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费多尔·冯·博克图册(3)b>莫利兹·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弗朗兹·费多尔·冯·博克（德语：Moritz Albrecht Friedrich Franz Fedor von Bock，1880年12月3日－1945年5月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陆军元帅。博克曾在一战中因表现优异而获得了功绩勋章，并在战后成为魏玛防卫军限额的四千名军官一员。在约二十年的战间期间，博克的军事地位逐渐高升，1937年时他成为了德军中资历仅次于威尔纳·冯·弗里奇与格特·冯·伦德斯特的第三号人物。二战爆发后，博克先于1939年入侵波兰的行动中指挥北方集团军群；1940年，博克再于西线攻势中指挥B集团军群；1941年，博克再度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为入侵苏联的作战——“巴巴罗萨行动”的主力。

　　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博克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完成了数个重大的包围与歼灭会战，俘虏与击溃超过百万名苏军，但到了1941年9月，中央集团军群在博克的反对下被抽调装甲部队至其他战线，延迟了对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攻击时间，使苏军得以组织、集结部队和设置防线，当地的冬季亦到来，而德军莫斯科前线部队并未获得冬季装备，攻击力度尽失。不久，苏军自远东调来的生力军发动反攻，德军节节败退，而主张尽快撤退的博克则被阿道夫·希特勒解职，征服莫斯科失败的“台风行动”也成为了前者最为有名的指挥事例。

　　1942年初，博克再度出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后又为B集团军群司令，指挥蓝色行动，但到了7月13日，博克因部队进展过慢，引起希特勒不满而被免职，从此便再未获启用。在战争最后几天的1945年5月3日，博克与其妻子和女儿于乘车前往汉堡的路上被英国的战斗轰炸机扫射，乘客全数身受重伤，博克本人则在隔天于欧登堡的医院中去世，他也因此成为了纳粹德国唯一一位被盟军击毙的元帅。

　　早年

　　博克出生于勃兰登堡省的库斯春，该地是一个古老的城堡，位于柏林东方的奥德河畔。博克的家庭是一个普鲁士新教贵族，有着可追溯到条顿武士时代的古老军事传统。博克的曾祖父曾在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中服役，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博克（Friedrich Wilhelm Bock，1780年5月25日–1838年2月1日）则是普鲁士军驻耶拿的少校，曾担任驻马德堡的军队副司令职务，妻子为阿尔贝丁·冯·豪登查米（Albertine von Hautcharmoy，1800年6月16日–1876年1月11日）。父亲卡尔·莫利兹·冯·博克（Karl Moritz von Bock，1828年1月15日–1897年4月16日）是普法战争时的一位军官，后被晋升为少将，并曾任托尔高的指挥官[5]。卡尔曾在圣昆丁战役中指挥第44步兵团，后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继续指挥，使第44步兵团最终得以于法耶一地重挫法军。因卡尔对普军的胜利有功，受集团军司令奥古斯都·卡尔·冯·哥埃本（August Karl von Goeben）推荐获颁功绩勋章，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决定以加封头衔代替奖励，因此在1873年1月19日，卡尔被加封为贵族。

　　博克的母亲为奥尔加·海涅·福朗西斯卡·冯·法金汉（Olga Helene Fransziska Freifrau von Falkenhayn，1851年3月4日–1919年12月14日），她是俄罗斯和德国出身的贵族，具有女爵头衔，同时也是未来德国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金汉的姊姊。卡尔与欧尔卡于1873年10月19日结婚，育有两个儿子—博克与他的兄长费多尔·法朗兹·卡尔（Fedor Franz Karl，1876年2月6日–1943年12月3日），由于博克的家族与俄罗斯贵族关系密切，因此依照传统地被赋予了俄罗斯名字—“费多尔”（德语：Fedor、俄语：Фёдор）。日后博克之兄成了德军第3集团军的参谋将军，并与博克一样，获得了功绩勋章

