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罗斯福“新政”的另一面：恐惧与危机

　　原标题：揭开罗斯福“新政”的另一面：恐惧与危机

　　本文节选自《恐惧本身》一书前言，[美]艾拉·卡茨尼尔森着，彭海涛译，书海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位目光敏锐的文学评论家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着名戏剧《李尔王》：“这部着作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放大其本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存在于某些特定场景与其可能达到的完美状态之间。”同样，对于“新政”的评价，人们也不能只关注其成效。与以往各种溢美之词恰恰相反，人们更应当关注“新政”的最大缺陷给人们带来的深远影响，努力思考这些缺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本书力求充分理解“新政”所取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同时探讨其弊端与局限性，挖掘政治民主与个人独裁之间、政治民主与种族偏见之间错综复杂甚至是荒谬不羁的关系。在论述过程中，本书摒弃把内政与外交截然分开的传统研究方法，努力审视自由文明存在与发展的边缘领域或交叉地带，进而探讨国内外与自由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政治秩序对“新政”决策过程的影响。

　　“新政”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得紧张与恐惧气氛到处弥漫，整个世界陷入严峻的危机时刻。希腊人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用法学、神学、医学等术语表示危机对人们做出重大抉择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重大抉择包括：大是大非问题的抉择、上天堂与下地狱的抉择、生与死的抉择。”正如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说，“如果德国在二战中获胜，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的国际秩序重建将化为泡影；有的只是为新生的法老独裁统治者所建立的等级制度金字塔”。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类做出完美抉择的能力已经丧失。起源于远古时期的摩尼教哲学所信奉的对与错、是与非界限分明，不容协商的信条已经无法维系。世界上不再有绝对完美无暇的合作伙伴。没有务实而不违背道德水准的妥协，人们很难就某一重大问题形成决议。

　　在当时，人们还完全不清楚美国的宪政国家体制是否具备应对时代挑战、做出有效决断的手段。早在1940年战火尚未蔓延到欧洲以外的时候，哈佛大学着名政治学家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就曾这样描述当时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面临一个约束性、组织性和权力集中性领先于个体自由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世界。种种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公共政策保持高度的持续性和一致性。然而，最初的政府设计并不包含如此复杂的职能需求。那么我们对于承担如此重负的现有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政府能否应对极权主义的挑战而坚持自由民主道路呢？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权是否符合政府行使职权的需要呢？为了追求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我们是否会无形之中陷入独裁统治的危险呢？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与人们的内心恐惧这一话题。在危机关头，“新政”采取紧急措施对享有一定的自由同时又在某些方面缺乏自由的边疆地区实施了管控。在探讨“新政”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的过程中，本书不仅涉及“新政”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深入挖掘了采取这些必要措施，保持自由民主体制，扞卫自由民主价值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成本。

　　为了阐述“新政”造成的恐惧对人们性格的影响，以及自由民主体制本身的适应性，本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新政”历史所囊括的地理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使得“新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进而使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也就是说，要把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放在更宽广的全球语境内进行探讨。因而，我把“新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与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这样，“新政”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而且是20世纪大众政治时代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最重要试验场。关于这一时期的传统叙事，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方式通常是重点探讨总统制及政府行政部门的运行情况，但我对这一传统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把叙事重点集中于国会立法过程以及相关政策和决议的具体内容。

　　本书既不是传统历史着作，也不是通常的政治学着作。其宗旨是以更加敏锐的视觉对“新政”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呈现，进而对一些容易模糊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特征加以阐释。通过把“新政”提升到全球舞台进行审视，本书摒弃了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路数，它史无前例地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延长至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在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中对“新政”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样，本书不再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压缩在二战以前或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和研究“新政”的固有模式，使得它的历史跨度涵盖各种灾难性事件接连对美国民主政治构成严重挑战甚至使民族国家体制面临剧烈变革的年代。通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及其通过选举方式重新制订国家的政策与制度，本书强调立法机构对于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它还把关注目光集中在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作用的发挥，强调美国最严重的南北区域分化是如何改变国家历史走向的。同时，书中还阐明了美国南部各州致力于等级种族秩序对于“新政”政策制定及其成效造成的全面影响。

