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与他的朝臣：保守派的回归与改革派的罢黜

　　原标题：宋徽宗与他的朝臣：保守派的回归与改革派的罢黜

　　本文选摘自《宋徽宗》，[美]伊沛霞着，韩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宋徽宗

　　徽宗登基后几个星期内实施的大部分活动都出于礼制规定。哲宗去世后第二天，新皇帝宣布大赦，减轻那些被哲宗降职、停职和贬谪官员的惩罚。同一天，朝廷派一名使者前往辽国皇宫，宣布哲宗驾崩和徽宗继位。同时，哲宗驾崩的消息还要通知各州官员、士兵和普通民众。众多官员奉命操办哲宗的葬礼，由章惇总其责。两天后，给哲宗看病的太医被免职和罚俸。次日，徽宗追封生母，并派人寻找她的亲戚。再往后一天（正月十七日），徽宗召回了之前的两个老师傅楫和朱绂，二人都是在两个月前受邹浩事件（在第一章提到）牵连而被贬斥。第二天，哲宗的一些私人物品被赐予他身边的几位重要官员。又过了一天（正月十九日），徽宗的哥哥赵佖被加封为陈王。三天后的正月二十二日，徽宗的几个弟弟也被赐予新封号。

　　比这些例行法令更重要的，是为重要岗位挑选合适的官员。徽宗登基的最初几个月中，他一再被告诫，统治天下的秘诀是在关键职位上任命品行端正和才能出众的官员，尤其是谏官、台官和二府大臣。徽宗的幕僚向他保证，一旦他将适当人选安排到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大臣们也向宋朝初期的皇帝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主张无为而治，这可以理解为以一种礼貌的方式表示“让我们来替你管理朝中事务吧”。

　　徽宗首先任命了一批被哲宗贬谪的官员。他显然对这些人的大致情况了如指掌，也听过反对他们被贬的争论。而且，他登基时颁布的大赦已经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惩罚。

　　徽宗对保守派的兴趣，让他所继承的两府中的改革派大臣感到了威胁，这毫不意外。章惇和蔡卞强调要保留哲宗的政策，把诋毁神宗或哲宗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然而，徽宗还是一再对保守派表现出兴趣。正月十九日，哲宗去世仅七天，徽宗就要二府大臣准备一份有资格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此前任职的人。第二天，这份名单准备好时，徽宗与二府大臣逐一讨论了上面的人员。根据曾布的记载，徽宗看起来很了解这些人，对于要任用哪些人，也有自己的见解：

　　丁亥，赴早临，遂乞奏事，以前执政及从官等姓名面奏，吕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边。”次至韩忠彦，上云：“此当召。”……及黄履，上云：“此三人（韩忠彦、李清臣和黄履）皆可召。”

　　黄履由于为邹浩辩解而被免，邹浩则是因为反对册封刘氏为皇后惹恼了哲宗。下一位讨论的是安焘，然后是蒋之奇。

　　上亦云：“当召，复兼学士见阙。”又及叶祖洽，余云：“在朝无所附丽，亦可用。”上许之。至吕嘉问、蹇序辰辈，余亦云：“陛下必已知此人。”上云：“知。”

　　次及叶涛，余云：“尝为中书舍人，有气节，敢言，可用。”次邢恕并朱服三人，上亦知其反复，夔独指涛云：“唯此人可用。”

　　他们接着又议论了八个人，选出五名任用，其中包括曾布的弟弟曾肇。曾布解释说，他的弟弟没有加入任何派系，当初被罢免只是因为在编纂史书。讨论结束后，大臣们又去拜见了太后，太后表示“并上所取舍，皆合公议”。曾布试图恭维一下太后：“皇帝、皇太后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无可言者。”

　　这些初步任命中蕴含的政治含意未能逃过蔡卞和章惇的注意。曾布试图宽慰蔡卞，说他至少可以指望着皇上不会把苏轼或苏辙召回来。显然，曾布已经察觉到徽宗不喜欢这两个人，而这肯定不仅仅是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因为皇上一直在下令召回那些和他们一样强烈反对改革的官员。