　　在博克出生前10年，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统一，当时国内军国主义相当兴盛，故博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柏林大光野（Gro？-Lichterfelde）的普鲁士军官军校（Preu？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就读，与后来德军将领君特·冯·克鲁格与武装党卫队将军保罗·豪塞尔为同班同学，由于博克亲切的性格，同学们都以“小博克”（B？ckchen）称呼他。博克的课业成绩相当突出，包括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都相当优异，并能说流利的俄语、法语与英语。由于家庭与学校的影响，忠于国家和以军职奉献一生的思想深深稳固在博克心里，这在往后二战其指挥风格中不时地显现出来。博克于1897年成为了驻坡兹坦帝国步兵警团候补军官，1898年3月15日起正式任官，阶级少尉，于驻柏林斯潘道的第5徒步近卫团中服役。博克的军事教育平顺，于1903年10月1日时进入了军事高级中学；1904年3月1日起成为了军务的辅助指导官；同年7月12日起，博克成为了第5徒步近卫团第1营的行政参谋官。1905年，博克与年轻的普鲁士贵族玛莉·冯·莱欣贝可勒尔（Mally von Reichenbach）结婚，并在波兹坦驻军处举行传统的军事婚礼，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16]，但1910年博克的妻子即因病而逝。

　　1906年1月28日，博克晋升为团上行政参谋官[13]，后进入了柏林普鲁士战争学院（Preu？ische Kriegsakademie）就读。博克也在这时期加入了“陆军爱国联盟”，与日后在二战担任要职的德国军官—弗朗兹·哈尔德、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格特·冯·伦德斯特结识[17][14][4]。1908年9月10日，博克晋升中尉。1910年至1912年，博克并未继续就读战争学院，反被派往总参谋部进行参谋业务的培训。1912年3月22日，博克晋升上尉。1913年10月1日起，博克转调至近卫军总参谋部的军需处（Ib）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隶属于巴伐利亚皇储鲁普雷希特的第6集团军，同年5月又调至第11集团军参谋处。但另有资料指出博克在此时期任职为近卫军参谋部的代理作战处长（近卫军隶属于第2集团军），之后于1915年1月26日晋升为近卫军作战处长。

　　在各部服役期间，博克曾参与过那慕尔、圣昆丁、伊普尔等地的作战制定。然而由于博克对参谋工作感到厌烦，同时也想要前线指挥的资历，因此他谒见鲁普雷希特，表示欲另调他职并获准，博克因而成为了第4徒步近卫步兵团下的一个营长，而此调任时间点各方资料不一，有的写为1916年1月28日，也有表示1917年者[17][9]。1916年12月30日，博克晋升少校。

　　博克曾参与过索姆河战役和康布雷战役，他的单位伤亡惨重，康布雷战役令他损失70％的人员，因此他的营还被戏称作“自杀营。之后，博克转调到南德的后备部队——第200步兵师，担任参谋（有资料指出博克于1916年8月6日转调到第200步兵师，但当时康布雷战役并未开始，与上述资料有所矛盾），博克在第200步兵师中几乎受到全部参谋军官的厌恶。1917年4月11日至，博克转任皇太子威廉指挥的“德国皇太子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Deutscher Kronprinz）参谋部担任军需处长，同年7月27日起则任集团军群作战处长。在此期间，博克与威廉培养出了深切的友谊，后者曾在回忆录《我的德国战斗英雄之回忆》（Meine Erinnerung aus Deutschlands Heldenkampf）中如此描述博克：“凭著无穷无尽的精力，即使在最艰困和最严苛的情势下，这位天赋异禀的军官对我和我参谋长的支援从未动摇过。”

　　1918年4月，博克因索姆河和康布雷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德国军事奖励中级别最高的勋章——功绩勋章。在德国停战之前2天，博克曾晋见人在比利时斯帕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请求德皇返回柏林并下令基尔的叛军，但并未成功。在德国政府投降、国内暴动的时候，博克指挥军队协助镇压左翼份子的行动，虽然他对右翼势力企图恢复君主制国家的“卡普政变”感到同情，但也拒绝加入，他也对在这段期间内诞生的魏玛共和国强烈的蔑视。

　　魏玛共和期间

　　一次大战结束、魏玛防卫军成立后，博克成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军10万兵力的人员之一，在共和政府成立前四年，博克一直关注著东疆可能来自波兰的攻击。1920年12月18日，博克晋升中校。1922年，魏玛政府与新生的苏联签订了《拉帕洛合约》，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也急需重整军事力量，博克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尤根·奥特（Eugen Ott）、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埃垮特等人被汉斯·冯·塞克特所挑选，成为“特殊R部门”的一员，负责规避《凡尔赛条约》的限武条例，包括前往苏联境内组织与训练往后为德国大肆扩军的人事基础，还有包括坦克与飞机等武器的开发和战术运用，博克中校为其中的一名活跃份子。

