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批判了什么？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严峻地揭露和抨击了他所目睹的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生活现象。

　　首先，他批评了科举制度和这个制度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产生的极端恶劣的影响。他认为用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定得不好，因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读书人一个一个的热中举业，醉心功名富贵，丑态百出，媚上傲下，口是心非，险恶欺诈，一天到晚想着：“事奉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整个头脑全被名誉、地位和升官官发财所占据了，这些举业中人一点也不讲究品德和其实学问。严贡生掠夺别人的牲口，霸占他人的田产。周进由于商人给他捐了一个监生，取得参加举人的资格就跪在地上磕头说：“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的试卷被周进誉为“一字一珠”，然而不知苏轼为何人。鲍廷玺替向知府在安庆察院里巡场查号，“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这批读书人蝇营狗苟，一心一意想在科场得手就青云直上，爬上统治阶级的舞台去串演无知无行的角色。吴敬梓无情地揭露了这批精神空虚和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的面貌，进而抨击了使得知识分子道德沦丧的科举制度。

　　在这方面，作者创造了一系列的成功的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范进和匡超人的描写。范进和国超人贫穷时都是比较忠厚的老实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范进穷得没有饭吃，抱着一只生蛋的母鸡到市场上去兜售，情况十分狠狈。但中举以后就跟张静斋到高要县去招摇撞骗。匡超人流落他乡，无钱回家，性格还是朴实的。等到考取秀才以后，就开始堕落，为非作歹，吹牛说谎，变成成忘恩负义的流氓。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形象，作者有力地揭露了举业如何使一些读书人神魂颃倒，腐蚀了他们淳朴善良的性格，从而培植出一批茶毒人民的庸才。

　　在这里，吴敬梓对这当些不幸陷入统治者所摆布的罗网里被愚弄、被麻痹的人，加以怜悯；同时对他们的无知、贫图富费，又尽力地嘲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