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时代的“孤独将领”：戚继光战阵战术的创新与局限

　　原标题：冷兵器时代的“孤独将领”：戚继光战阵战术的创新与局限

　　关于军阵密度的阐述

　　在戚继光时代，通俗演义文学已经深入人心，各种传统武术流派也纷纷出现。所以经常有人问他，那些用于表演的武术器械表演，能否用于实战？戚继光对此断然否认。他认为这些武术套路都要跳来跳去，而真正的步兵军阵非常密集，没有空间供人闪转腾挪：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

　　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从枪戳来，从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存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军阵中“转手皆难”，可见队列非常密集。戚继光还说过，民间流传的长枪技艺习惯“徊转走跳”，当时军队在单兵操练时也有挥舞长枪的情景，但这都不适用于拥挤的真正战阵，因为密集队列中没有左右挥舞的空间。他甚至指出一些细节：浙江民间枪法习惯抓握枪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实战中如此，则后半截枪杆很容易顶撞到身边和身后的战友，从而无法准确刺中敌人：

　　又如长枪，近见浙江之习，皆学处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军所传之法，亦有回转，但大敌交锋，与平日场上相对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拥而去，从如麻蓬，岂能舞丈余长枪，徊转走跳？若此，则一二丈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阵否？至于中分其半，则又后尾垂带，一为左右挨挤，手中岂能出入？遂乃遇敌而败。

　　当然，战阵也是由单个士兵组成的。个别技艺高超、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其杀伤敌军的概率要比普通战友高得多。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应该给予相对较大的空间，方便其发挥技艺。戚继光在这个问题上也难有取舍。他在讲完杨家“梨花枪”优于别家之后，又说：“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所谓“法欲简”，是指士兵要学的枪法，不能像民间武术流派那样繁杂，一定要简单易于学习掌握；“立欲疏”则是民间武术的特征，但战阵中难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这种个人技艺和全军总体水平的差异，也是冷兵器时代所有统帅都曾面临过的两难取舍。

　　连环画《抗倭英雄戚继光》戚继光“鸳鸯阵”的独创和局限

　　戚继光运用更多的，是他创制的“鸳鸯阵”。其基本原则是，每队有两“伍”；每“伍”五名士兵为一基本作战单位，最前方是盾牌手，他为身后的四人（一名狼筅手、两名长枪手和一名镋钯手）提供保护，五人一起作战：

　　交锋之法，兵在各伍牌后遮严，缓步前行，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筅、枪伸出牌之两边，身在牌之后，紧护牌而进。听擂鼓、吹天鹅声喇叭，交战。执牌者专以前进为务，不许出头看贼，伍下恃赖牌遮其身，只以筅、枪出牌之前戳杀为务。

　　戚继光没提及这五人之间距离多大，但他们都要从同一面盾牌获得掩护，必然甚为拥挤。《纪效新书》中也提及同伍五人全部平行站立的所谓“三才阵”，但没有详细说明这种队列的用处，大概是应付某些特殊情况，如需要拉开较宽的正面，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如围猎、搜山等。

　　当代研究者使用《纪效新书》时需要注意，“鸳鸯阵”中哪些是因袭已久的步兵战阵传统，哪些是戚继光本人的独创。与以往史书中的战例及兵书着作相比，戚继光“鸳鸯阵”的创新之处，就是他重视最基层的五人“伍”和十二人队，每个伍都有盾牌手（兼用腰刀）、狼筅手、长枪手、镋钯手四种战士。这给武器供应、士兵协同训练都增加了难度，不是所有时代的步兵军队都能做到。

　　蓝永蔚先生认为春秋时每个“伍”五名士兵都用不同的武器，以及五人前后站立，应当是从戚继光“鸳鸯阵”受到的启发。但“鸳鸯阵”在很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有其时代和地理特殊性：首先，“鸳鸯阵”的基本训练原则是以多打少，全“伍”五人只能同时对付一到两名敌军：盾牌手提供掩护；狼筅手干扰敌军；两名长枪手分别保护盾牌手和狼筅手，并承担刺杀敌军的主要职能；镋钯手则防备敌军突入过近。戚继光的对手倭寇并非正规军，数量较少但单兵战斗力较高。所以只能采取“以多打少”战术，以一个“伍”对付一两名假想敌。而且戚继光可以用较多的时间招募训练军队、准备武器，这在大规模战争和全面动乱时代都是难以做到的。其次，是南方江浙水网丛林的地理特征，“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势最狭”，大部队无法展开，鸳鸯阵以五人、十二人为基本作战单位，机动灵活，适应复杂地形作战。但在北方大平原上的大规模会战中这种编组形式并没有优势。这些因素导致鸳鸯阵只能在抗倭战争中昙花一现，再没有后继者。

