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领兵：明朝历史中神秘难解的现象

　　原标题：宦官领兵：明朝历史中神秘难解的现象

　　本文选摘自《明代宦官》，蔡石山着、黄中宪译，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说到职务的重复和部分重叠，最明显的例子出现于明朝的军事机构里。明朝皇帝指派宦官到帝国各地担任镇守、守备之职，让职业指挥官与统兵宦官一起带兵，以便他能“高枕无忧”。在军队指挥体系里安插统兵宦官，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中较神秘难解的现象之一。由于这个安排，一直有传言认为明廷最核心的圈子里弥漫阴谋诡计的气氛。这类传言的确很精明，它们出现于14和15世纪之交时。

　　1402年至1403年内战期间，已有许多宦官展现军事长才，且有许多宦官在秘密情报工作上为永乐帝的夺权立下大功。永乐帝在登上大位的过程中，作风残酷，以铁腕镇压所有反对势力，无疑让许多人哭，让许多人流血。1403年起，永乐帝指派精于战术的宦官到边疆、沿海和最需军事镇压的地区，对付他的顽敌。8年后，永乐帝命宦官马靖镇守甘肃，马靖因表现出色，获得朝廷授予相当于法国十字勋章的殊荣。马靖的职衔是镇守，在明朝军事体制里一般位列正一品。马靖获指派的任务只是“巡视”，但宦官之参与明朝军事机构，无疑已经开始。1411年时，至少还有3位宦官（王安、王彦之、三保脱脱）在几个军事单位里担任监察。

　　永乐帝于1424年夏死于榆木川（今察哈尔境内）时，就是握有实权的宦官马云下令密不发丧，直到他将明朝远征军安然带回，才发布噩耗。然后，1425年1月，海军将领郑和被封为南京守备；一个月后，宦官王安（汉化的女真人）被任命为甘肃镇守，宦官出任镇守就此成为定制。1426年夏末，又有两位宫中宦官黄让、陈锦被派去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淮安，镇压汉王高煦主导的叛乱。简而言之，永乐帝死后才两年，宦官在明朝军务的管理上就愈来愈受倚重。但最重大的人事任命出现在1439年，那一年，正统帝违反明朝传统，任命宦官吴诚和曹吉祥为总兵官，命他们平定四川山区的叛乱。

　　接下来几年，愈来愈多宦官被委以军事任务，特别是扞卫北疆。最着名者包括曹吉祥、刘永诚，两人都被授以统兵之职，守卫长城关口和长城以外地区。但最引人注意的任命案，乃是指派另一位女真人出身的宦官，即后来成为第一任辽东镇守太监的亦失哈，招抚中国东北边疆地区。亦失哈上任后，一再派兵远征西伯利亚，以收服该地区的部落，扩大明朝势力范围。应该指出的是，明朝进行这些人事任命时，战事平息已久，因而这些宦官似乎获准可灵活行事侵夺武官的职权。然后，爆发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正统帝听信宠臣宦官王振的意见，御驾亲征，反遭掳走。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振，承担了这场大祸的所有罪责。

　　但宦官染指明朝兵权之事未因此减少，因为这时也是明朝军队正在发展新式火器的时期，而由于火器制造方法被视为国家机密，新式火器只能在京城里、在宦官的注视下制造。有一种粗陋火炮以黄铜或铁铸成箭囊状；将内填火药、石头的内筒，从炮口装进去，士兵点燃导火线，就能让石头如从箭囊射出。第二种火器是现代大炮的原型之一，士兵使用这类武器将铁箭头射到100 米外。这一新科技的问世，宦官有多大贡献如今不得而知，但明朝史料显示，朝廷指派他们到北京周边山区架设火炮，1448年，已有两位太监曹吉祥、王瑾成为京师炮兵团的指挥官。15世纪50年代，曹吉祥官运亨通，最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一个侄子获封侯位。但曹吉祥野心太大，1461年初秋突然发动兵变，因此不得善终。兵变遭敉平，曹吉祥及其亲属遭处死，财产充公。曹吉祥的罪行并未削弱宦官的整体势力，但已显示出明朝军事制度开始偏离原来的构想。

　　明朝军官，一如明朝文官，有等级之分，最高是正一品，最低是从六品。设于县内的军事地区叫“所”，编制约1120名士兵，指挥官（正千户）位列正五品。涵盖两县的军事地区叫“卫”，理论上编制有5600人，指挥官（指挥使）位列正三品。15世纪初期，全国约有493个卫、359个所，但由于边界一直不定，卫所数目在此后大增。除了派驻各要地的卫所部队，还有戍守京师的四十二京卫和直属于皇帝的亲军十三卫。镇戍北京、南京的京卫后来增加为七十二卫，亲军卫则膨胀为二十六卫。据明朝官方记录，1392年有兵力1198442人，但到了15世纪40年代已增加为3150000人，16世纪末期则达到4000000人。17世纪之前，大部分军人为世袭军人家庭的子弟，但之后，募兵取代征兵。

