也是恩师，戏外任程伟和杨烁则是一对“欢喜兄弟”。尽管同剧组的其他年轻演员将任程伟视为“老戏骨”、“老艺术家”，但在杨烁眼中，任程伟却是好欺负的“老大哥”：“有一场戏是导演临时给程伟哥加的，那个台词比较多也比较复杂，然后他把词背得很熟，我就开始搅和，我过去和他聊这聊那，弄得他一开机就忘词了，站那臊得慌就更记不住词了。”对此，“爱捣乱”的杨烁也自有一番说辞：“老艺术家准备那么充分的台词会让年轻演员很紧张，我去逗他们，给他们添乱可以缓和一下片场气氛。”

　　从未留恋“小包总”的走红滋味

　　走过T台、画过动画线条、端过盘子的杨烁，曾

　　经是一个略带忧郁和羞涩的小生，在各行各业经历几番沉浮之后，他沉淀出了自己独特的熟男魅力，最终修得“迷妹无数、片约不断”。回忆起最初接触表演行业的经历，杨烁表示自己和张利军一样有着“义无反顾”的勇士精神，工作中很多事需要再坚持一下，“咬咬牙，就把这个挺过去了”。

　　从《生死线》开始，杨烁凭着“四道风”真正走进观众的视野，从此接下无数“硬角色”并亲身上阵，伤痕累累的他最终以硬汉形象在演艺圈站住了脚跟，而此时的杨烁也进入了困惑期，“找我的戏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看的剧本是越来越少，我自己又太渺小根本改变不了。”

　　为此，徘徊于“随波逐流”和“另起炉灶”之间的杨烁一度对自己产生怀疑，直至《欢乐颂》的出现给了他一个方向。“小包总”一角的深入人心，使杨烁多了一个“行走的荷尔蒙”的标签，粉丝群体也逐渐年轻化，而此时的他并未留恋爆红的滋味，反而接连出演了《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大江大河》等年代正剧，继续探索新突破。

　　火不烁金，无以成器。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把杨烁打造成另一个人，而是将早年的忧郁与羞涩磨砺成刚，显露出了一个本真的自己。从业将近十五年的杨烁，一半以上的职业生涯都是搏命出演，他用“四大拷问”对“演员”两字进行解释：“你得问问自己你做的功课够不够？你做的努力够不够？这些戏你到底想了多少方法来诠释？你有琢磨过这事吗？”于自身，杨烁更是身体力行做好“演员”，将声带息肉手术一推再推，坚持为《大江大河》配音，只因其中“雷东宝”一角让他觉得重新再活了一遍。文/本报记者 杨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