　　R部门的联络官为恩斯特·布钦鲁克少校（Ernst Buchrucker），他领导了一支名叫“工作指挥部”（Arbeits-Kommandos）的部门，表面上是支援民间建设的官方机关，实际上是暗中培养数量超过《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德军兵员，这些人员被称作“黑色国防军”，它们亦依据其“秘密法庭”机关（Femegerichte）的命令，将为盟军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左翼线民谋杀，以保护德国的军事机密、维持遵守条约的表象。博克在这些谋杀行动中涉入颇深，其中一次的谋杀案中，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写道：“舒尔兹中尉（Schulz，被指控为杀害线民的“黑色国防军”成员）什么都没做，但执行了命令，无疑地，冯·博克上校、可能（涉入）的冯·施莱谢尔与塞克特将军，应该要坐在被告席该人（指舒尔兹）旁边。[26]”博克则在法庭上做过数次伪证，表示防卫军并未和“黑色国防军”有所关联，也没有做过谋杀一类的事[26]。1923年9月27日，布钦鲁克动员4,500名“黑色国防军”成员聚集于柏林外，准备发起政变，推翻共和政府、建立专制国家（此事件被称为“库斯春政变”），博克对于布钦鲁克未得到防卫军的允许就擅自行动一事十分愤怒，此事件中，博克曾表示希望没有防卫军成员涉入该政变，说道：“如果冯·塞克特知道你在这里，他一定会调弄他的单片眼镜，然后说：‘去找他！’。”虽然博克当机立断，马上下达复员令，但布钦鲁克也提早于9月30日就发动了政变，最终行动彻底失败。

　　1924年初，博克成为了驻科沃布热格的第4步兵团第2营营长[28]。在1925至1926年期间又成为国防部的参谋军官。在1928年后期，博克被任命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第1骑兵师师长。1930年再被任命为驻东普鲁士的第1步兵师师长。1931至1935年期间，博克还担任了德国在斯德丁的第二军区司令。他的晋升相当顺利，1925年5月20日，博克晋升为上校、1929年2月6日为少将（一说2月1日）、1931年2月7日为中将[28]（一说2月1日）。1935年，当希特勒上台宣布征兵后不久，博克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的第3集团军群司令[21]，并在同年3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就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空军的阿尔贝特·凯塞林将军，未来博克将与后者在各大军事行动中携手合作。1936年10月20日，博克与威海尔敏·歌德莱贝·杰尼·冯·波登（Wilhelmine Gottliebe Jenny von Boddien）再婚。

　　希特勒和其纳粹政府上台后施行扩军政策，博克尽管私下对纳粹党员的诸多行径抱着不苟同与怀疑的态度，但十分欢迎希特勒让德国重新武装的决定，对于国内外政治也基本上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当希特勒强迫许多德军将领退伍时（如布伦堡-弗理屈事件），博克仍留于现役[28]。博克以集团军群司令的身份参与许多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工作，包括对未来国防军甚为重要的陆空协同作战训练。1938年3月15日，博克晋升大将。1938年3月，博克指挥了进军奥地利的德军第8集团军，并对于路上装甲部队妥善率低所造成的行军效率颇有怨言，还因此与第2装甲师师长海因兹·古德里安发生冲突[31]。不久，博克再指挥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10月，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大将被强迫退役，博克因此成了德国陆军中最资深的将领[31]。11月10日，博克调任至驻于柏林的第1集团军群担任总司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战役

　　939年8月25日，博克被任命为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该部队预计担任进攻波兰时德军的北翼兵力，并施行将维斯瓦河以北的波军包围歼灭的行动，兵力约63万人，下辖格奥尔格·冯·屈希勒的第3集团军与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与其对阵的主要是波军的“莫德林”和“波莫查”集团军。9月1日，北方集团军群的第3集团军自东普鲁士南下，前往比得哥什切断波兰走廊与第4集团军会师，直至9月4日，德军即歼灭走廊一带的波军，并占领了格鲁琼兹与姆瓦瓦。9月14日，博克的部队已推进到布利兹特-里托夫斯克与苏军会师，还举行了德苏联合阅兵。短短5个星期，波兰军在德苏两军的进攻下被摧毁，博克因为指挥战功而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

　　西线战役

　　1939年10月，博克被任命为发动西线攻势的B集团军群司令，在原先的“黄色案”进攻计划中，博克的部队要担任主攻，从比利时击退盟军部队到索姆河，并有37个师（其中有8个装甲师），这个计划极类似1914年失败过的《施里芬计划》，博克在他自己的备忘录中将黄色案大肆批评。后来，陆军总司令部采用了由《曼斯坦计划》衍生出的新型计划，令博克改作助攻的角色，下辖瓦尔特·冯·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以及屈希勒的第18集团军，共28个师，其中有3装甲师，任务是要进入比利时与荷兰，吸引英法联军北上增援，进而让主力的A集团军群通过阿登森林将其包围歼灭，对于此计划，博克的反应有两种说法，一为支持，一为不悦其担当次要的任务。