　　此外，兵员增加的同时，军人素质却在降低。因为在明朝末年，佣兵成为兵员的主要来源，且军队公文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受核查。指挥官往往给开支灌水，多报参战士兵人数。更糟的是，许多士兵被指挥官调去为他个人服役做工。似乎因为无能、腐败、缺乏严格训练，部队最终失去斗志。1550年，蒙古人进京时，兵部尚书只能纠集五六万士兵，而且还得强逼他们才肯出战。耶稣会神父利玛窦写道：“这些披坚执甲的人全过着令人不齿的生活，因为他们从事这一行不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对皇帝的奉献，或对荣誉的热爱，而只是为了饭碗。”利玛窦说，明朝国势日衰时期，军队是社会废物的倾置场，里面尽是游手好闲者、流氓、犯人、拦路抢劫的土匪。

　　一如在文官体制上的规划，明朝开国者也从抓住兵权的角度，在军事制度里设立了数道安全机制。所有卫所地区统归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军都督府管辖，由五军都督府掌管全国卫所军籍。五军都督府各由一群人数不定的都督领导，分别是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都督掌控军队的战术方向，监督军事行政体系方面的专业作为，但基本战略的制定以及人事、军需供给、部队动员的决定，皆操在北京的兵部之手。兵部由一位正二品的尚书和两位正三品的侍郎领导。简而言之，都督只能执行兵部的命令和政策带兵打仗。有战事时，部队奉京城命令，从多个卫所动员，总兵官则从五军都督府中选人担任。但战事一结束，部队即回归各自的卫所建制，总兵官归还将印。设立这样的制度，旨在防止带兵官与士兵建立亲密关系，而一旦碰上紧急军事危机，这样的制度也带来许多统合、沟通上的问题。

　　陆疆沿线和北京近畿地区需要时时派兵戒备，因此明朝皇帝往往以他们所信任的宦官，而非职业军人出身的都督统兵。从永乐朝起，禁卫军（亲军）就与宦官关系密切，不受五军都督府管辖。甚至连北京的京卫都不受五军都督监管，反受皇帝的阉仆严密掌控。1425年起，愈来愈多宦官被授以镇守之职，统管部队。在这之前，镇守一职只授予公、侯、伯或其他权贵。接下来两百年里，宦官成为镇守制度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扮演补充而非取代武官的角色。此处再度凸显明朝政府的双头马车管理特色。

　　最初，镇守太监只派到易遭侵犯的城镇、要塞、港口、长城关口、边境关卡和其他需要派兵驻守的边疆地点，但随着时日推进，愈来愈多宦官基于某种理由被派往内陆要塞，朝廷特派的镇守太监与武官共同统率附近卫所地区的部队。例如1445年，有一位镇守太监与另外13位武官在盗匪为患的闽浙两省密切合作。有时因情况需要，一个省级单位内派驻的太监不止一位。山东始终由一名镇守监管，但1494年，弘治帝指派其亲信宦官李全前往专门处理黄河泛滥引发的民乱。云南也有一名常设的镇守太监，但为防土着叛乱，弘治帝加派宦官孙叙前往，使西南边疆的镇戍兵力增加了一倍。在明朝九个最敏感的边疆地区，这类任命更为频繁。这九个军事重镇，即所谓的九边，包括位于今中国东北的辽东，位于北京东北的蓟州，位于北京西北的宣府，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涵盖山西中部、西部的太原，陕西北部的榆林，涵盖陕西中、西部的固原，陕西北部长城外的宁夏，还有极西的甘肃。整个明朝始终有镇守太监常设或短期驻守这些战略要地。

　　在京畿，明朝皇帝特别在意安全问题，因此设立了更为严密的数重卫戍部队。16世纪初期，有24位镇守太监派驻北京都会区北缘各地。例如昌平镇守太监守卫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维护长城上等距布置的城垛，以便有敌情时发挥烽火台功能。此外，在保定、蓟州各有一位镇守太监，蓟州镇守的职责是保卫靠近渤海的战略要地山海关。到16世纪中叶，6000千米的长城沿线129个关口的每个关口及重要城市、边疆地区许多重要的寨和关卡，乃至圣山或运河沿线的贸易站，全都在皇帝宦官的监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