　　当然，要真正掌握二府内部微妙的人际关系，徽宗还得花些时间。曾布记录了很多他试图在这些方面向徽宗进谏的对话。有一次，徽宗问到黄履，曾布提醒说，黄履是因为维护邹浩才被罢官的。徽宗又问邹浩说了哪些冒犯的话，曾布回答说与哲宗的皇后刘氏有关，但大臣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曾布解释说，黄履没有与其他大臣商量就向哲宗进谏，战略上犯了错误。“若大臣肯同开陈，人主虽怒，岂可尽逐。”徽宗点头表示认同。曾布又提出，在台官和谏官职位上尚有很多空缺。另有一次，曾布进谏说，他认为有三人适合担任“言事官”。徽宗自己提出邹浩也是适合人选，并说将他贬到一个死地不太公平。曾布补充道，被贬到死地的大臣不只邹浩一人。陈次升被流放到南安，那里容易感染多种热带疾病，被贬至当地的官员、士兵已经死亡大半。八天之后，曾布向徽宗强调，将那些被贬死地的人快快召回来。曾布说：“如浩者，万一不得生还，于朝亦非美事。”

　　从曾布的记述可以看出，徽宗是一名有好奇心的学生，经常提一些问题。例如五月的一天，曾布陈述了一些任命的建议后，徽宗向他问起文书工作的事：

　　是日，上又言：“三省文字多迟滞。”余云：“以经历处多，三省六曹皆得一两日限，又有假，故每一文字须旬乃可出。”

　　上云：“三省与密院文字，多少相较几何？”余云：“密院十分之一二尔，尚书省乃万机所在，密院边事息则益少，非其比也，逐日进呈文字不过一二内臣及武臣差除尔。三省议论、所降号令，无非系天下休戚，以至进退人材，区别中外臣僚奏请是非，无非大事，岂密院所可比。”上亦矍然。

　　在徽宗的大臣中间，矛盾与竞争从来都不是隐而不见的，而徽宗必须学会如何与大臣们打交道。由于章惇负责修建哲宗的陵墓，不得不长期离开皇宫，这就给了别人机会离间徽宗对他的信任。在曾布的政治日记中，他毫不隐瞒自己千方百计地诋毁章惇。例如，二月二十一日曾布评论说，哲宗非常聪明，但受章惇的观点影响太过，甚至采取了章惇的说话方式。最开始时，章惇说范纯粹主张放弃疆土，应当杀头，哲宗回答说，怎么能因为一句评论就将一个人全盘否定呢？但后来，哲宗慢慢习惯了章惇的方式，也会说：“杀了他！斩了他！”就跟章惇一模一样。曾布继续说道，在贬斥保守派上，章惇常常不择手段。但他声称，章惇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报私怨。

　　作为皇帝，徽宗的行为要受到官员提交奏疏进行监督和评论。刚开始，徽宗还不太习惯这种方式，为人们知道他在宫中放纸鸢而感到不安。徽宗想调查究竟是谁将他的一只风筝放到宫外。曾布奏请徽宗不要调查：“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壮。罢朝余暇，偶以为戏，未为深失。然恐一从诘问，有司观望，使臣下诬服，则恐天下向风而靡寔，将有损于圣德。”据说徽宗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保守派的回归

　　第一位被任命为朝官的保守派是韩忠彦，他在二月接到正式的任命诏书。曾布对徽宗说，有人将任命韩忠彦和另外七人的诏书刻印出来，他认为这证明士人在称颂徽宗的举措。韩忠彦第一次上朝时，向徽宗简要陈述了他的温和立场，提出重点关注四件事：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息用兵。韩忠彦认为，近年来政府过快地惩罚政治错误，降人以罪，这可能会让政府失去支持。为了赢得民心（他这里指的是受过教育的士人），政府要更宽容。他认为，应当放宽言路，因为统治者要依赖别人为耳目。韩忠彦还说，近几年来，如有官员意见与宰相有冲突，别人就认为他会被罢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徽宗应当奖励那些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关于第三件事，他说“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他还认为，最近西北地区的战役耗资巨大，但军事行动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价值。