　　5月10日攻势发起后，德国空军的空降猎兵迅速夺取了默兹河上的桥梁以及摧毁了艾本艾美尔要塞，陆军则遭遇了法军的第一流部队，显示出后者正落入陷阱。攻势发起仅5天，荷兰退出了战争，再过13天后，比利时也跟着投降，由博克向比利时国王商谈该国投降事宜。在攻击敦克尔刻口袋的行动中，博克激烈地反对希特勒的停止命令，但仍无作用。盟军后，博克的部队同A集团军群重新布署，执行“红色案”，南下将剩余的法军击溃。

　　6月下旬，法国投降，博克也参加了投降仪式。6月24日，博克将集团军群司令部设于巴黎。7月19日，博克在希特勒所举办的胜利宴会中被晋升为陆军元帅。在1940年夏季大部分间里，博克辗转于柏林的家和巴黎的司令部之间，除了短暂担任法国军事占领司令的工作外，还预备要作为进攻英国的头一批部队指挥。博克曾向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商讨，表示要重建法国、安顿难民和释放部份战俘，令其归于安定，也方便他的占领工作（另一方面，博克其实也对管理占领事务感到厌恶，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有如一名“管家”），但总是遭到哈尔德敷衍的回应。8月底，陆军总司令部将博克的B集团军群调至东普鲁士，对于希特勒即将攻打苏联的意图，博克完全不知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可能要我作一个吓唬苏联人的稻草人。”9月11日，博克将占领区工作交给了威廉·冯·里布元帅，动身前往柏林。

　　苏德战争

　　博克抵达柏林后先参与了军事会议，但不是讨论希特勒暗中已决定发动的对苏战争，而是集中于技术性的事务上。不久，博克将B集团军群司令部设于波森，但他一度被陆军总司令部扣留于柏林，哈尔德用的理由是“波森与柏林间的交通状况不佳”，但实际上是欲使博克强迫退役，原因包括他对北海和西线的作战冷嘲热讽的批评、对于新式战争型态—闪击战存有疑虑和本身冷漠傲慢的个性令他受人嫌恶，下级指挥官也常批评：“博克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人。”早在1940年9月时，陆军总司令部就曾想过把博克免职，但对于谁来接替其位置有所争论，意见无法统一，仲裁权再度回到希特勒手中，但提出的继任者名单（预计第一顺位者为克鲁格元帅，接着是威廉·李斯特元帅、赖歇瑙元帅，以及另外两三位较低阶军官，其中包括一位少将）马上被其所否决，博克得以继续留任，希特勒作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因为该人认定博克为职业军官，不过问政治，并会忠心的执行命令，另外也可能是该人想借由此机会加强控制军官团[42]。然而，博克因为长年患有的胃溃疡复发，不得不入院，一直病了四个月，在这期间由李斯特接替其集团军群司令职务，而后由于该人调至巴尔干，由克鲁格暂时代理其职务，这段时间主要由B集团军群参谋长汉斯·冯·沙莫斯（Hans von Salmuth）向博克报告集团军群事务。到了1940年12月3日，是博克的60岁生日，希特勒前去探望，并向其表示：“将苏联从地球上消灭将是必要的。”一直到这个时候，博克才知道德国正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在此之前，陆军总司令部对此从未以正常军事管道透漏给博克，后者听闻后对德军的征苏行动感到不安，也并未支持[43]，而希特勒则希望博克能担当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中央集团军群的备战