　　戚继光对军阵非实用化趋势的批评

　　军阵的队列编组、变化，本来是从实战需要发展而来。但在汉代之后，军阵演练逐渐成为一种针对百姓的团体艺术表演，使之逐渐脱离实战。汉代宫廷本来有岁终“大傩”之风，由少年黄门子弟（宦官）表演驱逐疫鬼。在东汉时，这种傩戏和皇室礼送驻京士卒还乡的仪式结合。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在岁末之际，且都是一种公共表演性质很强的活动，所以换防士卒会以军阵队列形式参与某些傩戏表演。这体现了军阵操练走向大众娱乐的趋势。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其具体过程为，军队分为步兵、骑兵两支，骑兵在北，象征北魏军，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刘宋军：

　　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这种表演是为了炫耀朝廷军威，同时在节庆中娱乐大众。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与实战无关的因素都逐渐掺入进来，使之成为单纯追求娱乐视觉效果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北魏时期战争较频繁，军队接受实战锻炼的机会多，还不至因表演影响军队战斗力。但在承平较久的朝代，军队缺乏实战检验，会把这种花哨无用的阵型表演当成真正的军阵。特别是自宋代以后，传统武术“门派”兴起，将实战对打技艺改造成近似艺术体操的“套路”表演；同时，小说、评书等市井文学兴起，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将冷兵器战争戏说为个别武艺高超的大将相互对打。军阵也和虚构的神怪传说、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结合，使普通民众（包括士大夫和未经实战的将士）远离了真正的战争经验。

　　在戚继光生活的时代，社会大众对战阵的误解已达到顶峰，京师禁军操练的都是华而不实的队列阵型，以至戚继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队，从头训练。他批评京军操练“日久传讹，习学通是虚套，其真正法令、营艺，无一相合，及临阵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于用？” 有人问戚继光：为何官府平时表演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不能用于实战？他只能正本清源从头解释：

　　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摺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也？是此花法胜，而对手功夫渐迷，武艺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法尚不可用，况异教耶？

　　戚继光虽有从实战经验教训中总结来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对“花枪”“花阵”的警惕与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语境中，难免受到玄学神秘主义，或者披着经典外衣的“伪知识”或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一直注意检讨先入为主、缺乏效验的前人成说。比较他前后两次编写的《纪效新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历程。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35岁时；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戚继光57岁时。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继光自拟“纪效新书目”（即目录），全部篇章按照“礼、乐、射、御、书、数”六秩的顺序编排。这是用儒家传统的“六艺”来比附，实际内容全无关系。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录、凡例中，就抛弃了那种无谓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实战”“胆气”“舟师”等给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记载了戚继光在浙江时训练新兵的一些阵法，其中有类似高分子结构式的“结队法”“结攒法”，就是典型华而不实的“花阵”；《拳经捷要篇》主要是单人武术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类神秘色彩的说法。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则删除了“结队法”“结攒法”阵型和整卷《拳经捷要篇》。

　　戚继光终究未能总结出一整套冷兵器单兵作战和阵法队列的术语、教学体系。但从筹备北方防边（防蒙古）开始，戚继光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的全面火器化，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练兵实纪》，最重要就是主张军队全面火器化。从这点看，他的视野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跨越到了近代。从抗倭时代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提高火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但当时中国缺乏近代的基础科学体系，弹道学、近代化学、制图学等都未出现，根本无法进行标准化的火枪火炮生产，故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之路。如黄仁宇总结的，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 ，完全脱离了他生存的时代。而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仅仅是他勤于总结实战中的经验与教训而已。

　　（本文原题《戚继光对军阵战术的探讨和对世俗观念的纠正》，选摘自《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李硕 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