　　韩忠彦希望结束的军事行动是一年前发起的青唐战役。青唐位于宋朝主要敌手西夏的正南，被宋朝西北边境外的吐蕃占领。徽宗刚登上皇位没几天，就接到了关于当地局势的奏报。

　　由于情况复杂，曾布几天后整理出一些奏疏呈给徽宗，这些奏疏都是哲宗在世的最后几个月接到的，讨论是否放弃青唐。曾布向徽宗解释，这场战役的起因是吐蕃部族内部的继位之争，并阐述了他本人对那里形势的担忧。曾布认为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他还指出，保留这个地区是实现神宗雄心大业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之前已经公开将占领此地作为宋朝成功的标志，如果放弃，势必招致国内及邻邦的嘲笑。

　　这些奏疏是为了让徽宗了解青唐最新的进展，里面都是晦涩的地名、令人混淆的吐蕃各部落亲属关系和发音奇怪的吐蕃人名，读起来并不容易，但徽宗也不难识别出上奏者的不同观点。吐蕃人开始反抗后，章惇主张朝廷应扩大战线，袭击西夏，以示惩罚，因为他们曾向吐蕃提供帮助。作为回应，曾布则认为军队和当地百姓已经疲倦不堪，再启边衅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他提醒哲宗，宋朝在1075年试图将宗主权扩大到交趾的行为就失败了，而西夏比交趾强大得多。人员伤亡渐次上升，邻路军队的安抚使向皇帝呈上了一份长篇奏疏，批评整个青唐之战。他在奏疏中说，由于那个地区位于偏远山区，部队补给极为困难。而且，当地吐蕃人占有很大优势，他们了解地形，宋军一旦逼近，他们能够分散开。曾布也再次加入议论，他指出青唐战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声称，大宋帝国“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远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语言不通，未易结纳，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汉”？其他官员也同样担心，他们甚至建议，将新得到的领土还给吐蕃人不失为明智的做法。徽宗一时之间没有做出决定。

　　1100年的二月和三月，有几位在哲宗朝因批评改革者而闻名的保守派官员，徽宗任命他们为“言官”，其中包括陈瓘和龚夬。一些知名官员也从京外别的职位上召回京城，包括苏辙、程颐、黄庭坚和张耒。陈瓘刚一就任，立即写了一份奏疏呈递徽宗，强调选择正确人选，并极力主张将邹浩召回，并罢免反对将邹浩调回京城的安惇。

　　龚夬之前在一份奏疏中也强调皇帝务必要明辨是非好坏。他的奏疏是党争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包含了强烈的道德愤慨，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很薄弱。

　　臣闻好恶未明，人迷所向；忠邪未判，众听必疑。臣顷在外服，侧闻朝廷圣政日新，远迩忻戴，及被命诣阙，又闻进退人材，皆出睿断，此固甚盛之举也。

　　然而奸党既破，则彼将早夜为计，以谋自安，不可不察。或遽于革面以求自人，或申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妄称祸乱以动朝廷，或托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贵戚，或阴结左右。大抵奸人之情，其计百出，不可尽举。其要则欲变乱是非，浑淆曲直，以疑误朝廷，将幸其既败复用、已去复留而已矣。

　　作为对这份奏疏以及其他最近任命保守派的类似奏疏的回复，三月二十四日，徽宗颁布了曾肇起草的一份诏书，呼吁士庶臣僚直言进谏。他在诏书中称将“开谠正之路”，宣布所有事情都可以提出建议，包括他自己的缺点、政策、左右大臣以及国内的情况。他还承诺，建议被采用会得到奖掖，即使所指责内容不实，亦不受责罚。“永惟四海之远、万几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予不逮。”

　　四月，韩忠彦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被提拔后，徽宗有一次与他闲聊，问他认为当前何事最为急迫。韩忠彦强烈请求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理由是它可以将一名官员满怀诚意写出的奏疏归为诽谤。据韩忠彦讲，已有五百多份奏疏都被认为有诽谤之嫌。韩忠彦认为，只要编类臣僚章疏局继续存在，呼吁直言朝政得失的建议，包括徽宗最近颁布诏书宣称士庶臣僚直言进谏，都将毫无效果。徽宗显然采纳了韩忠彦的谏言，不久便告诉韩忠彦，他已经让人把这些奏疏搬入皇宫，全部烧毁。此外，似乎也是因为韩忠彦的谏言，徽宗放弃了在一年前付出重大代价占领的西北地区的两个州。1100年四月，鄯州被归还；一年后的1101年三月，湟州也被归还。

