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教徒到贵格会：四波移民共同塑造的美国精神

　　原标题：从清教徒到贵格会：四波移民共同塑造的美国精神

　　那个时代，殖民地就是萌芽阶段的国家，它的兴起与繁荣都有赖于智慧的引导与人丁的兴旺；而建设得越好，也越能吸引人气。

　　——威廉·佩恩，1681

　　美国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这四种不列颠民俗的终结，也不表示它们肇始的四种地域文化走向没落。这四种文化在历史上继续沟通、融合。美国社会最主要的共识来自这些文化共通的价值观。而美国历史上主要的冲突也主要是来自它们之间的差异。每一次总统选举都展现出这些文化在政治里持久的影响力。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也显示出，美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大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

　　地域文化的延续也解释了美国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它尤其帮助我们解答了本书提出的问题，即自愿社会的成因。我们可以通过概括和总结，来分析四种不列颠民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们与美国历史主线之间的关系，时间跨度从17世纪的大移民到我们今天的时代。

　　缘起：北美的英国前哨

　　本书开始的时候，我们暂时略过了四次大移民之前半个世纪的盎格鲁-美国人的历史。从1580年到1630年，美国东部地区先后建立了三十多个英国定居点。其中很多幸存下来，有几个至今保持着文化的独特性。

　　例如，在切萨皮克湾的史密森和丹吉尔岛（Tangier），从不列颠西南部来的移民建立的文化至今保持着17世纪康沃尔和德文郡的方言（sink读成 zink，nice读成 noyce）。在新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五月花号”船上的乘客引入了一种迥异于马萨诸塞清教徒的文化；即使到了今天，这个小地方的人还称这里是“老殖民地”，并且说一种与其他洋基人有微妙差别的英语口音。在新英格兰北岸，从马布尔黑德到缅因，有来自泽西、根西岛（Guernsey ）和英吉利海峡的渔民建立的另一种文化；他们的习俗至今保留在一些小镇和沿岸的小岛上，从基特里（Kittery）延伸到蔓越莓（Cranberry）等群岛。

　　在马萨诸塞湾，德文镇家族马弗里克（Maverick）避开主流，住在现今的切尔西城（Chelsea）和波士顿湾的一个岛上，这个岛至今还叫马弗里克。他们与清教徒有矛盾，就搬得远远的，并始终和这个威胁要同化他们的文化保持着距离。到19世纪，马弗里克一家

　　找到机会向西部进发。他们的名字被用于没有打上主人标记的牧场牛，由此在美国语言中变成了特立独行的同义词。

　　很多这样的“马弗里克们”在1630年之前移民到美国。只举两个例子，鲍尔奇（Balch）家族和科南特（Conant）家族，他们都是在温斯罗普的船到达之前就来到了马萨诸塞，在新英格兰他们至今以特立独行闻名。所有这些早期的英国定居者都给早期美国的文化图景添加了多元的色彩与元素，但他们基本的角色是为更大的群体到达做些准备。他们是英属北美的前哨！

　　逃出生天：四次大移民，1629—1750

　　1629年之后，主要的移民潮开始了，它们正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我们已经知道，第一波（1629—1640）是出逃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主要来自东部郡，然后在马萨诸塞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和建筑，独特的婚姻家庭方式，聚居的方式，公理教会，城镇集会和有序自由的传统。

　　第二波给弗吉尼亚带来了一种不同的英国民俗，主要来自从肯特郡、德文郡北部一直延伸到北汉普顿和沃里克郡的宽阔地带。这个文化的特点包括散居的房舍、极为重视等级、强势的统治寡头、圣公会教堂、根深蒂固的荣誉感和支配性自由观念。

　　第三波（1675—1715）是贵格会的移民，把另外一种文化从英国中北部带到了特拉华山谷。这种文化的基础包括基督教精神平等的理念，高强度的工作伦理，对社会等级的疑惧和被马克斯·韦伯称为“现世禁欲主义”的苦行僧精神。它还保留了很多中北部的方言、建筑、穿着和饮食方式。最重要的是，它在特拉华山谷精心创造了一种多元的相互自由体系。

　　第四波移民（1717—1775）从北不列颠边境来到美国边区——来源地包括苏格兰低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北方六郡。这些移民有不同的族群背景，但有共同的边境文化，在语言、建筑、家庭方式和教育传统方面都很独特。它的经济生活体现出极端的不平等，公共生活则以独特的天然自由为原则。

