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记我的祖母张一贯

　　原标题：钱婉约：记我的祖母张一贯

　　我的祖母，姓张，名一贯，江苏苏州人，1901年出身在苏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1929年春，与我祖父钱穆（宾四）先生结婚，当时也可算“大龄知识女性”了，婚后育有我父亲他们三男二女五兄妹。因为祖父的原因，近年来，祖母张一贯的名字也频频在一些文章中被提及。祖母首先是一位贤妻良母，在与我祖父聚少离多的一生中，独自教养了五个儿女及他们的家庭；祖母也曾有自己的职业，先后在苏州的几所小学任教，是一位好教师，好校长；解放后不久，她不幸中风，偏瘫在家，又顶着“反动文人”家属的身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我印象中，是一位乐观坚强的老人。

　　张一贯女士

　　最近，因为编辑抗战时期祖父母的家书资料，我从网络数据库、苏州档案馆、博物馆等处，搜检关于祖母的生平履历及相关资料，竟然新发现了一些祖母早年的佚文遗物。这些资料，不仅使我们家人多了一份对祖母的了解，或许也可帮助读者增进对于五四新文化(300336) 运动后青年女学生的了解和认识。

　　女子独立非求学不可

　　新发现的祖母佚文，共有散文三篇，诗三首。

　　发表最早的一篇文章，载上海《少年杂志》第十卷第二号（1920年），文中写道：

　　《说女子求学之要》1920年

　　“人无论男女，皆当自立。不能自立而徒借父母之庇荫，亲族之周恤，虽丰衣美食，亦可耻也。然则如何始能自立？曰：非求学不可。或曰，女子但能尽其治理家务、教导子女之天赋，即为已足，何必更求学问？呜呼！此大谬也。……今姑勿论其他。即以家庭之间治理家务、教导子女论之，女子苟非略明书算，何能区划家政，使之井井有条？苟非读书明理，何能改良家庭教育？

　　况今者世局日新，东西各国之女子，无不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凡社会之间，若工场，若商店，若邮电各局，若教育界，若慈善界，若医生、律师等业，无不有女子厕身其间。……我国女子倘仍守无才是德之谬说，以求学为不急之务，吾恐非特女子失其自立之能力，即家庭生计、国家经济亦必受其影响。

　　我女界同胞，奈何不猛省哉？”

　　文章从传统观念要求女子“治理家务、教导子女”出发，到当今世局日新，东西各国女子厕身社会各业界两个方面，纵观古今、兼涉中外，说明了新时代女子读书求学、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批评“无才是德”的错误老观念，呼吁女同胞急需“猛省”而求学自强。文章宗旨正切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时代新思潮。耐人寻味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早已达成，而“女子当自立”的话题，仍然并不过时。

　　此文作者后署曰“江苏吴县私立明德女学校高等一年生”，民国初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规定新式小学学制分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原则上，儿童一般6岁起入小学。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从旧的私塾家学，到新的近代学堂转制的新旧过度时代，所以，从实际情况看，进入新式小学读书的学生年龄，特别是女学生的年龄，会比较晚一点。祖母入新式学堂的时间，就比较晚，可能是四年初小后升入高小，也可能是先上私塾，后直接升入高小。根据我表妹在苏州市教育档案查到的资料核实，1918-1921年，即她17岁到20岁间，在明德小学就读高小并毕业，可以说，读高小是比较晚了，而发表此文的1920年，祖母十九岁，应该说又是比较早的。

　　值得一说的，这个明德女学校的创办者是吴仲裔，就是着名物理学家、“中国居里夫人”吴健雄的父亲，学校在吴的家乡太仓浏河镇，吴健雄早年也就读于此。浏河镇离上海只有50公里，虽属于吴县，地缘上却是上海的卫星城。我推测，上面那篇发表在《少年杂志》的文章，应该就是明德的老师甚或就是吴校长，拿到上海去发表的。

　　1921年，祖母从明德女学校毕业，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继续深造学习。

　　这个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我查了一下资料，也是有些值得一说的。

　　民国初年，苏州地界上有影响的新式女校，一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盘门新桥巷创立的女二师，这是公立的，首任校长是苏州女教育家杨达权，学校以“诚朴”为校训；另一所私立的女子学校，是名流教育家王谢长达稍早于1905年创办的振华女校，这一私一公两个女校，一时开苏州女子教育风气之新。杨荫榆女士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毕业回国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此女二师任教，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后来，才去了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另外，吴健雄女士，也是女二师的学生，晚祖母一级1922年入校的，她与祖母可说是明德、二师的双料同学。女二师还有一位有名的女学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女士，她比祖母大一岁，却是学校创立当年1912年就入校的首批学生，三年后，15岁的她奉“父母之言、媒妁之命”，停绌学业，嫁到杭州，当了徐志摩太太，经历了七年不幸的婚姻，到1922年与徐离婚。