　　罢黜改革派领导者

　　尽管徽宗已经把很多保守派召回了朝廷，但他发现，将改革派从政府最高层赶出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三月十四日，在徽宗提出关于章惇的话题后，曾布说，如果皇上希望罢免章惇，就应当先驱逐蔡卞。徽宗回答说：“此极不难，只批出便可罢。”但曾布说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进退大臣自有体，新除言事官必不久来，来必有言，若有所陈，但降出文字，则彼自不能安位，且以均劳苦去之不妨。卞既去，惇亦不能害政矣。”据说，徽宗称赞曾布的这个策略很聪明。此外，徽宗还告诉曾布，安惇有一次在谈话中说，打算率领所有台官对章惇进行攻讦。徽宗对他说，攻击章惇是一件该做就做的事，但不要事先寻求皇帝的允许。

　　在这次对话后不久，曾布和韩忠彦想了一个方法，让章惇和蔡卞同意将蔡京调离京城。他们对徽宗说，派遣一位有边防经验的高官到太原府任职非常重要，进而逐一排除了很多可能的人选，最后提到蔡京。章惇坚持蔡京应带较高的职名出守，曾布则提议给蔡京更优的官衔。最后，曾布明确问徽宗希望任命哪一位官员，徽宗回答：“蔡京。”曾布于是拿来任命官员的圣旨要徽宗批准。然后，蔡卞说：“兄不敢辞行，然论事累与时宰违戾，人但云为宰相所逐。”但徽宗并没做出回应。后来在一次上朝时，徽宗公开对曾布说，他们已经把蔡京、张商英和范镗这几位改革派驱逐出去了，还剩几个人需要对付。

　　曾布与盟友努力将蔡京贬出京师，但很快遇到了一个比蔡京弟弟更大的阻力：向太后。四月初二，徽宗见到曾布，提醒他向太后希望将蔡京留在京城。后来，曾布去拜见太后，太后果然坚持留住蔡京。曾布警告说，如果太后不让步，自己就告老还乡，但太后说：“干枢密甚事？”曾布回答：“君子小人不可同处。”太后则反驳说：“先帝时亦同在此。”曾布仍然力陈不已，最后太后不得不对他说，他该离开了。

　　宫外的人听说蔡京终究还是被留在京城，猜测是章惇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他留了下来。正如曾布向徽宗解释的那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外界并不了解宫里的事，因为章惇事实上也很讨厌蔡京。曾布还说，三省的其他大臣也不会凡事都一板一眼地按照章惇的命令去做。

　　当然，被曾布指控卷入党争的那些人，也会向他发起类似的攻击。一次，蔡卞力劝徽宗不要任用陈瓘，因为他与曾布走得太近。还有一次，徽宗告诉曾布，安惇和吴居厚指控他、韩忠彦和蒋之奇结党，还包括所有近期被任命的言事官。听到此事，曾布随即提出要归养林泉，这一招他以后还用过很多次，而徽宗每次都坚持说不予考虑。

　　向徽宗进谏的不仅有几位宰辅、台官与谏官，还有许多别的朝廷官员。四月十三日，徽宗告诉曾布，他已经收到一百多份弹劾章惇的奏疏。次日，他说弹劾章惇和蔡卞的奏疏加起来有两三百份了。光是阅读这么多的奏疏，就肯定会使人心生不快了。