　　早期美国这四种民俗都有独特的品质，但民间对它们的传说要比20世纪很多学者的再诠释更接近真实。马萨诸塞的清教徒事实上非常守清规戒律。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农夫，也不是现代的资本家，或村社共产主义者，更不是现代个人主义者，先锋派，维多利亚式的道德家，或新弗洛伊德式的自恋者，或英国文学的学院派教授。他们和所处的时代、地域紧密融合，对自我很敏感，有极高的精神追求，但这一要素却在众多修正主义的学术阐释中被遗漏了。

　　弗吉尼亚的第一代贵族是真正的绅士。他们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呆板的人物造型，也不是《飘》的电影胶片里那种英雄。他们不是白手起家的中产阶级，也不类似于现代农业商人，更不是日积月累的自耕农或“平头百姓”。他们大多是有强烈保王主义倾向的徽章家族的小儿子，有虔诚的圣公会信仰，有重农倾向，有执着的庄园情结，极为重视自身的荣誉，并接受过一些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但弗吉尼亚大部分白人是契约仆役、无地佃农和身无分文的穷人，他们是下等的农业无产者，从不指望爬到社会的顶层。在17世纪晚期，没有任何一个仆役或仆役的子孙成为弗吉尼亚的议员。有关弗吉尼亚贵族和穷人的神秘传说都是基于其历史事实。

　　特拉华山谷的文化以英国贵格会和德国虔诚派为主，因而具有鲜明的道德特点。但他们的文化也被历史修正主义学者所歪曲，后者对这种文化的再诠释有乌托邦的怪人、控制欲很强的物质主义者、世俗的多元论者和“第一个现代美国人”，等等。特拉华山谷的现代性被夸大了，威廉·佩恩所说的“神圣试验”的基督教根基常常被遗忘。

　　边区人也拥有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文化，但经常被误解。他们并不是现代凯尔特人，也不是苏格兰裔爱尔兰野蛮人，更不是天真的自然之子。他们不是无根的多元论者，也不是雄心勃勃的开创者，或者爱丁堡启蒙主义的再现者，更不是新南方的先驱。他们无论来自北爱尔兰、苏格兰低地还是英格兰的北方六郡，都体现着经由北不列颠边境淬炼的完整的文化精神。

　　我们从早期美国四种民俗的经验研究中所知越多，它们就越显示出自己的个性，也越能揭示出围绕它们的历史迷思。

　　一个自愿社会的文化决定因素

　　美国地域文化的延续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多元的地域文化也在共和国内部形成了生动的张力。同时，它也在同一个文化架构下滋养了四种不同的自由观念。

　　这四种自由传统并不是经典共和主义或欧洲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这些域外的观念常被用来论述。美国的自由观念源自其土生土长的习俗，根植于英语世界长期传承的文化。

　　从道德的角度说，这四种自由方式都始于伟大而高尚的冲动，但它们又都在具体阐述上有局限，在实际操作中有问题。清教徒的有序自由在传播到马萨诸塞后，很快就变成残酷镇压的工具。绅士的支配自由观念传到弗吉尼亚之后，为种族奴隶制大开绿灯，并从中获得支持。贵格会的相互自由具有褊狭性，只有退隐的生活才能与之符合。边区的天然自由观念有时陷于文化无政府主义的泥沼。但所有这四种自由传统都能够持续发展。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信仰的有序自由早已超越其原先的信条，用佩里·米勒的话说，已经成为“美国心灵的基本观念”。弗吉尼亚绅士对支配自由的理解，已经超越等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成为与所有人有关的道德观念。宾夕法尼亚贵格会的相互自由理念从一种脆弱的宗派观念发展为自由至上的观念，以坚定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韧性而着称。边境和边区的天然自由观念也从民俗发展为内容丰富的意识形态。

　　这四种自由方式在美国仍然独立存在着。美国自由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从来不是单一的观念，而是一系列有区别，有时甚至是冲突的传统，彼此之间维持着张力。自由观念的这种多元性缔造出一种自由文化，在开放性及扩展性方面远胜任何单一的自由传统。它也成为美国自愿社会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时间或许终将证明，自由方式的多元化是美国向世界贡献的最经久不息的传统。

　　本文摘录自《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着 王剑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8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