　　在女二师时期，祖母留下了两篇文章和一帧图画，分别载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汇刊》第14、15、16期上。它们分别是：

　　1，《梅竹》图画，1922年，如图二，署为“预科生”；

　　2、《与人论文书》文，1922年，署为“本科一年生”；

　　3、《听演讲日本震灾感言》文，1923年，作者姓名下则标为“后师一年生”。

　　图一：《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汇刊》

　　图二：“预科生张一贯水彩画”

　　当时的师范学校，设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所以，有预科生与本科一年生之说。而1923年，似乎应该是升入本科二年级，怎么出现一个“后师一年生”？原来，正是在这一年之前，民国学制又有改变，即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废止壬子癸丑学制，颁布新的壬戌学制，把原来预科一年、本科四年的师范，改为六年制，称为前期师范三年，后期师范三年。所以，祖母的本科二年级就变成了后期师范第一年，故有“后师一年生”之名。根据查得的苏州市教育档案资料可核实，1921-1926年，祖母确实是在省立二女师就读并毕业。

　　《与人论文书》以书信的形式论说为文之道。有意思的是，在提出“夫文为语言之代表，以能说理叙事描情写景为上，而说理叙事描情写景尤以真切为主”之后，作者接着说“如因形式之束缚，而致精神不能自由发展，若骈文、律诗之类，皆非真正之文学也”，认为骈文、律诗，“皆非真正之文学也”。论说可谓之一反传统，大破大立，奇崛新颖。从这里，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传统文学、倡导白话诗的时代影子。

　　《听演讲日本震灾感言》一文，可说者有二。一、演讲者是赵紫宸，即日后甚为知名的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宗教学院院长，也即翻译家赵萝蕤先生的父亲，赵先生时为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二、作者的议论，文中写到，听闻遭此大震灾后，日本教育、实业、商业、交通等一切均照常办事，且超前筹划着新的、更先进的城市建筑，赞誉日本人“勇毅强悍……且将执东亚牛耳”，提醒国人不可不以此警醒，急起直追云云。

　　总结来看，一个高小女学生、一个初级师范的女学生，写了三篇文章，从小处说，堪称逻辑清晰、笔调洗练，是标准的晚清民初论说类散文。从大处说，三文依次表述了“女子自立”“自由求真”“富强御外”等那个时代的思想主题，堪称真知灼见。

　　“大好河山仍还吾”

　　三首诗作，同载《知新》杂志第6卷第1期（1923年），分别是：《赋得山中一夜雨》《竹》《杂诗》三首，也是在女二师的作品。

　　《赋得山中一夜雨》

　　一夜萧萧意，泉声入远湾。

　　如何千点雨，不隔万重山。

　　毓秀苍松色，含滋翠柏颜。

　　红尘从此净，白水自相环。

　　处处烟云密，瀯瀯壑谷间。

　　四围成画本，抚景老僧闲。

　　《竹》

　　幽人乐与竹盘桓，暑日闲来我亦欢。

　　暂借古人诗一句，森森竹里复生寒。

　　前者写雨后山水的毓秀葱翠，兼写心境的悠远闲净；后者写幽篁生寒的夏日竹林，均透出传统的诗情画意。而作者创作格律诗的修养，于此亦可见一斑。

　　第三首《杂诗》，尤为值得一说。全诗如下：

　　沪上甫来黎黄陂，大盗窃国入京畿。

　　人民元首竟堪逐，共和政治自此非。

　　愧有电文报章载，裁兵宪制天下欺。

　　项城走卒无良者，阿瞒后裔已可知。

　　爪牙满布防人讨，更谋结党多树私。

　　世有军人不识丁，总统不识实所稀。

　　中国总统却如此，故尔友邦莫不奇。

　　军人素称爱国者，耶徒玉祥洛阳吴。

　　今忽大变所怀志，低首下心把曹扶。

　　军人扶曹岂足责，沽身议员实可诛。

　　仅为区区五千元，不惜猪仔被人呼。

　　一己名誉固丧尽，中华国体焉有余。

　　且看孙文定粤局，北连奉张浙合卢。

　　义旗共举来征伐，大好山河仍还吾。

　　这首诗一一列举了民国以来军政当局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对之进行分析评说，有的严辞批判，抨击讽刺，有的寄以同情和厚望，最后结以“大好河山仍还吾”，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身份和感情。诗歌发表于1923年，它所涉及的这些民初史实，关涉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冯玉祥、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等人物，可以说，都是鲜活的当代史，是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教科书或课堂讲述的当代历史，这就让人不由得不为作者的政治睿智、洞察力，以及大气磅礴的诗情而赞叹。如此佳构，竟出自一位22岁师范女学生之手！