　　本书对“新政”中必要的邪恶和“肮脏的黑手”等过去经常被回避的一些问题给予正面审视。“肮脏的黑手”一词常表示因为正确的原因而采取错误的行为。作为一个无法奢求坚持崇高道德诚信标准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美国也与国内外一些可疑的盟友产生过瓜葛。尽管美国向全球提供了唯一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典范，并成功地抵抗住了极权统治，但在与一些极权政府或国内种族歧视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它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免受其影响。本书集中论述了面临严峻的挑战，“新政”时期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开始的，同时对这些违背自由民族制度的盟友所带来的影响也进行了客观评价。当然，这些盟友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是必要的，但却常常让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新政”时期一位最着名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斯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曾在离世前不久提醒人们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其自身经验的囚徒和自身所固有的先入为主之见的奴仆”，他若有所思地回忆自己一生的论着，尤其是在回忆其深入人心的三卷本巨着《罗斯福时代》时说，“一切都是以我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为条件的”。他写道：

　　人们过去的观点和看法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这些观点和看法在不断地被时代的紧急事件所修正。当新的紧急事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中发生时，历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却发生了转移。他们转而对过去的事件在人们记忆中的影子进行研究，让这些人们记忆中的影子重新发亮与突显。然而，在早先历史学家的记忆中，这些事件早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因而，新的声音从历史的昏暗阴影里发出声时，会格外引人注目。

　　斯莱辛格的历史巨着《罗斯福时代》对于“新政”的记述主要是围绕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领袖罗斯福总统这位富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展开的。书中详细记录了罗斯福总统动员本地美国人与外来移民、白人种族与黑人种族、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等不同阶层选民组成选战联盟参加总统选举的过程。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新政”采取措施化解公众对于商业阶层的怨恨与不满的过程，也可以了解“新政”应对主流社会对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人口加以排斥或歧视等棘手问题的处置措施。书中还记录了美国社会在公共政策引导下成功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与过渡的过程，充分展示了现代民族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尝试和举措，增强危机处置能力，妥善应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困境，从而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心理，摆脱危机阴影的成效与业绩。斯莱辛格对于增强政府力量、抑制无序商业竞争、续写美利坚机遇与成功乐土新篇章等主题的描述，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生动有力，感人至深。但这些论述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

　　《罗斯福时代》

　　考虑到近期资本主义社会仍面临的经济波动、宗教狂热和军事威胁等现实问题，《罗斯福时代》一书以及许多其他有关“新政”的研究文献中的一些观点的确显得过于孤立与狭隘。当今时代同样存在各种焦虑与恐惧，其程度虽然不能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同日而语，但在我看来，这些焦虑与恐惧以同样的方式考验人们的应对与处置能力。不论是“新政”时期还是当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恐惧与尴尬与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笔下法国19世纪50年代自由与暴政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恐惧与不安没有什么两样。在美国，人们通常只是把托克维尔的名字与其1835年和1840年的巨着《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联系起来。当谈到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那场“扭转乾坤”的巨变时，托克维尔为随后几十年法国变幻无常的政治进程所震撼，他坚定地相信“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最合适的位置，来对这一伟大事件做出最佳审视和判断”。他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大革命的认识也会不断有新的洞见涌现出来。人们将亲眼目睹崭新的行动，提出崭新的问题。过去人们认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和考虑。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回到托克维尔的着作中，重温那些不同寻常的论述。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距离“新政”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大致相当。托克维尔写于19世纪中叶的论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宣称，如果曾经令革命者感到痛苦与困扰的革命激情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一闪而过，那“远远不是大革命所期望留下的遗产”，但“我们……实际上能够更紧密地向大革命的遗产靠拢，理解和领会导致大革命爆发的精神动力”。虽然内心怀有强烈的紧迫感，托克维尔还是认识到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沉淀后再书写那段历史，见解或许会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书写的“不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因为人们对于这一历史的讲述，可谓已经发挥到极致，我很难想象自己会重复同样的历史记述”，托克维尔所书写的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与思考”，而且“这一研究与思考永远没有脱离现代社会的视野”。在书写过程中，托克维尔把温情与共鸣融入理性的超脱和冷静的思考之中，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密切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以便对自己的研究主题——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脆弱关系进行深入解读。他解释说，“我对于这部书的写作，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但我也不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准确地描绘一幅内涵深刻的革命画卷。”

　　像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关头，“新政”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和格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性语言、政治性价值判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托克维尔曾教导人们说，事物总是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这一深刻教诲的影响和感染下，我在本书中，尽力让自己对于“新政”这一历史时期的描绘更加准确，但我也同样不会成为一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总结自己的写作目标与追求时所说，只是“首先抛开一砖一瓦，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一座建筑物的整体轮廓，然后，才动笔勾画这座建筑物的每一个线条——这是对一座建筑物进行重新设计应当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我希望能够改进和调整过去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理解的方法，让“新政”这一至今仍然对美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事件闪发出新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