　　四月，朝廷又宣布了更多的官员任命，大部分都是提拔保守派、调离改革派。一天，徽宗甚至向曾布问起苏轼的朋友黄庭坚，曾布回答说，黄庭坚有文学天赋，会是一名适合任命的人选。当月末，台院官员扮演起了他们被委派的角色，开始攻击章惇，其中陈瓘以其一贯的狂热，指责章惇祸国罔上，称全国的愤怒和怨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还指责蔡卞为章惇的所作所为出谋划策，并将所有反对他想法的人说成对神宗不忠。谏官龚夬弹劾蔡卞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娶了王安石之女，并倚仗学问“以欺朝廷”。他主张将蔡卞贬官。任伯雨则认为蔡卞比章惇还坏，指控他污蔑高太后，散布哲宗第一位皇后的谣言。他还指责说，蔡卞参与摘录大臣们的奏疏，并从中挑出毛病后将几千人治罪。

　　蔡卞最终还是被罢免尚书右丞一职。五月十九日，他被贬出京城，远赴江宁担任知府。徽宗没有贬谪章惇，谏官们就继续弹劾。1100年五月二十八日，陈瓘指责章惇与已经身败名裂的蔡卞狼狈为奸，还说他最严重的罪行是妄用“绍述”二字。到了六月，徽宗已把章惇和蔡卞的众多党羽都贬到了京城之外，又将不少几年前刚被他们驱逐的人召回京城任职。

　　但是，新任命的保守派却令徽宗感到失望。六月初八，他对二府大臣说，他不赞成那些新上任官员的夸大言辞：“卿等可亦说与，勿令过论。”曾布对徽宗说，言事官不喜欢被别人警告，他建议徽宗在评估他们的指责时，考虑到可能有夸张之处就是了。第二天，徽宗向曾布指出，李清臣尤其有偏见，在他看来，“宣仁时事无不是者”。又过了一天，徽宗想出了一个办法，能让大家都知道他不赞成使用偏激的语言：他要为此贬斥谏官邢恕。但这一温和的步骤并没带来明显的效果。六月十六日，龚夬对蔡京的斥责再次激怒了徽宗。

　　向太后从七月初一起不再听政，罢免哲宗朝重臣的压力落在徽宗身上，就更加沉重了。1100年七月，有一长串的官员都屡屡弹劾章惇长期把持大权、“包藏阴谋”。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终于接受了章惇的致仕请求。数月之后，1100年二月，六十七岁的章惇被贬至岭南。

　　章惇离开后，陈瓘现在将目标放在了向太后及其亲戚身上。1100年九月十五日，陈瓘呈上一份奏疏，批评向太后的亲戚，并指责向太后并没有真正地还政，太后非常难过，拒绝进食。徽宗安慰她，说要贬斥陈瓘。但太后还是没有消气，她身边的人建议说，只有把蔡京任命为宰执，才能让太后安心。徽宗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但第二天陈瓘就被贬到地方任职。徽宗对陈瓘说，自己不会让他在外地太久，还派人给他送去一百两黄金作为开销。但这次降职并没有阻止陈瓘继续向徽宗递呈奏疏，其中一份是关于蔡京与向太后亲戚间的友谊，坚持指责向太后贪恋权力。

　　最后一位被贬的重要改革派是蔡京。1100年十月三日，徽宗将蔡京贬逐出京师担任地方官。曾布对徽宗说，全国上下都盼望罢免蔡京，但自从自己之前的行动惹恼了向太后，对此事就一直没敢开口再提。随后，在1100年十月初九，曾布被擢升为次相，职位仅次于当时的首相韩忠彦。据《宋史·曾布传》，他位于韩忠彦之下时，事实上更强硬一些，很多重大举措都是由他来定夺。他认为，改革派与保守派都有缺点，因此主张徽宗应尽力化解两派的敌对情绪。本着这一精神，徽宗将第一个年号定为“建中靖国”。任命的官员中两派都有。1100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一份诏书强调了徽宗的不偏不倚：“朕于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即元佑和绍圣），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皇帝的这个想法。言事官任伯雨表示反对：“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

　　徽宗用了这么长时间才贬逐章惇和蔡卞，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名刚继位的皇帝，如果操之过急地驱逐效忠先帝的大臣，会被认为对先帝不敬。如果是常见的子承父位，他的孝道就会受到质疑。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子张》特别提到了父亲的大臣：“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只要哲宗还没有入葬，人们对徽宗的期望就是不要急于将自己与先帝区别开，也不要改变朝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