　　遥望远天，夜空澄澈，那时明月，犹在眼前。以上这三文三诗，让我了解到，读书时代的祖母，实在是一位有情怀、有抱负的才女学生呢！而那个时代一位女学生的散佚诗文，也给我们传递了民国初年学制改革以及学生思想风貌等等时代信息。

　　独力操持一家老小

　　与此同时，感谢苏州博物馆李军先生，代为查到两件祖母的遗物。这是苏博建立之初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祖母捐赠给该馆的。文物账上记录为张一贯女士捐赠 “中华民国会证”（张一贯、钱宾四各一通）、“中华民国会折”（钱宾四一通）。李先生特地传来了文物原件的高清照片。这“会证”与“会折”是什么呢？先看这会证上的文字（“会折”内容相近，意义相同，从略）。

　　图三：中华民国会证“第二期张一贯女士收执；第十期钱宾四先生收执。会证。

　　盖闻管鲍分金，千古传为美谈；患难相济，朋友有通财之谊。刻因正用，爰效蟠桃之举，敬集十位，计会本洋叁佰元整，一年二期，每逢阳历二、八月廿八、三十一日举行，以认定期坐收，毋许变更。预日具东相邀，至期风雨无阻。会外一切，不得纠葛。感荷诸公推爱，玉成是举。请以义始，誓以信终。会证俟期满作废，谨将台衔并认定次序及数目，按列于后。

　　第一期民国二十年二月廿八日收

　　沈仲清太太 应解会洋 四十三元五角

　　第二期民国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收

　　张一贯女士 应解会洋 四十元五角

　　……

　　第十期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收

　　钱宾四先生 应解会洋 十六元五角

　　民国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会首顺芬（钤印）订”

　　会证和会折，其实都是一种经济凭证，一种民间（一般是亲友间）集资、周急的经济方式的凭证。某家遇事，一时有急用，需要周济救急，而所需款项或比较大，不便向一人一家借取，此人便在亲友间，通过协商，发起组织一个类似分散支出、整笔获取的互助会。发起者作为首会，可以先期拿到第一期救急的款项。如图三所记，由沈仲清太太发起亲友十人组成，首会沈太太可以先期收取三百元，此后每半年为期，逢二、八月月末，每人出资，轮流收取；先收取者应付利息，故每期所付较多；依收取顺序的先后，各人出资多少不一；直到十人轮全一遍，最后一人收齐，会证期满作废。

　　如图三所示，1930年8月31日会首发起，在1931年2月28日、8月31日……每半年一例会，到1935年8月31日最后一次，十人例出轮收，前后五年内，沈太太第一、祖母张一贯女士第二……到祖父钱宾四先生第十为止，各人先后收取三百元，本次会证结束。

　　图四：1938年摄于北平东安市场明明照相馆。祖母与子女们。

　　祖母从师范毕业后，即在苏州各小学任教，与祖父结婚时，28岁，是文山小学校长，在当时，可以说是超龄、事业型女子。结婚次年，大伯出生，同年秋天，祖父停止苏州中学教职，北上燕京大学。一年后的1931年8月，轮到祖母收取300元本金时，正是她自己辞去教职，携家眷北上，到北京与祖父会合的时间。在这样儿子出生、工作变迁、家室变动之时，家有急用，获得周济救急，想来是一桩好事。而同时，即1931年秋后起，祖父得聘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职，同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收入应该是渐次增多了。祖母和祖父出资还款或捵足上述例会，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932年5月、1933年1月，父亲与我三叔相继在北京出生。此间，祖父母寄居西城北京大学附近，住过西城潘佑荪宅、后门二道桥、马大人胡同等处，曾先后与汤用彤、向达、刘盼遂、张尔田张东荪兄弟等人相邻。可以想象，作为教授太太的祖母，相夫育子的忙碌和充实生活。

　　值得一说的是，祖父一介书生，埋头教读，一向不问家务、不事生产。之所以列名会证与会折，如图三清一色女士、太太的会员中，祖父列名最后一期，想来是出于祖母代为行事的结果，也可见祖母在家庭生活中独立主事的事实。正是因为这种独立作主的能力，“七七事变”以后，祖父一人先行离开北京随北大南迁，祖母能够一人带着家人，仍然暂住于京城达两年之久。直到1939年暑假，祖母才又率家人离开北平，回到家乡苏州。整个抗战时期，她独力操持一家老小，度过艰难时期。这也正是文章开头一节所说“抗战家书”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