　　1941年1月2日，沙莫斯带给博克由哈尔德的参谋部拟定对苏作战的“巴巴罗萨作战”和集团军群准备事务资讯，按照该计划，博克将担任主攻，指挥兵力对苏作战部队中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其人数超过100万名士兵，共有48个师，其中有身为德国陆军主要战力的9个装甲师、6个摩托化步兵师、30个步兵师、3个保安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与一个预备师（党卫队第2师“国家师”），由第2、第3装甲兵团（由于中央集团军群比另外两个集团军群多了一个装甲兵团，在进行传统的两翼包围歼灭战时会更加容易，相反地，另外两个集团军群缺乏速度同样快的另一翼，充其量只能将敌人击退而不能围歼，这也是中央集团军群在巴巴罗萨作战初期时比另外两个集团军的战果还要高的主要原因）和第4、第9集团军所组成，并得到了凯塞林元帅的第2航空舰队的空中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将同另外两个德军集团军群于广正面上对苏军发动攻击，再往北方绕过普莱皮特沼泽（Припятские болота）后直趋斯摩棱斯克，再歼灭白俄罗斯内的敌军，与原先巴巴罗萨计划的内容不同的是，博克建议绕过列宁格勒与喀琅施塔得，他不希望德军宝贵的战力被浪费到次要目标上，应全力进攻莫斯科这个交通与政经中心，其重要度仅次于歼灭苏军有生力量而已，但他的想法被陆军总司令部拒绝，列宁格勒、喀琅施塔得、基辅和莫斯科仍是应夺取之城市，而歼灭敌军的行动则仍为主要目标。与以往不同的是，博克因为预见苏联的广大正面与纵深，德军若采用保守的线性作战方式将会各个地方空无兵力，减少夺取任何单一目标之机会，故采用了德军的新式作战原则，即装甲兵暴露出侧翼的深入突穿、装甲兵不需再等步兵赶上等等的考虑。1月31日，博克病情暂时稳定下来，前去陆军总司令部开会，会议中布劳希奇与哈尔德对征俄行动十分悲观，甚至考虑放弃进攻行动，陆军也假定苏军将于道加瓦河-第聂伯河一线前进行抵抗，但当博克对此感到怀疑、而向哈尔德提问：“你是否有情报知道敌军会守在河流前面？”时，哈尔德仅回答：“（会不会）那差别不大。”

　　2月3日，博克回到波森处理中央集团军群组织事务与图上演习、兵棋推演，而在隔天，一位来自陆军总司令部的哈尔斯特·拉铁克上校（Harst Ratheke）借口有机密事务而与博克密谈，前者表示是代表一群军官来向博克报告，他们认为在对英战争未结束前，德国不应发动对苏战争，希望博克能参加目前正在柏林秘密策划中的军事政变，以挽救德国的国运，但波客听了非常生气，他拒绝其提议，并马上把拉铁克免职，于日记中记述这是一个“极尽无聊之事”。2月与3月期间，博克积极备战，并解决一些步兵派和装甲兵派将领的争执，如第3装甲兵团司令赫尔曼·霍特和第9集团军司令阿道夫·斯特劳斯之事，前者反对将第9集团军的5个步兵师派遣到第3装甲兵团，认为会妨碍前进，而斯特劳斯则认为霍特只指挥装甲部队而不支援步兵，违反统一指挥之基本原则。博克认为，苏联领土内道路网原始、单有装甲部队容易造成壅塞，因此在第9集团军的地区中，霍特必须有装甲兵和步兵的指挥权。3月30日，博克参加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会中后者强调，这场战争必须是“空前的残忍和无情”，博克对此宣言感到怀疑，他对哈尔德与布劳崎岖问道：“难道这是要我们杀害老百姓与非战斗人员？”但只得到回避的无意义答案，他认为，若不将俄国人视同战斗人员看待，他们将会是“抵抗到底”的敌人。6月4日，博克收到了《政委命令》，这道命令要求德军一旦俘虏到苏联政委，将其直接就地处决，另外还有射杀任何涉嫌加入游击队的苏联百姓的命令书。博克对这些命令公然反对，认为这将破坏军纪，他打电话到陆军总部抗议，但只收到敷衍的回应。最终，他决定对此命令进行修改，并设置军事法庭来管理俄国境内的法律事务。6月21日，博克接见一位自莫斯科回来的德国官员，后者请求博克运用其影响力阻止这场战争，博克对他表示：“现在要阻止这场战争也为时已晚了，若我采取行动将被视作兵变，此外，从世界上消灭共产主义的灾祸、给予苏俄人民文化与政治的自由乃德国至高的使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适合执行这伟大的任务，德国也从未如现在准备的完善过。”

