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生平

　　伯益（前？-约前1973年），又名伯翳，也称大费，他是大业的长子、蟜极曾孙(或元孙）、黄帝的六世孙。

　　因协助禹治水有功，故受舜赐姓嬴，并将姚姓之女许配他为妻。

　　帝舜禅位于禹后，伯益被任命为执政官，总理朝政。伯益后来继续成为夏王启的卿士，地位只在夏王启一人以下，直到夏启六年时，病死，享年一百多岁，时夏王朝给予其隆重的祭祀。伯益与夏王启皆是黄帝的后裔。

　　根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之清华简《厚父》篇，伯益与皋陶在年代上存在重叠。清华简《厚父》篇中有“启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咎繇下，为之卿士”。白话文译文为:“启即王位，上帝并不担心启之义德不足，命皋陶再降而成为启的大臣”。

　　另根据战国楚国上博简《容成氏》所记“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咎繇之贤也，而欲以为后。咎繇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此竹简内容则与《史记·夏本纪》中关于皋陶早猝的记载相吻合。相关学者认为这是不同文化区域间传说的分化变异导致的，但皋陶和伯益实为两个互不相干的人则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并且古代文献中就有“皋陶作刑”与“伯益作井”的不同记载。

　　二、主要成就

　　助禹治水

　　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可见于《史记》之《夏本纪》《秦本纪》等。伯益不仅治水卓有成就，而且在治水过程中还立下了其他功劳。

　　其一，伯益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当禹在平定洪水后，帝舜赏赐伯益以皂游（一种黑色旗帜），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益。此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尚书·尧典》），掌管山泽，繁育鸟兽。而伯益的后人，包括费昌、仲衍、造父、处父辈以长于训鸟兽成立于世。

　　其二，传说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经典释文》卷二井卦因《世本》云：“化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这大概与其佐禹治水不无关系，毕竟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易于发现地下水的秘密的。当代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水井的出现恰当与尧舜时期相差不远的龙山时代，可知传说有其根据。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大的意义，在此技术发明之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凿井技术发明后，我国古代北方广大平原地区逐渐为各氏族充斥，得以开发。

　　其三，伯益参加平治洪水，也促进了本氏族的发展。据考证，夏商时期的“其氏”便是伯益之族，且其氏的源起，便是与治水密切相关的。

　　大禹继舜之后，伯益又辅佐大禹治理水土、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凿挖水井。

　　伯益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他曾告诫大禹，凡事要有前瞻性，要虑事周全。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过度游乐享受，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不要违反民意而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能懈怠，政事不能荒废，谦虚会受到益处，自满能导致失败，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

　　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亦表现出远见卓识。舜时，三苗族离心离德，舜便派大禹武力征服，三苗不服，伯益提议，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撤退军队，实行文教德治，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伯益还将跟随大禹徠治水垍頭條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草木鸟兽、奇风异俗、轶闻趣事记录下来，成为《山海经》的素材。

　　三、著山海经

　　夏代小说《山海经》是一部被后世称为奇书的神话故事小说。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其中有4卷为后人增补作品。最初的撰写人很可能是就是夏代的伯益。

　　西汉刘歆《山海经表》：“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东汉赵晔《越王无余外传》：“（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四、政见言论

　　伯益的主要政见言论可见于《尚书·大禹谟》。伯益提倡德治，提倡帝尧那样的仁德，认为治国要小心谨慎、忠于职守。强调未雨绸缪，这样遇到偶发事件时就不会毫无准备失了分寸。要有原则与法度，不能贪图享乐。不能以违背自然本性为代价，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也不要拂逆万民的心愿，来屈从强权者的一己之欲。这样一来，才能抚顺四夷。

　　五、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墨子·尚贤》：“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