　　军事才能与评价

　　博克的军事能力被军事历史学家评为“保守”的，提倡闪击战的年轻德国将领亦认为博克是旧式军人，后者也曾对使用装甲纵队深入敌军领土的作法多次表示怀疑，他争论说这样将使攻击者两翼暴露于敌人，陷入危险之下，因而他倾向广大正面的攻击，即使在大为成功的西线战役后，博克也并未改变其看法[35]，但到了巴巴罗萨作战时，博克已接受古德里安的新一派装甲战运用方式。军事历史学家肯尼兹·麦可塞在其著作中提及苏德战争前苏军装甲部队指挥官水平时表示：“在德军诸多优异的装甲战将领中，博克与古德里安无异是‘人中之龙’。”博克并非是一位军事天才型的将领，但其带兵能力受到肯定。布鲁门特里特于回忆录中评价博克为“我国第一流的军事智囊人物，同伦德斯特和曼斯坦，具有指挥大规模作战的才干。”

　　性格上，博克无疑是传统而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军国主义者，也是德军中颇擅长演说的军官，因为其慷慨激昂的表现，被人冠以“库斯春的圣火”的绰号，他的私生活极为严肃且刻苦耐劳，有资料指出他常连续工作好几天而不吃饭，另外还被描述为“与生俱来的腓特烈普鲁士主义性格”、“暴力的国家主义者，有严格的纪律意识，只知道加强其部队及提升自己的军人生涯。”博克并非一名优秀的理论家，但其责任感非常强烈，在他为母校向军校学生演讲时总是提到：“一位德意志军人最大的荣誉就是为祖国战死沙场。”因为这个理念，博克多了个“垂死者”（Der Sterber）的昵称。另外，博克也以性格高傲、冷漠、欠缺幽默感、野心勃勃、与同僚不合著称，历史学家萨穆尔·米查姆（Samuel Mitcham）写道：“博克有种使人愤怒的个人特质，鲜少与人和谐相处……他不喜欢纳粹份子、痛恨奥地利人以及不分国籍、藐视所有的平民……对于布劳希奇任职陆军总司令，就博克来看是个错误，在他心中只有一人能适任该职位，那就是费多尔·冯·博克。[39]”博克传记作者阿尔弗雷德·W·图伦尼（Alfred W. Turney）则在其著作序言中如此总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之际，博克的横死，可以说普鲁士贵族军国主义也差不多同时暴亡。”

　　博克为一位君主主义者、鄙视纳粹主义，也从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将纳粹党的高级官员放在眼里，如1938年德国空军总司令、纳粹党高官的赫尔曼·戈林曾于一次宴会上与博克接触，戈林本人同博克一样，曾于一次大战因为英勇表现获得功绩勋章，他对博克表示拥有此勋章者都是他的朋友，而博克则以非常冷漠的态度回应：“有着同样的勋章，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至于希特勒，博克长期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使得在前参谋长贝可勒尔与大批高级将领在战前遭希特勒撤职时，博克的地位能保持不坠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博克也反对希特勒处决所有苏联政委与游击队的命令，也从未实施过。博克不仅要求德军给予敌军战俘人道待遇、严厉而公平的对待苏联平民，还想说服其与德军合作，让他们获得土地的私有权。对于与苏联的战争，博克自认德军的任务不仅是要歼灭其武装部队，还要让苏联人民摆脱共产主义。

　　对于遏止乃至反叛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等相关事件，博克均未参与，如早在1939年11月9日，正值对波兰战事胜利，准备西线攻势时，C集团军群司令里布就曾找伦德斯特与博克来面谈，希望借由三人前线集团军群司令的意见，阻止希特勒的西线攻势，但博克与伦德斯特均拒绝。在希特勒对法战争胜利后，博克更是不愿加入反抗集团。然而极其讽刺的是，自对苏战争爆发起，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部属以其单位为中心、发展出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反纳粹势力，其中心人物即为博克的侄子崔斯考，该人后来在克鲁格继任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时，也成为该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在作为博克部属的期间，崔斯考积极拉拢博克进入反纳粹势力，劝他在希特勒访问集团军群司令部时将其逮捕[120]，但被其所拒绝，甚至有次崔斯考向博克表示希特勒正将国家引向灾难时，后者随即大声怒斥：“我不许攻击元首！”，然而他也并未通知盖世太保密谋份子之存在，在这部份，历史学家傅宝真写道：“博克本人虽然非常轻视国家社会主义，也厌恶不断以恐怖手段而增强的流血战争。但由于个性不够明朗，为人谨慎与个性保守，阻止其只要稍微一点头或举一个指头，就可能推翻其所视为祸害欧洲人民与德国本身之灾难。然而像大多数的将领向元首做过宣誓的效忠，与保持普鲁士军人传统及荣誉，对政治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一样，博克也不愿意直接介入，对反抗领袖向其接触的反应是只要反叛成功，一定会加以支持，但其本人却不愿接受失败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